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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蒙古族的彪形大汉推门而入，径直走向谈判桌。两人挎刀已出鞘，另两人扼住出口。三米之内，刀光暗涌。

张军坐在房间内侧角落，近身处是他要保护的江苏老板。对方拖着老板就往外拽，张军一个箭步向前，抬手、踢腿，三秒之内制服敌手。刀光一闪，另两人扑面而来。又几乎是一瞬间，张军躲闪、扼腕，迅速攻击对方命门。随后，张军的两位搭档迅速跟进，与对手隔空对峙。张军夹住老板的手臂往外撤，对方想穷追不舍，以蒙语商量：“把他们截住！”张军本就来自内蒙，行走江湖多年，见此情景，怒目喝道：“你不要这样了！”对方被唬住，张军等人成功撤离。

在张军六年的职业生涯中，2014年8月在中蒙边境二连浩特市的这次突围最接近流血。在行内人眼里，武力是最后屏障，动手即意味任务已经失败。

双方冲突的起因是经济纠纷。江苏老板在二连浩特市中心投资3.5亿建造了一座27层的商住一体大楼，但当地开发商卖掉部分楼盘之后却独吞利益。此地民风彪悍，警力薄弱，江苏老板雇张军及其两位搭档贴身保护。在一次不可避免的见面中，对方终于露出了真刀——虽然在张军眼中，如果人类真的可以剥除恐惧，那么再锋利的匕首也不过是纸片。

“不恐惧是不现实的。” 2016年10月底的一个晚上，穿着黑色棉袄、留着板寸头的张军坐在天津郊区的一家火锅店里，语气急促，“几个人一进来，场面就很恐怖，我心里做好了准备，告诉自己不能恐惧这个事情……”

“恐惧人人都有，谁也不是神仙。但是暴露弱点，不是什么好事。”在网络上被封为“中国第一保镖”的李旭说。

李旭 图/刘浚

公开资料中的李旭是美国政要保护学院成立以来的第一位中国学员，从事保镖职业近二十年。在他的脑袋上，砖头、铁锹、斧子、飞镖留下了形状各异的疤痕。他乐于叙述那些惊心动魄最终又大获全胜的故事，却对自己的喜怒哀乐轻描淡写。他甚至拒绝透露自己的确切年龄，因为“对于敌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信息”。但他描述了一个至今耿耿于怀的梦。

很多年前，李旭在土耳其边境服务一名外国军火商人。一到当地，他就被派发了一定量级的武器装备并被告知这次行动可能会有武装冲突。身经百战的李旭十分清楚，装备的级别往往与危险系数对等。

当夜他不断做梦，梦里硝烟弥漫，到处淌着鲜红的血。他梦到自己犯下了低级错误导致全组被伏击、委托人被劫持，内心的负罪感又逼迫他孤注一掷地去救人。就在激烈战斗之时，他突遇冷箭，惨遭割喉，头颅坠地，当场毙命。

梦中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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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剃刀边缘，这份工作始终无法规避风险。

在公众的认知中，保镖介于黑白之间，连结权威、财富、斗争以及暴力。自入行之日起，他们就以贩卖自己的侦查和格斗技术为生。而根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教授郭太生的理论，“安全需求不仅体现在免除现实的危害，更重要的是免除主观的不安全感”，那么在这个链条的核心，保镖们输出的不仅是后天习得的技能，更有理智、勇敢等心理素质。

“社会变迁导致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带来了人类对安全的忧虑，传统的人身与财产安全需求的狭窄范围，已经被综合性、全方位的安全需求所取代。”

郭太生教授曾对个体安全保障机制的完善有长久的观察。他认为中国人的安全需求内容正在扩大。

入行十年的保镖崔进伟也很看好行业的未来：“有钱的是真有钱，没钱的那是真穷。以前说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再带动另一部分；现在是一部分噌噌地往上走，另一部分原地不动啊。第二，犯罪手段越来越高明了，跟踪、窃听，都能知道你随时在哪儿，导致这个社会离不开我们了。你做贴身保护不可能找俩保安吧？”

