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联盟党报：贵州日报）

在贵黔大地上，有一场在历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地位的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若干年后，对那段历史是这样评价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历史，就在这里转了个弯。

遵义会议会址坐落在子尹路上。匾额上金光闪闪的“遵义会议会址”几个大字，是毛泽东唯一为革命纪念馆题写的馆名。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的遵义会议，是在柏辉章的旧宅召开的。旧宅主楼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建筑，一楼一底，青瓦灰墙，上下两层均有回廊，廊柱上砌拱券，东、西两端有转角楼梯，屋顶保持中国传统样式，窗上镶彩色玻璃。二楼东侧呈长方形的客厅，就是遵义会议主会址。

在遵义纪念馆，我们看到了该馆制作的一个3D模拟情景剧，还原了当年遵义会议期间剑拔弩张的情景——

第一天，博古作报告，将红军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太强大。但他的报告并没有得到认同。敌人一直都很强大，前4次反“围剿”为什么胜利了呢？张闻天随后作了一个多小时的“反报告”，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

第二天晚上的会议，毛泽东第一个要求发言，矛头直指李德，谈出了问题的实质。

对于行军打仗，没有谁比总司令朱德最有发言权，他严肃地说：“有什么本钱，就打什么仗，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一向沉稳的朱德，还说了一句当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伍修权在《往事沧桑》中这样记载：“朱德在刘伯承的发言后，向大家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就在这时，王稼祥从担架上支着身子，坚定地说：“同意总司令的看法，我再重复一句，错误的领导必须改变，‘三人团’得重新考虑。”几十年后，毛泽东回忆起遵义会议中王稼祥对自己的支持时说：“是他投了我关键的一票。”第三天的会议，周恩来主动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全力推举毛泽东参加军事指挥。

今年80岁的遵义会议纪念馆研究员费侃茹，为了研究3天的遵义会议，已经研究了足足30年。他认为，“遵义会议所形成的决议，不是‘一言堂’、一团和气，是广泛讨论、民主集中的结果”。

从1982年任纪念馆副馆长开始，一直到现在退休近20年，费老的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对那段红色史实的追寻。“遵义会议这三天，是我一辈子研究的题目。希望有人能替我继续走下去，把这段历史传承下去。”费老真诚地说。

【统筹】洪奕宜 曾妮

【采写】洪奕宜

【摄影】罗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