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气开放后，人们对小三深恶痛绝，常常作咬牙切齿状科普，“我跟你讲啊，在古代，通奸可是要被杀头滴咧……”

然而，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小编告诉你男女通奸关系史是如何演变的。

王宝强离婚案纷扰多日了，当事人的恩怨与财产纠葛依旧是进行时。出轨一事是好判断的，而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困扰处，却并非在出轨本身。

虽然吃瓜群众恨不得立刻拽马蓉骑上木驴游街，但目前法律上对出轨行为，并没有相应的惩罚条款。正因如此，公众对马蓉和宋喆的道德审判，场面显得格外宏大。

而一千多年前的北宋阳谷县城里，武大郎的左邻右舍们，在武大的灵位前，也围观过一场道德审判。那场道德审判，并不仅仅是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勾搭成奸，更因当事人武大被毒杀，所以最后演变成私刑惩罚。

与当今的网络道德审判相比，武松主导的审判场面虽然不够宏大，虽然不像如今动辄上亿人围观，然而动用了私刑的残酷场面，其威慑力还是远远大于当今的网络围观。

许多网友拿西门庆和潘金莲与宋喆与马蓉相类比。唯一的区别点在于，过去有通奸罪，如今只是寥寥的被称为出轨和婚外情。我们不妨来个假设，如果西门庆没被武松私刑所杀，在律法规定内，除去挑唆杀人一事，西门庆的通奸行为会面临什么处罚呢？

有关通奸罪一说，可能最早见于《尚书》：“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看来，早先的通奸惩罚，男性所受的惩处要比女性重。秦律以及汉朝的律法，继承了男性惩罚比女性重这一原则。甚至，对于通奸者实施私刑，也被律法允许。秦汉之时，社会风气比较开放粗犷，对于女性贞洁等方面的束缚还未形成。女性可以像男子一般，广泛参与各种社会事务。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木兰参军”，这些广为流传的文学蓝本，从侧面印证着女性在当时的社会活动很宽阔，并不仅限于“闺阁一角”。如此一来，男女之间，尤其已经结婚了的男女之间，发生婚外情的概率就加大了。可能正因此，这时期的通奸惩罚，才非常严苛。

唐宋时期是女性由开放被束缚的分水岭，这期间的社会风气看似更加开放，女性活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还出了一个女皇帝。通奸的惩罚，也不再像之前那么严苛，仅仅是徒刑流放。所以，西门庆若不被武松杀死，其受到的惩罚，可能只是被流放。更何况，阳谷县大小官吏早被西门庆买通，正常的法律途径行不通，武松才动用了私刑。

通奸在这一时期似乎是被放任的，但也正是在宋时期，有关女性的贞洁观念渐趋雏形。律法上对于通奸的惩处力度不大，但在文化观念上的束缚，直接从源头堵上了女性的活动空间。女孩从小不但被关在了物理上的闺阁狭小空间里，文化教育也是从小被束缚。从此，男女幽会再不能像从前那样去河边，待树下。

不妨看看这一时期的文学蓝本。以民间评书瓦岗寨演义为例，罗艺进京赶考夜宿姜桂枝家，姜小姐听丫鬟说家里来了一位大帅哥，但一个未出阁的女性，不能冒昧出来相见，只能踩着凳子捅破客厅的窗户纸，在外面小窥一番。这时候的文学叙事，已经把女性关闭在了一个狭小空间里，相比于秦汉之时木兰从军式的在社会上的活动，此时的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外出的可能，这从源头上掐断了女性与男性相遇相识的机会。

文化观念上堵住了女性出轨的可能性，但却不能堵住男性勾引的可能。回到西门庆和潘金莲通奸的事情上，潘金莲整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然而一根窗户撑杆，还是给了西门庆主动勾引潘的机会。

从广阔天地逐渐缩小到深阁闺房，文化上完成了对女性心性的束缚和围剿。通奸本身的对与错里，时常掺杂了旧时男权社会里女性被压抑等多重因素。正因为有“深闺寂寞冷”，也才会有红杏出墙来的对照。所以在通奸的事情上，男权社会的主导一方，已经把女性逼迫成为了事实上的受害者，即便这个受害者是主动勾引男人的。

试想，古代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男人可以眠花宿柳，女人不但要压抑自己的感情和生理需求，还得在思想观念上与社会的灌输教育保持高度一致。这本身就是对女性的不平等羞辱。因此，古代的通奸，带有女性报复性反抗的鲜明烙印，是纯粹心理和生理上的需求。虽然偷情很不齿，但古代的偷情却因为不掺杂物质因素，甚至还有些许浪漫。

而今平等的婚恋观念，加上没有法律上的惩罚，已经让出轨和通奸变得没有想象中的严重了。女性自由了，男性更加自由了，女人不再是婚姻的依附，更不是男人的傀儡。借着婚恋平等的大好东风，出轨和婚外情如雨后春笋。压抑和过度惩处两性中的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然而过度放任两性中的任何一方，也违背了婚姻存续的意义。

虽然道德审判很恢宏，但无惩戒意义的道德审判，并不具备约束性。于是，小三也好，勾引有妇之夫者也罢，太多类似的人，穿着道德丁字裤，在镁光灯下搔首弄姿、扭捏作态——道德声讨最终变成了一场场道德脱衣舞秀。有人看热闹，有人获益，至于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产生的意义，早已被解构成一条条狂欢的微博，冲破各种藩篱，所向无敌了。

假如西门大官人活在现在，是不是又有另一番结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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