崔进伟来自江苏盐城，目前生活在北京怀柔。他不挂靠任何平台，也已很少服务于需要24小时贴身保护的老板。平时如果没有任务，他就在健身房做格斗教练。2006年入行时，崔进伟对保镖职业一无所知，“根本没计划、没有风险评估，就是撑场子、看场面，老板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以武力活动为主。”

1990年代初，习武出身的李旭进入保镖行业时，策略同样“古典”。当时，四处流传着一夜暴富和一夜破产的故事，李旭经常为不同的老板处理三角账纠纷。

李旭曾服务于一个北京老板。在他执行其他任务时，老板遭绑架，对方勒索几百万。李旭赶到现场，躲在大厅斜对面观察，发现十来个五大三粗的男人正架着老板向旋转门外的汽车走去。他快步往前，双肘将两个男人撞开，冲到老板面前，揪住头发就往门上撞，语气凶狠：“兔崽子往哪里跑？欠了我的钱什么时候还？我弄死你！”李旭趁乱拽着老板金蝉脱壳，最终打赢了这场以一敌十的小型战争。

“为什么司马懿不敢贸然追？因为诸葛亮退兵是有章法、有技巧的。”李旭乐于以兵法解析战术，认为“百战百胜不是最好的将军，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

“李旭在我们行业属于前辈了。但是他的一些行为，我总是说他要适应一下现在的时代。”博警保镖公司创始人释行风说。

2013年，释行风和李旭曾一起做客一档电视节目，为公众示范如何保护遇袭的委托人。“当时的保护对象是一个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女孩子，他就直接把人家推飞出去了。私底下女委托人跟我说，要是平时她会生气的。”释行风补充道，“我是提前把这个危险解决了，不会触碰到委托人本身。”

博警保镖公司创始人释行风

官方网站上，博警宣称自己是国内公认的保镖行业第一品牌，同时也是中国首家禅武一体的保镖公司。但在采访的一开始，释行风就单刀直入地说：“不建议别人称呼我是保镖。”

他将这种排斥归因于大众对保镖认知的错位。“2008年，我们在最初发展的时候，大家都把我们当作打手。真正的保镖其实未必是大家想象中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在保护一个委托人的时候，要对未知的危险进行评估，这很重要。”

李旭认同释行风的说法：“救火和防火，后者更重要。”

对于防火的执行者、正处于行业金字塔底端的普通保镖张军而言，日常工作和生活并没有那么惊心动魄——或者说，他所做的一切，都在竭力避免这种惊心动魄。

“你一秒钟也不敢放松，精神一直是紧绷的。”张军说，“正因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所以要做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准备。”

从2010年10月至2016年6月，张军服务过八位老板，其中有三位是24小时的贴身保护。在业内贴身保护被视为最基础、性价比最低的工作。张军月薪一万左右，每天的任务是保护老板的人身安全，内容包括检查门窗痕迹、排查窃听设备、评估出行风险等。他需要知道老板几乎所有的信息，比如桌上的水被动过，他必须查清原因。用行话讲，他是物理隔离的那层膜。当然，在一些笃信物尽其用原则的老板眼中，张军还必须利用零碎时间履行拎包秘书与司机的职能。“卖身契”一签一年，他鲜有休闲时间，即便是理发，他也必须告知老板离开和返回的时间。甚至有时上厕所，他都会提心吊胆：老板会不会突然有事儿？

“没有自由。” 张军说，“每天出任务的时候，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不犯错误，我就是成功的。不指望老板每天夸我，少点我的名就好了。”面对突发的险情，张军能展现出蒙古汉子的狠劲儿，可身处安全区域时，他反倒有些茫然失措。

