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最新推出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要求到2016年底，城市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15%以上，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30%以上。湖南武冈市早在2013年就开始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尝试。到2015 年年底，全市已经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名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浙江温州一家医院里，陈珏正拿着手中的“神器”等着看病。这所谓的神器看起来也不过就是一张小小的卡片，它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呢？

“神器”在手看病不愁

陈珏告诉我们，有了这张市民卡，病人不仅不用带病例，还可以自己在网上挂号。所有的检查和化验结果都被这张卡片信息化管理了，就连付费，也都是一张卡就能解决。

市民卡将卫计委、医保局、财政局三个部门的服务，完全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这是温州市民卡与众不同的医改特色。

取了药，陈珏赶着去上班。我们则来到了温州市卫计委。

温州医改增加的这张“市民卡”，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些便民服务吗？不同部门统一在一起，数据共享，各方凭什么愿意主动配合呢?

曹玮，负责温州全市百姓的医疗保险工作。他们正在进行参保人员单病种付费方案的测试。

白内障患者的门诊手术，换晶体到底要花多少钱，以前差异很大。现在全市白内障手术的就诊数据都在系统里存着，数据显示，

两年来全市白内障患者手术平均支出为4376元，这样一看，医保对白内障患者的支付上限设为2000元，显然不大合理。

有了数据，曹玮他们过去最头疼的，医保支出监控问题迎刃而解。

虽然将社保体系纳入市民卡，给社保局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但让曹玮他们看到希望的是，长期以来“医疗收费标准”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彻底破解的可能。

看病到底要花多少钱，他们准备长期跟踪系统内全市294家医疗机构的实时诊疗信息，把常见病细细捋一遍，摸出规律，形成标准。

小叶是替父亲来挂号看病的。这家医院是温州唯一一家省级医院，每天门诊量近12000人。其中有三分之一都是像小叶他们这样，从其它医院转诊来的患者。

主治医生陈钢，没有要求小叶他们重新做检查。只根据先前医院的检验报告，就给出了诊断结果。

而以往像小叶父亲的病，转院，至少也得重新再做一个CT、抽个血化验才行，检查费要花七百多元，一番折腾患者最少要等一周时间，才能得到诊断结果。

同级医院互认化验结果、检查结果，在温州已经实行了三年多的时间。医院有各自的利益，怎么做到让他们互相接受呢？

表面上看，这是市卫计委统一的要求，但实际上，要想让各方打心眼儿里接受，是需要时间的。

蔡战英，这家医院的财务处处长，以前她从来不到检验科，但现在经常会下来跑科室，核对业务数据。

当初，她最担心的就是互认化验、检查结果，会导致他们的业务量大幅减少。

虽然检查化验的人次在减少，但因为减少了检验等候的时间，医院门诊量却在直线增加。

从2012年到2015年，他们的检查化验量在门诊中的占比虽然从26%下降到24%，但门诊量却从280万人次提升到400万人次，涨幅近45%。蔡战英担心不无道理，整整观察了三年的业务数据，直到今年她才稍微放下心来。

负责医院里信息管理的小潘告诉小编，为了让医生们把手写病例换成电子病例，他颇费了一番功夫。他找到了在同一家医院血液科工作的师哥，说服师哥率先带领血液科使用电子病例。

效益提升的关键就在于信息化提升了看病效率。上传检验结果容易做到，但要想让医生们把手写病例也全都上传，这推广起来可太难了。

虽然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电脑录入有点麻烦，但真的下决心这么一改，还真尝到了甜头。师哥觉得这个信息化服务很值得，现在他们直接从数据库里调病例作分析，方便极了。

这里是医院的数据库，类似的数据库新院区建了两个，老院区同样有一个备用机房，用于数据备份。

随着医院业务量增加，数据库的供电系统现在支撑下去已经有点困难，需要赶紧改造。

院长陈肖鸣做过测算，最近五年，医院业务收入从10亿元增涨到近40亿元，累计投入数据设备建设、维护、升级的费用累计已经近一个亿。照这个速度，未来的改造升级，每年少说也在1000万元左右。

陈肖鸣遇到的困难，也是卫计委主任程锦国，现在最头痛的医改难题，他对信息化如何拉动医疗发展，有自己的独到见解。程老觉得，降低医疗费用光靠监控管理是不行的，必须从医疗体系内部来调整结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结构性改革的基础。

