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足两米宽的小巷、密布的“接吻楼”、贴满小广告的墙壁、搭着衣服的凌乱的电线……在城市中心密布的混凝土塔群边缘处，总有一些这样的“苔藓”散落在周围。其中有一些却摇身一变，转而成为了当代中国千万富翁的聚集地。在中国，它们有一个特有的名字——城中村。

城中还有村！

错落有致的楼房、宽敞的马路、来往穿梭的车辆是农村人认为城市应有的特征。而微风轻拂金色麦田，牧童骑牛赏落日则是城市人对农村的美好畅想。城有城的格局，村有村的意境。在这种广泛的认知背景下，“城中村”这个把城市和乡村紧密集合在一起的名词，就显得颇有几分魔幻现实色彩。

很多“80后”在小时候被问到有什么远大理想时，“建筑工人”作为辛勤劳动伟大职业代表，无疑是热门选项之一。然而等他们真正长大，却惊讶地发现，他们小时候的理想真的是过于“远大”了——“建筑工人”这一职业已经悄无声息地从中国大地上几近消失了。

从1990年代初开始，成千上万的人从农村涌入城市务工。对于这些收入较低的进城务工人员来说，便宜的租金永远是他们在租房时的首要考虑因素。在城市的发展初期，自然村还散落其间，村民从浩大的务工潮中看到了商机，纷纷把原来一两层高的房子翻修成六七层高的水泥房。为了使房子面积更大，获取更多的租金，村民们甚至会从二楼挑梁出去，独特的“握手楼”、“接吻楼”景观由此形成。有的城中村建筑密度达到70%以上，甚至达到90%。城中村狭窄的通道终日沉陷在“一线天”昏暗的阴影中，即使在白天，人们待在室内也需要开灯照明。

路边的菜市场、街口的馄饨摊、小卖部和小超市里传来的是流行歌曲《小芳》……行走在城中村时，仿佛时光流转，回到了1990年代的中国城市。在时代的发展中，城中村既表现出它城市化的一些特点，又保留了作为一个“村”的固有特性。如果撇开逼仄的建筑格局不谈，城中村的楼房外形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在城市兴建的单位福利公寓确是极为相似的。可见，城市的节奏和气息确实对于它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而另一方面，作为封闭传统固守阵地，城中村也以它自己的方式抗拒这种影响。进村处设卡缴费，或是村内道路干脆禁止外来车辆行驶，这些是很多城中村的常态。如果村民对省道占用村子土地不满，封路收费也是见怪不怪。

但无论如何，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城中村，如今的城中村容纳了来自不同地区得各色人等，“村”原本所具有的封闭性已经被打破。人群的复杂性也为这里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大量涌入的人口超出了城中村的环境承载力，城中村内污水横流，垃圾无序堆放；城中村人口构成复杂，加上出租屋分散、隐蔽，使得城中村往往成为犯罪人员的隐匿之处。

联合国人类居住规划署定义“以低标准和贫穷为基本特征的高密度人口聚居区”是贫民窟。而在中国的官方语境里，是没有“贫民窟”这一说法的。

务工者的“乐园”

生活在这儿的未必都因贫困，但这里确是务工者的“乐园”。

城中村的租客大多是非正规就业。他们当中签署劳动合同的比例较低。在城郊和城镇周边的城中村，租客以从事制造业为主。而在大城市中心的城中村中，从事服务业的较多，有近60%的居民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不少城中村的区位邻近大型批发零售市场，使其成为市场就业者的重要居住地。

服务人员之外，城中村里的租客里也不乏白领和学生。

下渡村地处广州市海珠区靠近中山大学。这里的租客，有不少是学生和年轻的白领。麦可思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中国大学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为3726元。城中村成了大学生毕业后现实的选择。

下渡村的单间租金多在500-1000元之间，而一室一厅的租金多在1000-1400元之间，这样的租金或许看上去似乎并不低廉。然而就在几步之隔的滨江东路，单间租金最低都在2000元左右。对比下来，相对较低的租金，再加上距离工作地点较近的地理位置优势，无疑是吸引附近学生和白领的重要因素。

在城中村的租客中，年轻白领或许会更多考虑生活的舒适性。而外来务工者的花费则更为节制，他们愿意承担的租金占个人工资的比例一般在20%以下，如果超过这个额度，他们宁愿选择偏远一点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城中村的租客的花销低于城市的平均水平。据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城中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不到城市居民的1/2，上海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72.8%，城中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为40.9%，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城中村里也有土豪

