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07-23 13:07
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这是一群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党报集团新闻人。
这些"年度"中,既有从事媒体工作十余年,业绩骄人的老记者、老编辑,也有初出茅庐,声名鹊起的媒体新秀;既有身壮体健、铁脚马眼神仙肚的男儿,也有娇憨文弱、如邻家小妹的女孩。他们中,既有传统采编业务的尖子牛人,更有媒体融合转型的探索先锋。他们把担当付诸每天的忙忙碌碌,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事件细节的求证核对和每一个字眼的斟酌推敲。他们忠诚守望家国、真诚关爱民生。他们敏于发现真善美、敢于鞭挞假恶丑。他们身体力行,诠释了公平正义和匠人精神,传承着南方情怀和报人风骨。
在他们身上,挑战与创新、信念与担当,无不显示出"南方铁军"的激情与风采。他们是记者的标杆,他们无愧于优秀媒体人的代表。
敬礼,南方报业2015年度记者!
我是记者--王佳
(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副主任、南方都市报深度新闻部首席记者)
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2008年经校园招聘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做过记者,也做过编辑;跑过地震,也跑过全国两会。
■个人自述
是的,我还在
从业这些年,我采写过的人不少,部长、班长、厨师长,男人、女人、变性人,唯独写自己较少。我也从来不写日记,因为在我看来,记忆本身是一种负担,让人身未动,心思重。尤其身处传媒这个行业,干两年似乎就成了业界资深,更易为经历和经验拖累。
所以,接到年度记者的自述任务后,我磨蹭了很久,想想我到底说点什么。
学生时代就想做记者
既然是自述,不免先要做一番自我介绍。在成为记者的道路上,我几无曲折的故事可讲--20世纪80年代,我出生于鄂西一处城乡结合部,直到上大学,我都在那里生活。对,就是传说中最适合未来记者野蛮生长的城乡结合部,见过一些世面,却也十分草根。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此交融,隔阂清晰而明了,影响了后来我看待事物的方式。
我对新闻最初的认识,来自我爸订的一些报刊--除了省市党报,还有些早已退出市面的新闻杂志。此外,就是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仍被怀念的一批央视新闻节目。以至于2015年我读到讲述央视已故媒体人陈虻的那本书《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忽然感到十分亲切。
与南方报业的感情,联结于《南方周末》的黄金时代。大学毕业求职时,我成了南方报业的万千追随者之一。那时,每年网上都有吐槽南方报业难考的"面经"流传,有人还为此由爱生恨。所以拿到289大院的offer后,那种兴奋的心情,我记得不亚于彩票中了500万,也压根就没有再考虑过其他的去处。
入职第一年就成为"稿王"
入职后,我被分到了《南方都市报》,然后去了东莞站。抱着做大新闻的梦想进来,结果每天采访打打杀杀、甚至是鸡毛蒜皮的纠纷,落差有,苦涩也有。还记得我有次正为此神伤,接到一个爆料电话,对方告诉我广深高速发生一起严重车祸,有人死亡,"头向着广州的方向……"当时我就想,我也天天向着广州、289的方向啊,什么时候才能召唤我去做大型采访呢?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领导--南都时任东莞新闻部主任王海军。他告诉我,东莞活色生香,沉下来大有可为。他还说,不要有踩线的顾虑,对新闻要有"玩"的心态,从题材到写法要敢创新。我在这种鼓励中,入职第一年即成为同事口中的"稿王"--发稿1000余篇,62万字,稿费19万,同时不断有报道在网上获得海量跟帖,一时信心大增。
时政和社会新闻的基础训练做完后,我很快得到了一些机会,包括参与玉树地震和全国两会的采访。这两类大型采访很不一样,前一类辛苦自不必提,在玉树十多天没吃过热饭,天天靠饼干和牦牛肉干过活,难点在于如何在媒体大军中选择独到新闻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采访全国两会最考验人,尤其对于我等"无证记者",混进会场不被清理便已不易,在这种情况下还得尽快熟悉代表委员、熟悉他们所处的行业领域,然后快速完成访谈。
一枚"万金油",这就是我长期留给很多同事的印象。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之一,就是怎么做能"专"一点。
在我看来,做记者很大的一个困难,就是应付常有的焦虑:没新闻的时候求猛料,有了新闻又求比别人做得快、做得好。尤其对我这种急性子来说,这种焦虑更是致命。2011年夏天,我最终感到难以应对,申请转岗回广州,然后我就去深度新闻部做了"网眼"版编辑。
很多人认为做编辑没有做记者有成就感。但我很快发现,编辑其实有很多施展的空间,尤其是在"网眼"这样一个动态追踪的特色版面,做什么、从哪个角度做、谁来做,有些热点同行做了,我们跟进还是放弃,编辑有着很大的权限。当然,更关键的是,这个岗位让我从疲于奔命的采访和写作中适当抽离,有机会深入观察和研究舆情走向,从而更好地捕捉网络热点。