在程锦国看来，每家医院的临床实验室和影像学中心，就如同医院大脑中的左右脑，是医生们诊断病因最主要的两个科学依据。

医生们共享大脑，医疗水平提升了，才能让不必要的检查不做，医疗效率提高了，才能让不必要的队不排。只有这样，医疗费用的下降才能水到渠成。

不必要的花费要降下来，但确实应该提高的医疗服务价格也得提上去。要想让老百姓接受，医疗服务的定价就必须有标准，公开透明。这也正是程锦国他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市民卡背后的这个医疗共享平台，让温州的就诊检查比例从2013年的90%下降到2015年63%。住院均次费用降低了7%。

为了让数据采集覆盖更多的人群，吴叶静已经连续三个月的周末都在加班。从今年10月1日起，温州老百姓看病，就将全部统一改用“市民卡”。新的市民卡，包含了公交卡、社保卡、银行卡，看病挂号卡，公积金卡等22项服务。

这也意味着除了社保、财政、卫计委等部门，交通、银行、住房公积金等部门也加入其中。小编觉得如果这市民卡可以在全国范围内使用，那真真是极好的。

这么多服务集中在一张卡上，潘毅雄多少有些紧张，这些日子他一直带着技术人员，在全市做测试。王庆基和潘毅雄一样，共同参与“市民卡”监制，在他看来，缴纳公积金的人群与缴纳医保的人群其实是基本重合的，以前大家各管一摊，但现在如果数据共享，系统里的大数据大家都可以用，有了综合大数据，就能针对百姓需要，提供更加精准的政府服务。

医改医改 医患关系首先要改

打开媒体看看每天的新闻事件，医患关系紧张总是出现在大家的视野。大家是不是总觉得身边缺了一个，像家人、像朋友一样能信赖的健康“守护者”呢？上哪儿去找这样的人呢？看，家住武冈市铜湾村的温老伯有话说。

温老伯72岁，患高血压、冠心病已经30多年了，但他每天还是坚持下地干农活，儿子、儿媳在国外工作，每年过年的时候才回来，他和老伴平时还要帮忙照看10岁的孙子。

虽然生活条件不差，但儿女不在身边，身体不好总是个麻烦事。好在温老伯身边有个张医生。

温老伯说的张医生，就是这位，张卫红，铜湾村卫生室的医生，来到这个村工作已经快20年了。今天，她趁着中午得空来温老伯家，给他做身体检查。

张卫红给温老伯看病已经十几年。温大伯一家也是张卫红第一个签下的家庭。像温老伯这样的留守老人家庭，铜湾村562户家庭中占了一半还要多，张医生和他们当中98%的家庭都签了约。全市近300个乡村卫生室，560多名乡村医生，都要自己上门与每个农村家庭、每个人签订医疗健康服务协议。

家庭医生，是为百姓提供签约服务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团队服务的形式，向百姓提供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和约定的健康管理服务。截至2015年年底，武冈市已经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名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村民们可以自主选择家庭医生去签约。签约后，医生的工资要靠老百姓说了算，公共服务做得好，工资就高。张卫红说，村民们不仅找她看病，就连家里的琐事也会来找她帮忙，非常信任她。

以前她的年收入只有4万元，但现在能到6.6万元。到2015 年年底，全武冈市已经每个家庭都拥有一名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康档案。

谁的服务好，口碑传出去，就有更多的家庭会找上们来。2015年武冈市下了大本钱，花了1.2亿元，新建、改造了全市300个村卫生院，每一个面积都统一达到180平方米。对于乡村医生来说，有了家庭医生这重新身份，每年的固定收入明显增加。张卫红以前年收入只有4万元，但现在能到6.6万元。

青山村与铜湾村只相隔一条马路。青山村的黄老伯，晚上约了张卫红去签约。

黄老伯患肺气肿七八年了，以前每次犯病，他都跑到邻村去找张卫红。

各村的家庭医生们，每季度都要到武冈市人民医院进行业务培训。家庭医生服务，实行“双向选择”。村民可以自主选择熟悉的乡村医生，乡村医生也可以跨村签约，这样一来，人品好、医术好、服务又好的医生，就有了生存竞争的优势。

67岁的易祥佑，是全市乡村医生中年龄最大的，五十年前，他是渡头桥村第一批“赤脚医生”，现在是是渡头桥村的村民们的家庭医生。年纪大了，易祥佑想培养个助手，选来选去，还是选了自己的孙子。小伙子今天特别开心，因为他将由政府出资，被保送到长沙专科医学院学习了！小编也替易祥佑感到开心和自豪！

