“每个人的选择影响不了历史，可是影响得了自己”

53岁的香港作家马家辉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龙头凤尾》。这部2016年下半年才出版的小说登上了许多图书排行榜，获了不少奖，包括“深圳书展十大好书”、“新浪年度十大好书”、“《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台北国际书展小说类首奖”等等。

在香港城市大学走廊里的采访开始之前，马家辉拿出一本小册子给我看，上面有哈佛大学东亚系教授王德威给《龙头凤尾》写的评论文章，题目叫《历史就是“宾周”》。在粤语里，“宾周”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在小说的开头，“我”的外公边吃烤熟的牛宾周，边跟“我”大谈香港历史上一位黑道中人“金盆洗捻”的故事，“捻”也是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小说里许多人物的口中会不时冒出“是鸠但啦”这句俚语，“是鸠但啦”是“随便啦”的意思，具体到“鸠”，仍然是男性生殖器。

“历史就是宾周，亢奋有时，低迷有时。以猥亵写悲哀，以狂想写真实，香港故事无他，就是一场龙头凤尾的悲喜剧。天地玄黄，维多利亚港红潮汹涌，作为小说家的马家辉由过去望向未来，兀自为他的香港写下性史——及心史。”这是王德威的一段评论文字，这也是我们的访谈希望达到的目的——通过一些“宾周”、“捻”和“鸠”，进入香港的往事，看一看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如何沉浮。

金盆洗捻

《龙头凤尾》其实是一个意外。它是我原先想写的书的前传。我原来想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在《龙头凤尾》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片段，叫“金盆洗捻”。1967年，有一个黑社会的二把手，60岁了，要金盆洗捻，退出江湖，打算以后不碰其他女人，只对他老婆好。老婆为他举办了一场宴会，请了他以前相好的女人一起吃吃喝喝。宴会上，女人们喝了酒，对他老婆说，姐姐，既然要跟你老公告别，能不能让他把他的“捻”掏出来看看，像瞻仰遗容一样，看最后一眼。他的老婆说，好，无所谓。他把“捻”掏出来之后，有个女人说，我们能不能摸最后一把。他老婆也很大方，说，好吧，摸吧。又有个女人说，姐姐，能不能让我亲下，就算是吻别。老婆吃醋了，很生气，觉得她们得寸进尺，就吵了起来，打打闹闹。混乱之中，这位黑社会二把手失踪了，人间蒸发了。

这是一个好玩的段子，你要把段子写成小说是很困难的，而且也不好看。要段子好看，有力量，就要铺陈，就要把人物二把手，他原来是谁，他老婆是谁，他有没有老大，老大是谁等等，把这些铺陈出来，我就要把故事往前写。

为了写1967年的故事，我一不小心往前写了30年，从1936、1937年开始写起。结果，就写出来一个前传。过程写了23稿，毫不夸张。写到第17稿时，觉得不对劲，就全部推倒重来。

《龙头凤尾》是前传，反而原先想写的“金盆洗捻”的故事可能变成第二部曲，讲五六十年代的香港黑社会。我还计划写第三部曲，讲七八十年代的香港。我跟杜琪峰在谈合作，他希望我把第三个故事写出来，他再拍电影。这蛮好玩的，简单来说，一开始是想写第二部，结果出来了第一部，以后拍电影呢，可能先拍第三部。

第三部打算从1970年代的香港写起。70年代对香港很重要。香港之所以成为如今的香港，包括法治、福利、教育、医疗等等，其实都是在70年代进行了很大的改变。香港原本乱七八糟，到了70年代，来了一个港督叫麦理浩，用了大概十年时间，彻底把香港改变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那么大的格局，那么小的如果

小说写到了很多历史。我对历史感兴趣。过去几年，我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抗战年间的汉奸问题。“汉奸”在英语里叫orperator，合作者，与你的敌国合作的人。我对这些人的心理状态很感兴趣。他们在什么状态下选择与敌人合作？合作过程中做了什么？我大学主修心理学，心理学有个术语叫“认知失调”，行为与想法不一致时，我们要对自己有个说法，需要自我调整，让行为与想法比较接近，才能生活下去，不然会精神崩溃。汉奸是怎么说服自己的？他们的理由经常是：我如果不跟敌人合作，他们会做更多的坏事，我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了我的同胞。真是这样吗？我为此看了很多档案材料。