“保镖真的越做越害怕，越做越胆小。这件事我真没想到过，原来是把这个安全感给了别人。”他说。

3

张军生于1987年，个不高、人不显，抬头纹很深，抽烟时蹙眉，沉默时眼睛聚满冷硬感。他一度孤勇，对花花世界有蓬勃的欲望。

2008年，张军从部队退役，回到了家乡内蒙古通辽市。在他的描述中，这座内蒙东部和东北西部最大的交通枢纽城市粗犷凶悍，即便是现在，也依然活跃着明码标价的江湖事：挑断人的脚筋一万五，打断一根骨头五千到八千。

张军曾在“道上”混过，更确切点说，是在夜店看场子。起初，他是夜店的服务员，往包厢里端茶送水，一个月挣800元，看见这帮镇场子的人都要恭恭敬敬叫“哥”。有一天，一个叫南哥的人相中了张军，允诺月薪五千。张军自幼家贫，小时候吃饭从来都只有咸菜，想吃油饼、想蒸馒头都要等逢年过节。初中毕业之后，他就没有继续上学。他知道南哥背后是黑社会组织，但还是去了。他剃了光头，穿上了当时流行的舒马赫赛车服，开始了一个月干六次架的打手生涯。

“钢管、刀斧，真打！你不是摆个样子，站在我身边就行了。比如今天晚上外面有几个人打架，作为一个小弟，你不上，明天就要被撵走，因为你没有价值。跟保镖相比，他其实更危险，因为没有理智，没有法律。”

多年以后坐在记者对面，张军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侧着身子讲述千钧一发的江湖往事时，语气冷静又残酷。深秋时节，茶水凉得快，他又一次次地起身倒热水，然后在热水浇灭烟头的短暂的扑哧声里保持着沉默。看着窗外摇曳的黑树，张军突然话锋一转，说那段日子像初恋，有憧憬，也有幻灭。

他想试试能不能跟着一个好大哥，“哪怕前方是危险的，我也想尝试一下。”他没看过香港系列电影《古惑仔》，也不觉得打打杀杀的生活有多么热血——他惟一怀揣的是一夜暴富的企图心。在老家，张军有个兄弟，原本一无所有，蹲了两年监狱出来，结识了一些“道上”朋友，不到三年就开上了奔驰。“他翻身很快，对我影响挺大。”

但在这样的幸运来临之前，张军又听说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一个小弟为了老大把对方砍死了，结果老大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小弟则杀人偿命。

张军内心的怀疑开始发酵，直到有一天南哥说要给他配备一把俄罗斯走私过来的92式手枪。他意识到自己要被重用了，可他越想越不对劲：“我的价值是什么呢？”

“往前冲，以命搏命，再走一步就难回头了。”

张军选择了退出。他删除了工作中所有人的联系方式，回到农村结婚生子。

就在那几年，私人保镖因接近财富、工作神秘，逐渐成为了很多人热议的话题。在一些新闻报道中，私人保镖的薪水十分诱人：年薪20-30万，顶级保镖可达百万。

“我不想以后我的孩子说，我爸爸一辈子都是老农民，是没有出息的人。”张军说。他做物流，每月挣3000块，但看着农村几十年没有变化的土路，他有种一夜白头的绝望。他咬牙切齿地离了婚，将四个月大的儿子留给了母亲照顾，独自到北京闯荡。

“就是为了钱。”还在张军打打杀杀的时候，小他三岁的崔进伟就以3600元的月薪在上海开始了保镖生涯。崔进伟从小练拳，因不爱学习，2006年初中毕业后便不愿再去学校。但他一度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做拳击老师，自己脾气太急；做保安，工资低又没奔头。直到有一天，崔进伟在网络上看到了保镖招募的信息，“钱挺好，还能跟着老板吃喝玩乐。”他觉得机会来了。

张军和崔进伟都觉得自己不会再回家乡了。一切似乎都沐浴在远大前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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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1日，距离天津市宝坻区中心大约25公里的一个旧体育馆内，天骄国际安全学院第25期学员的四周课程正进行到一半。

