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之后，在读书人普遍沉浸于亡国之痛、故国之思的时候，一些有识之士冷静下来，认真反思和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亲眼目睹了明代的灭亡，熟悉明代制度和史实，对晚明吏治的败坏有着切肤之痛，作为明朝最后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反思值得后人深思。

顾炎武分析明末吏治腐败原因的时候指出，“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明代官俸的确微薄，一个正七品知县一年的工资是90石粮食，由于粮食常常短缺，还不能完全发粮食，只能发12石粮食、27两银子和360贯钞，晚明纸币贬值，360贯钞票连1石大米都买不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赶上运气不好，银子也被折合成胡椒之类的东西，需要官员自己拿到市场上卖掉。

这就造成了明代清廉自守的官员生活非常困难。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明初一个名叫曾秉正的正三品的通政使，卸任的时候，连回家的路费都掏不起，把自己的四岁女儿卖掉才凑齐路费。而最可怕的是，这个标准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二百多年过去了，不管物价怎么涨，工资还是纹丝不动。正统六年，监察御史曹泰上了一个奏折，分析了官员合法收支情况，指出工资根本不够官员养家糊口，希望“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其仍贪污冒法者置之重典，则贪风息矣”。洋洋洒洒几千字，中心思想就三个字：涨工资，结果，朝廷也批了三个字：“遵祖制”。一方面，朝廷发的合法工资很低，另一方面，朝廷对官员“擦边球”的隐形收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就导致了“常例钱”等官场陋规盛行，恶化了官场生态。

王夫之反思明代州县吏治的时候，说“胥吏威行于郡邑”。明代官员的工资低，但好歹还有工资，州县的胥吏，很多连工资都没有，只能领到一点点生活费，而且胥吏的政治地位很低，胥吏的子弟连科举都不能参加。但是，很多人挤破头都想到衙门里谋个差事，当然不是为朝廷当差、为百姓服务的政治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有利可图。“儒官初任，政未谙练，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州县长官大多数是科举出身，人生的大多数时光都耗费在四书五经和吟诗作文上了，对衙门事务并不熟悉，甚至不屑关注，于是衙门里的大小事务都由胥吏经手和把持。他们利用各种文书、诉讼、征粮的机会，大量收受贿赂，再用一部分赃款贿赂上司，这就加剧了州县吏治的败坏。

总的来说，明代吏治思想与制度，在古代算是比较完善的，学者钱穆对此评价道：“故明之吏治，且驾唐、宋而上之，几有两汉之风。”反思历史，明代吏治制度之严密，腐败速度之迅速，都是超乎想象的，其经验教训、成败得失，也都值得认真研究和反思。

清承明制，吏治制度无大改观，甚至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直到清末，对吏治制度的探讨才有了新的视角，比如梁启超指出：“监督官吏之事，其势不得不责成于人民。是故欲君权之有限也，不可不用民权;欲官权之有限也，更不可不用民权。”对“民权”的强调，是对数百年前朱元璋强化“君权”的历史呼应，这一呼应，跨越了明清两代，穿越了数百年的历史烟云。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既是永恒的吏治课题，也是我们这一代人艰巨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