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雅趣PK商业美学，国族想象角力摩登欲望，在文化混杂、价值观断裂的民国时期，设计史也迎来昙花一现的繁盛。

新近出版的《民国设计文化小史：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一书，从物质文化和视觉文化入手，立体地勾勒出现代设计美学在新旧交替时代痛苦又艳异的分娩过程。作者张黎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博士，现任职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工业设计系。该书立足于书籍、海报、月份牌、广告、橱窗、百货商场、画报期刊、汉阳造步枪、西式服装、展览、国货运动、包装与品牌、摩登女性等主题，考究文化杂糅时期的观念嬗变，打捞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秘辛，复现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市民生活怀旧而迷人的光泽。

张黎对民国设计美学的评价是“混乱”：西方与东方同盘杂烩，传统和现代藕断丝连，乱得众声喧哗，乱得混沌可爱。“各个声音，各个元素，都在里面碰撞、折叠，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上去，充满了迷之美感”。

访谈

南都：是什么样的社会及文化原因，让民国时期大量的文人、作家、翻译家参与到书刊封面、版式和插画的设计当中？

张黎：当时社会不稳定，重工业行业的发展基本上是停滞的。这是硬件上的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通过日常物比如家具的改造来改变人的生活起居方式，相对来讲比较缓慢。但在新文化运动之后，整个中国文人圈，也就是当时的文人精英，猛然发现新旧之间的差距、对抗和矛盾。他们特别迫切地想看到改变。那个时候，“新”字与“现代”的概念几乎对等，“新”也成为当时社会空间与文化媒体当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如百日维新、庚子新政、梁启超的“新民”与“新小说”，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罗家伦等人办的《新潮》等。

因为有了印刷，一分钟就可以出好多张海报或书籍封面，它的普及速度最快。同时，读图对于很多没有文字基础的普罗大众是容易的，这群人也恰好是文人、作家、翻译家等知识精英最希望去改造的人。他们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占据了最大的比例。书刊封面、版式、插画，对于知识精英想改造人的意识形态的目的来讲，是一种更高效的公共空间。

南都：鲁迅不仅设计了北大校徽，一生还设计60多个书籍封面。从研究者的角度，你怎么评价鲁迅先生的封面设计？

张黎：说鲁迅一生设计了60多个书籍封面，60这个数字可能不太准确。因为在做研究的时候，民国的很多史料都还没有完全解禁，有一部分私人的回忆录、一些影像的东西还没有完全披露。包括国外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里还有一批东西，没有被研究者看到。60可能是一个大概的计算。

鲁迅的设计我还是很喜欢的。第一是因为很简洁，没有特别复杂的东西，因此也显得很有力量。第二是因为他的书封有非常典型的文人思维和气质。《呐喊》和《引玉集》这两个书封被奉为经典之作。它们的相似点在于，封面上运用块面的处理手法，把容易被弱化的文字本身给突出出来，成为一种图案性的表达。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引玉集》。因为《引玉集》通过木刻的形式，把俄罗斯版画家的姓名分八行横排，置入中式版刻风格的“乌丝栏”中。左边又有竖排配上“引玉集”三字，中西风格杂糅的火候拿捏得刚好，很耐看。

除此之外，对作为受过7年工业设计专业训练的我来说，个人还是最喜欢那些以文字本身为主体和主题的封面设计。比如《花边文学》、《奔流》、《毁灭》、《小彼得》、《南腔北调集》、《热风》、《且介亭杂文》等，通过不同的字体设计，文字本身形成了一种装饰的力量，同时整个封面留出了充分的空白。这样的处理让书籍显得很雅致且高档。现在我们对商品美学的判断也基本如此，如果一个东西本身经得起推敲，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装饰去混淆视听，中心会很明确，要么侧排，要么居中，要么往上走一点，都是通过文字本身的独立性把封面撑起来。可以看得出，鲁迅除了对文字的讲究，对于字体的美感也非常具有鉴赏力，这跟他本身对文学、对艺术、对具有深厚素养有很大关系。最终凸显出来的视觉风格，与他的文人身份很是契合。也可以从中看出来一种现代中国文人的“雅趣”。

南都：这本书有个副标题叫“日常生活与民族主义”，为什么在书写时会考虑这两个看似不相关的面向？

张黎：日常生活这个思路是历史学研究领域里出现的一个转向，研究视角由宏观到微观，从英雄史观到无名史观。历史不仅仅是大人物创造的，在幽微的细节里也可以看到更丰富、更真实的故事。这本书里谈到的设计，除了汉阳造步枪以外，其他都是跟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通过细节的纹理、微观的视角，以小见大，以管中窥豹的方式来呈现丰富和细腻的时代，不在乎小和琐碎。

中国近代史，无论怎么研究，要么就是以宏大话语为主导，因为这段历史本身跟革命有关，跟战争、政治、民族有关。要么就是从日常生活的维度。其实用这样一种思路来处理副标题也有点偷懒。日常生活是我想做的，但写着写着发现，如果只是这么微观地描述，抛开了背后的社会文化政治语境，也不够客观。日常生活代表的是个人层面的消费文化。买一台留声机，一块肥皂，一管牙膏，是个人的消费选择。但是从厂商，从生产国货的民族企业来讲，他们希望通过产品去巩固中国人对自己国家民族的认同感。因此，从内部来看，是一种个人层面的消费文化和国家层面的深刻认同，从外部来看，也是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抗和角力。

南都：史论著作需要大量的实证素材。你是怎么去搜集材料的？

张黎：这是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青年基金项目，做这个课题研究的时候，去了相关城市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等。我每次出差专门去采集相关资料返回北京的挫败感都很强。有些资料既不涉密也不敏感，档案员也很无奈，但就是没有办法让我直接在书里引用，只能让我看缩微版或现场手写记录。可是一幅图片资料，如何通过文字得到客观地还原呢？所以我更多是借助于一些网络数据库，或者直接上外网，到国外的大学、机构去找，或者从一些私人收藏家的藏品、在线的展览、私人的摄影集，包括一些私人的日记里去拼凑。我之前也解释过，这个“小史”真的不是谦虚，而是手头的资料有限。我也知道，一旦有新的东西能够更新、或补充进去，可能本书中的某些的核心观点也会得到修正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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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黄茜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