按照行规，这是远大前程的开端。张军的从军经历、崔进伟的拳击基础都能为他们成为保镖加分。但要获得职业准入资格，他们必须参加这样的短期培训课程。

天骄国际安全学院，学员们训练如何正确使用枪械以及用身体保护老板

红绿色块的塑胶场地，悬挂四周的黑色沙袋，场馆远端的搏击擂台，与招生广告中欧式巴洛克建筑画风不同的是，这里的一切都显得朴素又粗硬。写有“天骄安全学院”六个字的木牌低调地悬挂于体育馆外，大门右侧二十米就是连绵的荒草。除了学院员工经营的火锅店和小卖部偶有顾客光临，这里人迹罕至。

在天骄，创始人陈永青是毫无疑问的核心。他出生于1980年代初，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红色绒线帽里留着不对称的时髦短发。他声音粗犷，有浓重的东北口音。

因为不喜欢在体育馆上课，陈永青就把理论课程的教室搬到了火锅店。啤酒冰柜旁一块两平方米左右的移动黑板，就是他平时上课的基本道具。在他全权把控的教学体系中，28天这样构成：第一周以理论基础为主，第二周训练杀手思维，第三周是回应杀手，第四周则是实战演习。招生简章显示，天骄学院2015年10月10日起实行公开免费培训，但普通学员仍需缴纳置装费、住宿费、伙食费等，共计12800元。

“28天就是敲门砖，一个选拔的过程，有天赋、耐得住寂寞，好像日本的工匠一样，有三五年，才敢说保命。”陈永青承认28天培养保镖几乎不现实。据他介绍，天骄学院三分之一的学员并没有“成为保镖”的目标，而是“为了保护自己来学格斗技巧”。

课程内容也主要由陈永青本人负责。他最为人熟知的经历是：2010年就读于以色列国际安全学院反恐及要员保护专业，也曾在多档综艺节目中普及保镖这一职业。2011年1月初，陈永青以男嘉宾的身份现身婚恋节目《非诚勿扰》，提出了自己有两个目标：一是让自己的企业成功上市，二是筹拍电影《中南海保镖2》。不过他被24位女嘉宾灭灯，未能牵手成功。

同行释行风曾这样评价：“如果没有陈永青，也许这个行业不会推广这么快。我认可的不是他的人，而是这种毅力。”

“我有一点营销天赋。”陈永青说，他很早就展现出商业才能。

2008年陈永青从部队退伍，虽未马上找到工作，但他目标笃定：一定要做买卖。他发现，广东出厂价为一两百块钱的彩屏手机在东北农村能卖到一千，于是就花了5000块钱从广东进了一批货。他推出以旧换新的促销方式，赚取旧手机和新手机之间的利润差，一天就挣了两万多。陈永青天生自信，野心勃勃，不甘被困在小地方，于是拎了个手提箱又到了北京。他脑子活络，跑到北大青鸟学习软件，想做“《时尚芭莎》这样的杂志和58同城这样的网站”。

“就想创业，从来没想过打工这件事。”陈永青说。本着向高端人群学习的目的，他来到一家保镖公司面试，发现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市场空缺。几个月后，陈永青创立北京天骄特保安全顾问有限公司，开始在这个行业展现他的“营销天赋”。

2010年，陈永青学意识到，得去以色列镀金——多位行内人士透露，有国外培训背景或是在国外执行过任务的保镖，将获得更多委托人的青睐。

在特拉维夫的第一天，陈永青就意识到了以色列人的专业和严谨。教练见他戴着鸭舌帽列队，就迅速将他扳倒在地以示惩戒：“把帽子摘了，否则你看不到上面的危险。你会有盲点。”

因为不会英语，陈永青以每天180美金的价格聘请了一位曾在中国生活过三四年的翻译，但直到离开以色列，他才意识到翻译的水平非常有限。临走前，翻译握着他的手说：“我们的可（友）谊天长地久，欢迎你下次再来以色列。”