比如说汪精卫，有人说他不是汉奸，他是用另一种方式爱国。我说，对不起，他当然是汉奸，重点他是个笨汉奸。他以为和日本人合作，就可以保住中国一些好的地方。可是，我们看他与日本人签的合约，一方面，日本人想要的都能得到；另一方面，他拿不到号称要拿的东西，没有替中国取得任何的便宜。

我在看当年的资料时，看到华北的一个汉奸说，我们在华北跟日本人谈判，日本人要十块钱，我们给两块，而汪精卫他们跟日本人谈判时，日本人要十块钱，他们给二十块。这不是判断力有问题吗？当一个领袖，不论是大企业的领袖，还是国家的领袖，失去判断力时，没有资格当领袖。况且，这么重要的领袖变成了汉奸，打击了当时人们的抗战意志。

《龙头凤尾》里写到了张啸林与杜月笙。张啸林说，为什么日本鬼子来了，我们就不能当汉奸呢？以前我们的老大黄金荣在法租界当华人巡捕房的探长，就是汉奸。我和你在公共租界是华人董事，我们和英国人合作也是汉奸，为什么不能和日本人合作？杜月笙说，好吧，二哥，你不走，我走。他来到了香港。我觉得杜月笙除了说不想和日本人合作，还有是因为他人留在上海，是老三。可是在香港，蒋介石给他很多钱，他是老大。他在香港统一了青帮。我希望通过故事写出人的复杂。

台湾小说家黄素云写过一篇文章，评论一位香港作家的作品，标题很好玩，叫《那么大的如果，那么小的格局》。对于过去的历史，我想说的正好相反——那么大的格局，那么小的如果。每个人的选择影响不了历史，可是影响得了自己。

《倾城之恋》难道不是吗？范柳原与白流苏的故事没有改变历史，倒是成全了他们的爱情。大格局下面，你可以选择坚持，也可以改变心意。我对大格局中细微的部分更感兴趣，那才是有血有肉的地方。比方说，毕飞宇的《推拿》，里面讲了很多故事，如果你让我选里面最深刻的一句话，我选的是——“生活就是段子”。所谓段子，就是好笑、荒唐的故事。当然，荒唐里可能有悲剧的部分，但不要忘记，哲学家提醒我们，任何悲剧隔了一段时间回头看就是喜剧。

乱世里面很复杂很暧昧，暧昧有暧昧的好处。比方说，战争要爱憎分明，可是汉奸就很暧昧。当时的香港，有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人、黑社会……大家有各自的身份，也有模糊的界限。重点在于模糊，没有那么坚决地要把立场弄清楚，或者说，立场可以改变。这种暧昧灰色的情况，在我1963年出生到1970年代中期以前，都还是有的。随着香港的发展，制度给香港带来了好处，可是，香港开始形成了“官僚行政主义”，什么都分得清清楚楚，好像你只能做一种选择，只有一种身份，到了现在更是如此，什么都要有清清楚楚的立场。这让大家开始觉得不自在，没有了暧昧性。我在写小说之前，也没有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可是，当我写完之后，才感觉到，我笔下那些暧昧的东西好像在香港消失了，蛮让我有怀旧的感觉。

湾仔的记忆

《龙头凤尾》写的是湾仔的故事。这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打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大学毕业去保险公司工作，找谁买第一份保险？亲人嘛，爸妈、兄弟、姐妹、阿姨、叔叔……你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保险经纪人，在于身边的亲人都买保险了，还能不能继续？这是最大的考验。写作也差不多如此。