由此,我开始把研究网络舆情作为自己"专"的方向。
慢慢我摸出了一点门道,所以后来"网眼"这拨人转为南都即时新闻组,由报纸发稿改为在新媒体平台发稿时,我们几乎没什么适应期,也不需要。
此时,我的身份也成了即时组的统筹,从找选题、布置选题、编辑发稿,到向各大网络新媒体平台推销稿件,我都揽在身上。对于网络热点的全流程跟进,由此也更为彻底。
作为江西替考案卧底记者的思考
2015年6月,我迎来了迄今为止最惊心动魄的一次采访机会,与同事一起曝光高考替考团伙。当时,这个选题我们已跟进了好几个月,分管南都深度的编委虞伟也一直在做精心部署。但事实上,我跟另一个卧底记者出发去武汉与替考组织成员接头时,抱的是一种很轻松的心态。原因就在于,过去媒体对高考替考已有不少报道,但几乎全集中在事前和事后,关键的替考过程一直是缺失的。所以,哪怕我们做好了准备,还是隐隐觉得搞不好会黄。
预料会黄,反倒没了压力。
结果出人意料,我们去跟替考组织成员接头的时候,对方就表达了势必成功的决心。他们甚至发了十几斤各科备考试卷。不过,自打领回来之后,就扔在宾馆里没动。当然,即便看完了,我相信他压根也无法再考上大学。我作为掩护,与他在6月5日晚登上列车,而虞伟带领的后方团队,早已驾车从广州出发,他们将在南昌接应。
那是一趟混合着方便面和汗臭的列车。与替考团伙有说有笑,潇洒吃着盒饭。因为担心跟丢,我不敢轻举妄动,一路饿着肚子。为逃避监控,还故意与我装作不识,那是我见过的丫最冷若冰霜的时刻,以至于我在想,这小子是不是本质上就是个白眼狼。
当然,人生如戏,全靠演技。去了南昌我才知道,无论是在火车站拍摄替考团伙出站的南都摄影部主任潘劲松、摄影记者陈文才,还是6月7日混在南昌十中门口伪装发传单,实则监控考场动态,以选择最佳报警时机的虞伟,都是伪装取证的高手。尤其是虞伟,那几天里,一会儿他是部署本次报道的总指挥,一会儿是通宵改稿的记者、编辑,一会儿又是配合警方调查的举报者。其动作之敏捷、角色转换之多,让我想到了《国产凌凌漆》里的星爷。
这次采访也让我深刻认识到:要做出好的报道、尤其是调查报道,靠单打独斗很难再实现。
后来,这个报道遇到了一些不理解的声音,其中一点就是记者替考本身违法,目的的正义不能抵消程序的不正义。对此,我是这样看的:首先,经过充分考虑,包括卧底记者在内,报道期间未对考场产生任何滋扰,报警是由场外记者完成的,卧底记者暴露后也是默默离开。报道事实上有效促进了考试公平,当天下午,卧底所在的南昌十中即有大批考生缺考。
如今再说起这个报道,我已不再看重拿了什么奖、得到了什么样的评价,因为如此近距离地参与热点事件,感受大场面,并用一篇报道改变很多人的命运,的确是一生都难忘的。
做新闻很有意思,我不打算转行
2015年,除了卧底高考替考,我还做了不少其他类型的报道,比如庆安枪击案。我事发后实地走访了开枪现场和死者徐纯合生活的村庄,专访了开枪民警李乐斌,他捏着浮肿的手对我说"我感到很委屈";也采访了徐纯合的母亲,她说事情发生后,只想要儿子回来。
除了完成报道本身,我发现,这还是一个极佳的反面舆情应对案例,有太多经验可以总结。为此我专门做了一个PPT,在一些场合作了交流分享。
这一年,我还与公安部建立密切联系,参与报道了华藏宗门邪教案,广东、浙江、福建等省市的地下钱庄案等,行程北至黑龙江,南到珠海,年假也没有休。
9月,根据报社安排,我把视野从国内收回广州,带领广州社会新闻团队开拓题材,转换报道模式。一句话,我还留在新闻内容生产的最前端,每天想的还是怎么做新闻。
不可避免,这种选择和淡定会让很多人困惑--你是脑子笨,看不到传媒行业下滑的趋势,还是没出路,只能坚持老本行?用一位已离职前同事的话说,偶尔有种感觉,那就是不转型都不好意思了。不过,一般我不想解释太多,因为对于新闻,我还有很多事想做。
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有没有办法更快地捕捉以及领跑热点,乃至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主动出击制造热点。另一方面,基于这种思考的新闻生产,我相信是很个性化的,无法被机器以及新媒体所取代。至于报道载体,报纸没了,一定还有别的。
例如卧底替考组织报道,看起来这个报道火的原因是记者很疯狂、团队很牛,但我以为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报道向公众揭示了一个真相,即我们一般认为高考是守护中国社会公平的最后一道防线,是草根向上发展的公平通道。可事实上,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公平。
这对传统观念是一种冲击,而冲击才能引发深入思考,构成相关话题连绵不绝的延展度。
记者靠一篇报道成名的年代,早已一去不返了。不过,好的报道依然稀缺,甚至在渠道日趋多元的情况下更为稀缺。好的报道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一定的运气,再加上一点点理想。在一个谈理想已经有点奢侈甚至矫情的时代,这么说一定会有人笑了。
无所谓,反正我暂时还没发现比做新闻更有意思的事。
@李陵玻:王佳,不到一米七的个头,连火车站保安都做不了,只能在《南方都市报》各部门流窜。喜欢跨界,做记者时是编辑口中的救火队,做网眼编辑时带着小分队闯荡天下,屡出佳作。在喧嚣转型的年代,还有几人能够守住初心,做出暗访高考替考这样的报道?哦,他应该觉得是因为自己有才、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