“友谊都翻译成了可谊，把我气得呀。”陈永青感叹，“真谛你真学不到，学习的人一定要充分发挥想象能力。”

虽然陈永青偶尔也会怀疑自己当初所学，但在天骄学院的日常教学中，“以色列”依然是高频词汇。

“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按照以色列人的理念，一定要学会怎么杀人，才能学会怎么保护一个人。”陈永青说，“中国没有真正的保镖。很多保镖公司谈论的观点是敌人在哪里，但是大家没有正常的逻辑。怎样发现敌人？你得先成为敌人。”

“这种思维训练难吗？”

“这不是我们用一周的时间、不吃不喝地来训练这个东西吗？无数次做方案，无数次再推翻。”陈永青大笑，声音沙哑但自信。

天骄国际安全学院院长陈永青

半小时之后，40位学员穿着印有“天骄安全学院”字样的深色校服从火锅店的后门走了进来。他们体形高矮不一，背景参差不齐，既有三十多岁的、体格健壮的拳击手，又有18岁的、细皮嫩肉的中学毕业生。

他们坐在火锅店的木凳子上，拿出笔记本，毕恭毕敬地看着校长陈永青。

陈永青让大家提交了上堂课留的作业：杀手有哪些方式潜入一个安保严密的珠宝拍卖会现场？学员分成进攻组和安保组，提出了使用爆炸物、携带汽油、控制无人飞机等多种方式，被陈永青一一否定。

十分钟以后，全部学员的理论课变成了体力课：因为没有答对问题，他们被罚扛轮胎绕操场一周。

陈永青公布的标准答案很简单：制造混乱。

5

这行很乱。这是接受采访的数十位从业者及保镖公司负责人所能达成的最大共识。2007年，中国保镖协会曾在北京成立，但在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主管的中国社会组织网于2016年10月曝光的第十三批“离岸社团”“山寨社团”名单中，这一协会又赫然在列。

没人愿意认领混乱。所有人都在滔滔不绝地强调自身的规范性和专业性，但对“谁在制造混乱”这个问题的回答含糊不清。

博警保镖的学员在雪地中进行擒拿搏击训练

“公司想的是怎么把我卖出去，怎么赚钱。”曾经挂靠在两家保镖公司的崔进伟说。

据他的观察，目前市面上挂靠在公司的保镖和自由保镖的比例大约是六比四，只有拥有一定经验和阅历的保镖才有选择的权利。

2010年，时年20岁的崔进伟被所在的保镖公司派往非洲西南部国家安哥拉执行保护任务。他月薪六千，主要职责是保护在当地做工程的中国老板。当时的安哥拉充斥着抢劫和枪击，平均每个月都有几名华人被杀。情况最恶劣时，当地黑人堵着不开门的华人点煤气罐，一把火把里面烧了个精光。

崔进伟在安哥拉的第一个月就意识到此地凶险。当时他陪委托人去和另一个华人老板谈合作，未料两人一言不合，开始大吵。对方带的黑人保镖直接用上了膛的步枪对准了崔进伟及委托人。崔进伟心惊肉跳，不断告诉自己淡定、淡定……终于，他发现黑人脚下有烟头，赶紧示意搭档递上好烟，劝所有人都冷静。

“他一抽烟，枪就挂脖子上，枪口就朝下了，万一擦枪走火也是冲地上了。”6年以后，身高1米78、体重达110公斤、满身肌肉的崔进伟坐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里讲述安哥拉经历时，依然心有余悸。“以后再谈判，我就会想，会不会和那次一样啊？”直到一年以后，他登上离开安哥拉的飞机，那种如影随形的强烈焦虑感才逐渐消失。

此时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恐怖：他九死一生的命其实一直都没有上保险。

“我曾经待过的公司说给我买保险，合同上都有写明的，可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什么实质的证明给我看。当我需要公司给我撑腰的时候，公司根本不管我，”崔进伟重复道，“没买商业保险的事太大了。”