如此看来，城中村可不就是没钱人住的地方吗？

少年，如果你这么认为的话，可能还是too young too simple了。据调查研究表明，城中村外来租客占城中村居民人口比例的大概在45%-70%之间。在租客中，从白领到普通务工者各色人等皆有，而各城中村的整洁程度和城市化程度也各不相同。东南沿海地区的很多城中村，体现了非常强大的包容性。

而在租客之外，本地村民是生活在此的另一群人。尽管不少城中村以“脏、乱、差”而闻名，但在大城市的城中村有一套房子的人，往往就是“土豪”。

广州杨箕村的万人回迁宴，汇聚了公众在国庆长假已经有些慵懒的视线。曾几何时，这里是外地人来到广州后落脚的第一站。6年前，杨箕村改造计划启动，而2016年3月杨箕村摇珠分房结束。据杨箕村公布名单，回迁房总分配面积为278544平方米，平均每栋（户）分得186 .1平方米的回迁面积，按照同地段4 .5万元/平的楼价，相当于村民户均坐拥800多万的资产。

在中国，与杨箕村村民收获同样好运的城中村村民不在少数，城中村有朝一日能够被拆迁改造，获得巨额市值的回迁房无疑是他们致富的最大可能性。而随着那些年一个又一个的CBD在短期内急速拔地而起，这种可能性在中国城市化的飞速进程中，成为了一个“可以预见”的常态。

当然，并非所有城中村的村民都能很快盼来有合理补偿的拆迁改造。对于还未拆迁的城中村村民来说，也有自己的致富之道。隐于城中村，当当“包租公”、“包租婆”，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在深圳白石洲，房子租金最高的一栋，村民所获的月收入可达24万元。“土豪”多在城中村外也有自己的房产，部分年轻人选择迁出城中村，留在这里的人，一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多年，不愿意离开；二是因为房租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留在这里可以方便打理出租的房子。

仅靠收取房租，城中村的村民就能过上较为优渥的生活。这里的“包租公”和“包租婆”，平时就在村里聊聊天、听听粤剧、打打麻将。村外的茶馆，村里的祠堂，是村里的老人日常活动的地方。早上相约去茶馆，点上一壶茶，几份点心，就可以泡上一整个上午，回来休息一下，再到各家去串串门，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而年轻人则更喜欢叫上朋友到市中心去浪，直到午夜时分才回到村里。

遗憾的是，并不是所有的拆迁都会让村民有朝一日能够回归祖先居住之地。在某些城市，村民在拆迁后被迁至“新村”，而他们的祖地，则成了他们只能在远处遥望的高大上的CBD。

城中村往何处去？

城中村的祠堂是“租金最大化”原则下的一个例外。时至今日，祠堂依然在村民的宗族活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每逢春节或清明，村民都会到祠堂来祭祀先祖。没有祭祀活动的日子里，这里成为了村民们摆宴席、打牌的场所。祠堂门口的空地则是村里老人在晚饭后乘凉的好去处。

广州市天河区猎德村位于CBD黄金地带，但在猎德村的改造过程中，祠堂依然作为重要的传统建筑而受到保护。在广州，几乎每个城中村都有自己的牌坊、庙宇和宗祠。村庄是一个由血缘、亲缘和宗缘关系组建起来的大家庭，祠堂就是家族历史的见证。在高楼大厦的包围中，这里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故事。对于城中村原有的村民来说，虽然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了，但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并没有断裂。这正体现了城中村作为一个“村”的秩序。

城市在不断变大，而城中村的改造问题，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必修的一门学问，可有些地方为了“城市形象”欲将之铲除而后快，这样做真的好吗？

现代城市在享受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带来巨大红利的同时，也应为外来务工者、低收入者提供一个安身之所。世界上绝大多数繁荣都市有流动人口的安居之所，即便是在纽约这样令人纸醉金迷的现代都市，也有著名的布朗克斯区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城中村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生活区，使他们在城市暂时安定下来，成为这些怀揣梦想的外来务工者进入城市的一个缓冲地带。纵观世界上各大城市，并没有将穷人和富人完全区隔开。除了最富裕的人群和最贫困的人群之外，还有一些城区，是中产和生活不够富裕的人共同栖息的地方。而在现代都市中，能否让不同阶层的人彼此和谐共处，也是检测一个城市包容性的重要指标。

因此，期待在城中村消失后，原本居住于城中村的人群流至“城乡结合部”并非问题的解决之道。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提出，为外来人口提供廉价租房应作为城中村改造的主要任务。打破户籍制度的限制，使为城市发展创造价值的人能够享受城市发展带来的红利，才是留住人才的长久之计。

文｜项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