1970年代之前，湾仔就是香港的中心。你去问如今年龄比较大的作家，几乎没有人没住过湾仔，都是在那长大的。以前的报社在中环，很多书店都在湾仔。我的书里写到湾仔的一个球场。只要有球场的地方，就有黑社会。球场是年轻人聚集的地方，容易招兵买马。到了晚上，球场周边成了夜市，有夜市就要有规矩，黑社会收保护费，维持秩序。日本人还没来香港之前，湾仔就有青楼了。抗战结束后，那里又变成了酒吧区。这样的地方，当然有黑社会了，有利可图。我就在这个地区成长，许多故事烙印在心里，一点儿也不意外。

西方把黑社会称为地下世界，underworld。地下世界有人管理，有价值观，有游戏规则，奖罚分明。在廉政公署成立以前，香港乱七八糟的，没有章法。黑社会有一个原则：帮忙。胡兰成的《今生今世》写到上海的白相人，也就是黑社会，很精彩。里面有一句话：假如白相人出门带钱，他就不是白相人了。这里隐藏的潜规则是，出门在外，黑道上的人要互相帮忙。

黑社会还讲另外两个字：公道。盗亦有道。比如说，你去抢钱不要碰人家女人。当然，他们的公道是很大男子主义的，男人做主，男人是老大，讲的是父权。香港政府管制没有那么严谨的时候，这些其实是用得上的。民间秩序可以维持，不会真的进入无政府状态。当然，黑社会有自己的一套惩罚系统，这里面很多悲剧。

我的书里写到日本人占领了新界、九龙，香港的黑社会乱起来了，警察也怕了。你能想象吗，英国的警官把香港的华人黑社会老大找来开会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要钱，但不能拿公帑出来，比如，杜月笙的门徒那边调了几万块港币，给黑社会帮派分，答应不杀洋人。有的黑社会还是闹事，上街打砸抢。当然，他们也有报应。日本人怕黑社会碍事，也杀他们。这些故事我有写，但是不够。我比较懒惰，写得很累。这本小说18万字，其实可以写到30万字。

我小时候，面对周围的黑社会，心里很挣扎。一方面是恐惧、担心；另一方面，黑社会看上去很阳刚，很吸引人。小时候，我和我舅舅蹲在大排档前吃东西，后面有两派黑帮砍来砍去，血流成河。

现在常说校园霸凌的事情。我们那年代也有，老师不敢管。老师管的话，下课之后，门外可能坐着几个来报复的黑社会。我上中学时就被同学霸凌过，两个个子高的同学把我抓进厕所，对我身上吐口水。

小时候，很多男生讨厌我。为什么？因为我不怎么读书，和他们一样打麻将、撩妹、踢足球，考试成绩又好，人又帅，女生喜欢我，这让别的男生讨厌。假如那个时候有黑社会招揽我，搞不好我就进去了。但是没有。可能黑社会觉得我个子不高，又瘦，觉得我没有用。我当时对黑社会有迷思，又怕，又羡慕。这可能也是我以黑社会为小说主轴的原因吧。

家辉的故事

小说里，“家辉”会跳出来说话，你问我这是不是我本人？嗯，那是写作上的技巧。有时候我是想将读者情绪带到一个地方，有时候我是想打断读者，跳出来告诉读者，我在说一个故事。这样进进出出会更有感觉，让读者有阅读的趣味，形成更多的层次。对我也是一种乐趣。

小说的真实是另外一种真实。台湾的小说家朱天心朱天文姐妹经常讲的一句话是，写小说是作家把自己的血肉拆掉，来重构别人的生命。或是说，小说家把自己的房子拆掉，用砖来盖别人的房子。我觉得这样的比喻非常准确。

小说中有的故事是我们家族的传说。有时候，你对于家族的很多传说不想去印证。有些秘密不要触碰，万一是真的呢？你能承受得起吗？就像我们家里的某些角落，有脏东西，有时候你拿手电将它清理，但有时候你很懒，不想清理。写作里也有好玩的东西，比如在看档案，很多名字、事件跳出来，我就想起家里长辈说过的历史。这些故事，有血有肉，等于给家族史补充了很多材料，你就会觉得自己跟着长辈们的脚步，重新过了一次他们的生活。村上春树曾经想，自己什么也不干就写作，有意义吗？之后他想明白了，就是I don't care，就是好玩。