在同一年，参加完短期培训课程的张军加入到保镖大军。他有很多梦。比如赚了50万怎么花？买一台车，然后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溜一圈。

和大多数新人保镖一样，张军挂靠在一家保镖公司，被委托人挑中之后，由公司老板同委托人商定服务价格，他拿固定月薪。通常来说，这笔月薪不会高于公司老板抽取的佣金。根据崔进伟十年的职业经验，大多数保镖公司提取的佣金在60%至70%之间。

曾经有一个浙江老板想以年薪20万的价格单签张军，但因为保镖公司老板的种种阻挠而未能成功。张军至今没有跳槽。

在委托人、保镖和保镖公司之间，共同体与对立方依利益关系而时时变动。

从物理距离角度而言，私人保镖是同老板最近的人。张军一度因此而获得成就感，并对自己的职业充满感激，“它带来了上流社会的尝试。”他和老板一起吃保姆做的饭，住和老板同等规格的VIP套房，老板从毕恭毕敬的员工们面前走过时，他是那个为数不多的近身者。在二连浩特带领老板成功脱险之后，他得到了两万元的奖赏。

“我看见过一些花天酒地的有钱人生活，相比之下自己的差距太大了。”张军感叹一些朋友开了眼界后就开始变得虚荣——在执行完第一年的任务之后，很多人迅速给自己买了一个假的爱马仕皮包。

物欲滚滚而来，丧失抵抗者便开始对老板的软肋下手。

“（保镖也可以）瞬间成为敌人，威慑力特别大。”陈永青讲述了一个保镖要挟老板的故事，称他代表了很多“没有经过培训的保镖”。此人以六千元月薪为一个老板服务了六年，知道老板的每一个信息，被解雇时要求老板支付20万的“分手费”。

“老板给你买房买车是额外的，有了你高兴，没有也是应该的。很多年轻人哪有这么高觉悟？现在很多人工资谈不拢，就跳槽了。保镖去哪儿你都是保镖，就是挡子弹的。”陈永青说。学员在天骄受训之后，陈永青会挑选其中的优秀者签订一份五年的合约。他认为保镖的可靠要比忠诚更重要，“前者讲专业，后者谈感情。”

“我们招收保镖的条件是热爱这个行业，而不是热爱钱。你要是赚钱来了，我们可能会短期用你，因为你短期内可能不会越界。当你快越界的时候就会被淘汰。”李旭说，“一个人有钱之后流露出那种洋洋得意的傲气，一看就是不靠谱的，因为他对金钱有过大的喜悦的话，他就是不安全的，他会有更大的金钱欲望。”

目前，李旭经营着一家叫九命的保镖公司。“猫有九条命，寓意保镖的生命力顽强。”李旭称自己主要遵循美国和英国的战术，因为“英美的安保是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的”。在他过往25年的经验中，保镖的风险不仅来自保护对象的敌人，有时候还来自于保护对象本身。

早年他遇到过一些老板，没请保镖时非常低调，请保镖之后像换了一个人——“觉得有了钱不能白花，得惹出点事儿来。”有一些老板耍赖，几个月不给保镖发工资。还使用旧版人民币时，有老板在一沓百元钞里夹一些十元钞蒙混过关。有一些老板明明有了麻烦才来找保镖，在签合同时却对此遮遮掩掩，结果出任务时保镖们才发现佣金和危险系数完全不对等。

“你是在和比你更高明的商人作斗争。你随时都会被拿下，或者被放进一个局中。”李旭感叹，“这行饭不好吃，人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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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行六年，张军被裹挟于他曾以为的那种远大前程里。

他踩着灰色的平衡木走，在正义和不义之间摇摆。

2015年，张军曾经短暂服务于老板A，工作内容是跟踪欠债的老板B。他和搭档分别开一辆车，搜集跟B有关的一切信息：他的行程如何；他每天在见什么人；他有哪些住处；他用哪些手机号码与外界联络。张军曾经扮演快递员确认他的住址，到物业查看他的车位，无数次用陌生电话确认他的身份，甚至每天都会在电梯口等他。有一次B去茶社喝茶，张军尾随而入时遭到服务员阻拦，他灵机一动说：“我是B老板的司机。”