像彭大金这样的腰椎间盘突出患者，乡卫生院看不了，家庭医生就会带着乡村卫生院转诊单，去大医院进行诊断和治疗。这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可真是受大家的欢迎，光2016年上半年，武冈市乡村卫生院的门诊总量就达到21万人次。为啥会有这么大提升？细细想来，道理也很简单，身边的家庭医生信得过，村民们也当然不会舍近求远，花冤枉钱了。而且这些家庭医生也很负责任，遇到乡卫生院看不了的病，他们还会带着村民到大医院接受治疗。

总体看来，武冈市的乡镇医改举措表现良好，现在农村患者不管大病小病都跑到城里大医院的状况，彻底消失了，留在县级以下医院的就诊比例提高到了94%，在村卫生室的首诊率达到了48%。截至2015年年底，现在武冈市新农合已经实现累计1.3亿元的结余。

医疗资源有限，医院整合无限

早上七点，河姆渡镇卫生院的化验窗口前，已经有人在排队等候抽血。这个卫生院承担着全镇3万多居民的健康医疗服务。可是因为缺少有经验的医生，这里别说体检服务，就连普通看病都没什么人愿意来。可现在，门诊量却增加了20%，收入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么给力的转变是怎么来的呢？

原来，转折的关键点就是盘活整合了院里的医疗资源。镇卫生院里负责做化验、B超、放射检查、心电图检查，数据采集后，会上传到市人民医院，由市人民医院的医生根据检验数据出具诊断报告。

乡镇卫生院院长袁小登说，现在他只需要把钱用在设备升级上，患者就自然而然愿意来了。这样不仅节省了人力，而且提高了医疗器械的利用率。

专门负责取血样的司机小黄说，市人民医院配备了6个像他一样的“标本骑士”，负责把血样送到市人民医院临床检验中心。这样一来，价值1500万元的血液检测仪，以前使用率不到40%，现在已经能到达90%。

范伟玲，每天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仔细核对，从各乡镇卫生院从来的患者血液样本。现在她们每天的工作量，有三分之一都来自乡镇卫生院。

王仁元告诉我们，以前医疗资源最大的问题，就是医生的优势资源不集中，设备重复投入和建设。现在把设备都在病理中心配，其他医院就不用再配了，医疗资源利用达到最大程度。宁波市卫生计生委的王仁元，是这项医改措施的主刀人。为了让城市和乡镇的医疗资源形成互补，他在县级医院，组建了医学影像会诊、临床检验会诊、心电会诊、器械洗消，四个医疗资源中心。

宁波的尝试，也引起了国家卫计委医改专家的关注。国家卫生计生委研究中心的应亚珍说，检查化验这块费用降下去，其实背后就是医生的医疗服务行为规范化。服务行为规范了，那么整个费用的浪费现象就得到了遏制。所以说，控制医药费用的增长，实际上是一个堵浪费、调结构的思路。

小编觉得这样的医改既可以盘活医院现有医疗资源，又能降低老百姓的医药费用支出，非常值得推广！

袁海鸿，每周二上午出门诊，为哮喘孩子们看病。2011年他成为余姚市人民医院的院长，当时就有一个问题让他特别困惑，余姚市常住人口只有30多万人，仅市级医院就有六家，每千人拥有病床3张，拥有2.8名医生，要知道北京每千人拥有的医生也只4名。案例说医疗资源不缺，可为什么百姓还是不满意呢？

袁海鸿想了一个办法，他对医院的科室布局进行了整体改造。他把医院影像检查全都集中到一层，医生们全部集中到诊室中间，三台CT检查室，四台普通X光检查室，分散在周围，患者等候区在两侧。

这样，特别是夜间，医生们一个人就可以既兼顾CT检查、又能做普通X光检查。在人员、设备不增加的情况下，检查量可以多出三分之一，医生的工作效率提高了50%。

原来内镜中心与消化科门诊不在同一楼层，内镜中心的4台内镜检查设备，每天门诊内镜检查只能预约50台，患者预约消化内镜检查最少也要两天。但现在，医院把门诊、付费、检查的部门都放在了一个楼层，小姚再也不用楼上楼下跑着去挂号，交费，化验了。医生，患者，医疗资源同时被满足了，这三赢的格局让看病变得so easy!