不管是长辈、老师还是读者的肯定，对我来说这些都是附加的，主要是乐趣，我最大的报酬已经得到了。希望这些快乐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现在是痛苦期了。假如上一部作品获得了口碑，对自己的要求也会高。前面的快乐越大，后面的痛苦越大，没办法了，这是创作人的宿命。

过去，我花了很多时间写评论、杂文和散文，所写的小说只有两篇吧。一篇是17岁时写的1000字的极短篇，得了文学奖。1997年，三十多岁的时候，我在香港报社工作，香港回归过程中，我是副总编，每天早上看新闻，再把新闻里的事儿编进小说，第二天见报，读者看起来很新鲜。我努力想写出香港回归时的社会心理状况。

在文学创作的光谱里有一个金字塔，大概金字塔的高峰就是诗，然后就是小说，再就是其他类别。所有喜欢文学艺术的人心里都想攀登高峰，爬山的人总想征服一峰又一峰。我到了这个岁数开始写长篇小说，有这个原因。

可是，你不能怪陶渊明为什么不早点归园田居，他总要经历一些生命里的挫败，获得一些经验。50岁之后，我的脸皮忽然变厚了，好多事情突然想通了。我自以为通过一部长篇小说的容量去承载我的一些想法是合适的。我这种人，像广东人说的“火麒麟”，什么都想玩一下。写小说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你拍电影、电视剧、写歌，要牵扯团队、资本、机会，写小说没有，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要有纸有笔，就可以写作。最痛苦的事情在于，不管你有多少才华，你总是要一个人坐下来，一笔一笔写，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没有人能够代替你。

父亲的笑容

在一个公开演讲的场合，我想讲跟父亲的关系，可是，大家都想听黑社会，我就只讲了黑社会。我想讲讲父亲。我父亲是新闻工作者，年少时非常不幸：16岁，父亲去世，17岁，母亲去世，剩下他一个人。读了两年中学之后，有人介绍他去报社工作。他从小记者做起，一天写八个专栏，混到香港最大报纸的总编辑。他没什么机会教我，因为那个年代的报人，一年就放几天假，半夜才下班，有时候吃宵夜喝酒回来，还跟我妈吵架。白天睡到下午两点，又去上班。可是他的身教让我学到三个字，也不敢忘记这三个字：家、责任。他在我的名字里用了“家”字。我父亲当时在那么艰难的情况下，养我妈、姐姐、妹妹和我，再后来，把我外公外婆甚至我几个进进出出戒毒所的舅舅也接回来住，小小的地方挤着十几口人，都是他一份薪水来养。我看着他每天没有怨言，这叫负责任。我自己工作之后，有个外号：稿神。我写了几十年专栏，没有拖过稿。再忙，再辛苦，都要准时。跟我工作的同事，觉得我是负责任的人，这些都是从我父亲那里学来的。

我父亲现在老了，因为以前喝酒没有太注意，身体不好，有一阵子他很虚弱。记得那阵子，我忽然觉得我父亲不凶了，会对我笑，很客气，很有礼貌，不是我熟识的父亲。我觉得那是生命的无力感。他身体不好，让已经老去的小孩照顾他，他不好意思，能够对你笑是他惟一能表达的谢意和拥有的能力。这让我感到高兴，也让我感到难过。

父母亲爱赌，他们从赌博中领悟出蛮多人生道理。命运，有时候是自己骗自己，这些感觉我会点点滴滴写进书里。可是，写完之后，我不敢给我父母亲看，我怕他们骂我，他们会看得出自己。他们知道我在写这本书（《龙头凤尾》），但没有看过，我也绝口不提的。吃饭的时候，他们会说，新小说怎么样了啊？我会说，你们要吃什么？我马上转移话题。人之间，有些东西最好不提，关系越近越不能提。

我53岁了，经验告诉我，人是多么脆弱，不要试探。我猜以后我也会像父亲那样笑吧。我不懂得笑，整张脸都是凶凶的。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我的笑容，那表示我真的需要人帮忙，老到不能再老了。

本刊记者｜卫毅实习记者｜刘明瑶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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