“服务员一张白纸似的，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张军说后来这场跟踪逐渐演变成了恐吓，他和搭档曾用两辆车去夹击B的女儿，眼看对方就要报警，他们才撤离。张军听命于老板，“每天都跟着，有点忽隐忽现”。他自认是个性情中人，有忠诚没心眼，但贴着灰色边缘地带的事情做多了，他内心开始生出不安。

“现在我只要是离开熟悉的环境，就会特别警惕。”张军说。他觉得自己得了被害妄想症，有时候独自走夜路，他都会三步一回头，反复确认自己有没有被跟踪。“以前觉得无所谓，谁敢打我？现在很多东西都知道了，这个职业做得越久，心里边会越害怕。”

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保安服务管理条例》将个人随身护卫纳入了合同制保安公司的服务范围，使这一主要对象为个体需求的服务项目得到了行政法规的认可。但在法律和道德面前，很多人依然会在“为”与“不为”之间徘徊。

2009年，崔进伟接过一个活儿，保护一个拖欠工程款的老板。年底时，没拿到工钱的农民工缠着老板要钱，老板一激动就把崔进伟和其他保镖推到农民工面前，说：“我雇你们干什么的？”一个保镖“挺身而出”，抓住一个农民工就往外甩。

晚上，崔进伟躺在床上，越想越难过：我们家境都不是太好，爸妈也都是干活的，将心比心，人家不过是想要回自己的汗水钱。“我良心上过不去，”崔进伟此后没有再接过类似的工作，“我不想被老百姓当成打手。”

以前有朋友带崔进伟参加一些饭局，一听说他是保镖，就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有人说你吃香喝辣，也有人说你不过是老板身边的一条狗。

博警保镖特训营学员进行商务任务执勤训练

“心里不舒服肯定会有，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这都是要承受的。在国外，保镖与医生、律师等职业一样，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是被人尊敬的一个职业。而在国内，由于保镖业的不规范和从业人员素质的良莠不齐，导致了人们认为保镖就是打手，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之一。”崔进伟说。他正在努力做一个出入高档场所时不让委托人尴尬的绅士保镖，“有极强的法律意识，有很强的团队精神、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既强壮又文雅”。

7

周转于不同老板之间，张军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自我的演员——演一个没有家庭、了无牵挂的人。他很少结交新朋友，也很少往家里打电话。“你一说有孩子的话，很多老板会不愿意找你。”

逢年过节，其他做销售的同事都回家了，老板问他：“你要回家吗？”张军答：“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打点钱就行了。”

“我的工作和销售不是一个性质的，对吧？我不能跟老板说，我家里有孩子，我几个月没回家了，我特别想回家……跟老板贴得太近了，自己喜怒哀乐都要收好，必须自己去消化。”张军说他自卑，“一个人干净利索，要有个孩子的牵挂，就觉得自己在老板面前抬不起头来。现在很多人在北京工作，其实有老公有孩子了，去面试还得说自己是单身，进入管理市场的时候不都这样吗？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有孩子的父亲。有时候自己想着会生气，可是既然一开始没有说，后来就不想说了。”

张军在意老板的看法，他需要从老板的认可中获得自我价值的认同。他帮老板做安全保障，也帮老板订机票订酒店——在很多同行眼中，这些琐事严重损害了保镖的专业性，但张军说他得生活。

“如果酒店的地理位置没有严格按照老板的标准来，你肯定挨批。”张军这样描述在老板身边的感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崔进伟理解那种感受，在他服务过的二十多位委托人中，有80%都是暴发户，“脾气特大，暴躁，有一件事没有做好就会大骂。”