小姚就体会到了科室布局改革的好处。今天小姚带着老父亲来看胃病，上午原本是消化科患者最多的时候，但现在顺畅的检查流程让她觉得看病很轻松。

袁海鸿总是在下班后，来到回来这里看望特殊患者，只有17张病床的“舒缓病房”患者们极少用药、更不需要过多的治愈。他们已经走到人生的最后一站。科室改造后，还设了一个“舒缓病房”。

袁海鸿的理念是医者仁心，很多病痛，是医药或者手术刀无法解决的。温暖细心的陪伴，阳光和笑脸，是患者们最需要的。

医疗耗材怎样才能不耗“财”

手术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正在忙碌地准备着患者的手术。今天的患者，是消化道大出血。这类手术，医生们现在大多采用内镜微创治疗。但不同的是，现在手术前医生对患者家属的告知，这里又多了一项新内容。

手术主刀的沈建伟医生在向患者家属说明这台手术将用到的医疗耗材：“你妈妈做手术的耗材，我们大概估计需要8000元左右，手术使用的止血夹，大部分都是采用国产医用耗材，你认可这个手术方案吗？”

用于内镜微创治愈的止血夹，属于必用的一次性耗材。沈医生向我们描述，止血夹就像订书机一样，对出体内血点进行缝合，达到止血的目的，对患者来说，医疗费用比较低，创伤比较小，恢复时间也非常快。说到内镜微创，沈医生说我们现在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的产品，费用相当高。他的“灭菌柜”里用于微创手术的设备中，最便宜的也要四、五十万元。手术室使用的全套内镜影像装备，一台就要100多万元。

做一台内镜微创手术，少说也得用10只止血夹，所以止血夹的单价直接影响到患者的手术费用。

在招标现场，有两家企业同时中标了。一家国产，一家进口，国产止血夹每个78元，进口止血夹每个128元，当时，谈判专家提出以使用量，来换取进口止血夹，将每只的价格下调，但进口产品坚决不肯降价，不得已，招标小组只能选中，国产止血夹。

现场参观的王仁元，对这家耗材企业颇有好感，有些地方还真的让他感到出乎意料，他觉得当时选择国产耗材是对的，而且他也更加坚定了选择国产产品的信心。王仁元说，这家企业有一大批年轻人，有创新的激情，但他们往往缺少机会和舞台。

今天和招标采购小组一起来到车间考察止血夹的生产情况，王仁元最关心的就是产品性能的提升。虽然现在内镜手术的人均耗材费用，已经从集中采购前的154.85元，下降为53.8元，降幅高达65.32%。但光降价、便宜不行，医用耗材还是要质量好、使用灵活。

在模拟实验室，大家感受了一下止血夹使用的全过程，从中标到现在，短短24个月，这家国产止血夹升级换代了5次，现在的产品性能不比进口产品差。

除了这家制造止血夹的企业，创办另外一家民营医用耗材企业的李常青，把产品研发，聚焦在了活检钳、心脏支架等常用耗材上。他研发了一台机器手，因为人工成本低，竞争力强，在宁波医用耗材的公开招标会上独家中标。

这次中标，给李常青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机遇。一般医用耗材从产品原型，到生产、到投放市场、再到产品成熟，最少也要3年的时间。而这次止血夹产品的意外中标，给企业的再创新，犹如注入了催化剂。

负责产品开发的唐志说，沈医生对他们的要求很高，经常会给他们提出产品改进建议，这不仅让他受益良多，也让他们在研发过程中，不断地提升产品性能。

李常青说，当时止血夹上市后，拿到医院使用发现，手术中大部分都是护士在操作。亚洲的女护士操作手力相对小，而释放止血夹需要一定的力度，所以，他们把单手柄换成了双手柄操作。

到底如何彻底切断医院和医用耗材之间的利益挂钩呢？王仁元动了两刀。第一刀是切断了医院和耗材之间的利益挂钩。第二刀是在耗材采购的过程中降低耗材的虚高价格。

小编觉得这样的改革深入人心，真正做到了从根本上找问题，解决问题。“看病贵”的问题也许真的不再是问题。招标会上，每一家投标企业，都要将自己的产品摆在桌上，由从专家库遴选的专科医生，对比每件耗材的使用特性和功能。专科医生会向招标现场的评委们讲解自己的使用感受。因为要做到质量和价格兼顾，价格谈判专家经常会与医生代表现场对峙。

面对这种情况，王仁元的压力也不小。面对重大的利益调整，医改的阻力，不只来自生产企业和供应商，在卫生系统内部一些医务人员，也发出了反对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