张军一年里和同事在一起的时间远超家人。他常年漂泊，几乎缺席了孩子成长中所有的重要时刻。有一次他回家，孩子问他：“我是从奶奶肚子里出来的吗？”张军抹眼泪，自知亏欠了母亲又亏欠了孩子。

他自卑于没有读过书，觉得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武夫，因此心里憋了一股望子成龙的劲儿：孩子是所有的希望，他必须要上大学。但他不知道等孩子长大之后，是否会理解他。“不理解也是他的事。我没话说，还早，走一步看一部吧，没办法，毕竟很多事情已经回不去了。”

“现在不管做什么危险的事情时，我都会考虑，如果我不在，或者我没有能力养家里，孩子怎么办？”

这是张军的软肋，但因为特殊的身份，他必须与之搏斗。

不久之前，有年轻保镖问过李旭一个更尖锐的问题：“现在如果有人绑架你的家人或者孩子，你会有恐惧吗？”李旭答：“我很早之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会很悲伤，但我要控制自己不会痛哭流涕、不会丧失抵抗。我要做的就是战斗。”

李旭的家人真的做过自己被挟持的梦，醒来问李旭怎么办。他答：“如果对方是真正的敌人，真的想攻击，那么你生还的几率很小。”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棋子。你这颗棋子保护别人，但你知道其实没人保护你。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你只能尽量自己伪装好，因为你失利的时候没人救你。”李旭说，“所有克服软肋的训练都会伤害自己，你必须摧毁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比如人在失去所爱时的恐惧、怯懦和悲伤。而所谓增强承受力，就是让你去适应这种破坏以增加实战中的生存机会。”

李旭很早就丧失了安全感。小时候上学路上，经常有大孩子拦路抢衣服、帽子，如果反抗就会遭到毒打。也正因此，李旭从小就随身带刀，并拥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在李旭看来，幼年经历使他对危险产生了一种近乎本能的敏锐，而在安全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保镖则是依靠一步步的训练才实现了“被强迫的警觉性”。

“我现在坐在这里跟你聊天，两只耳朵的用途其实是不一样的，”张军突然略带歉意地说，“实际上我一直在听外面的动静，总觉得会有危险，而我要防止这一切发生。就是这种职业给我害的。”

他将之视为一种隐秘的缺陷：自己已经丧失投入的能力。他想逃，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去哪儿。

“我这几年本来兴高采烈的，但是现在磨得……像牙齿一样已经被磨平了，感觉自己已经老了，找不到太多新鲜事儿去做。”29岁的张军说。

2013年冬天，张军用之前的积蓄和做保镖挣来的四十多万块钱在老家买了一套九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为此他回了一趟家，在机场看到了八年未见的南哥。南哥开了一台路虎的车在机场接人，一身黑衣打扮。张军猜他还在做夜店的生意，想了想，没有上前攀谈。

在30岁来临之前，谁都没能改变命运。

在灯火璀璨的街头，张军经常想起儿时在农村玩过的游戏：在地上画个一圈圈往里收的圆，一个小朋友在外面拿玩具手枪瞄准了射击，另一个小朋友顺着圆形的跑道往里逃，只有躲过每一次攻击又抵达了中心点，他才算顺利地活了下来。

他曾善于攻击并经常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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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2日，周六。寒风从西北边的蒙古高原长驱直入，北方已入冬。天骄学院的学员们迎来了本周的聚餐时间。他们在空地上支起烧烤架，串起从附近农贸市场上买来的牛肉丸和土豆，推杯换盏，各怀心事。

一个在部队做过几年勤务兵的年轻人谈起他对未来的畅想：“我想做保镖，因为能跟在老板身边。我可不是跟老板去学怎样花钱的，我是去学怎样赚钱的……做一年，以后才能自己做生意。”

校长陈永青正在不远处跟格斗教练低声交谈，他不用听也了解学员的心思。七年前应聘保镖公司的时候，他也是这么想的。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军为化名）

本刊记者丨徐雯  实习生丨杜佳静 郭钰

编辑丨张雄  lostbox@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