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朝气蓬勃的群体。这是一群目标明确、意志坚定的党报集团新闻人。

这些“年度”中，既有从事媒体工作十余年，业绩骄人的老记者、老编辑，也有初出茅庐，声名鹊起的媒体新秀；既有身壮体健、铁脚马眼神仙肚的男儿，也有娇憨文弱、如邻家小妹的女孩。

他们中，既有传统采编业务的尖子牛人，更有媒体融合转型的探索先锋。他们把担当付诸每天的忙忙碌碌，将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事件细节的求证核对和每一个字眼的斟酌推敲。他们忠诚守望家国、真诚关爱民生。他们敏于发现真善美、敢于鞭挞假恶丑。他们身体力行，诠释了公平正义和匠人精神，传承着南方情怀和报人风骨。

在他们身上，挑战与创新、信念与担当，无不显示出“南方铁军”的激情与风采。他们是记者的标杆，他们无愧于优秀媒体人的代表。

敬礼，南方报业2015年度记者！

我是记者——刘龙飞（《南方》杂志时政部记者）

湖南浏阳人，本科中南大学，研究生华中师范大学，非新闻科班出身，但2010年毕业后却投身了新闻。在南方农村报做了4年调查新闻，尔后转战《南方》杂志成为一名时政记者。喜欢吃辣，内心深处还是有点湖南人“不怕死，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的辣劲。

痛，并快乐着

文|刘龙飞

在“基本功”中寻找自己的“痛点”

当过记者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曾说过，写作是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情，就如同一个人独自航行在大海中同风浪搏斗。我觉得这句话也能很真实地表达记者这份工作的“痛点”：无论是奔波在采访的路上，还是那些熬夜写稿的夜晚，辛苦和孤独都是最坚实的陪伴。

出去采访，经常能听到采访对象说“你们很了不起，是‘无冕之王’”，但下一句就是：“你们的工作也真辛苦。”充满同情的话语总让人黯然。与同事和朋友聊天，经常能听到各种吐槽，“睡得比狗晚，起得比鸡早”“不仅是脑力活，也是体力活”……调侃中总透露着诸多无奈。

不错，“无冕之王”也罢，“新闻民工”也罢，作为奋战在新闻战线上的“工人”，记者要能跑、能写、能熬夜，不仅要有强健的体魄，而且要有强大的内心。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对很多人来说，也正是在经历各种“痛点”的过程中，才能逐渐磨砺出干记者这份活的“金刚钻”。

2010年8月底，刚刚参加完集团一个月入职培训的我，第一次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出差，就是独自去采写一篇舆论监督报道。这对既不是新闻专业出身、也没有参加过新闻实习的我来说，既兴奋，也感到了压力。

由于要下到村里去做采访，我当时先后换乘了长途大巴、乡镇公交车、摩的，花了几个小时才到达。一到地方，很快被请到了政府办公室。当面对一大堆政府官员坐在一起准备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手心不断冒汗。硬着头皮完成这次采访之后，一位官员问我：“听你问了半天，你究竟想了解什么？”

采访怕提不出好问题、下笔怕写不出好文章，这是我经常的焦虑。第一次采访的“痛感”让我记忆深刻，也让我在此后一直在反思：记者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

如何从纷繁复杂的信息中甄选有价值的选题，如何尽可能丰富地获得采访资料，如何与采访对象周旋，如何将一篇稿件写得更好……从业几年来，我一直在这些“基本功”中寻找自己的“痛点”并努力改进，也一直以一个新闻初学者的心态仰视着这份职业。

在社会“痛点”新闻中观察和思考

有人说，记者是很容易将职业悲情化的一个群体。我认为，这种悲情化，一方面可能来自对媒体行业的危机感以及对生存现状的担忧，另一方面则可能来自记者在工作中遇到的太多社会“痛点”的感触。

2009年7月，因为做一个扶贫课题的原因，当时还在读研究生的我，曾到国家级贫困县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做了近半个月的调研。在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大山里的村庄，我看到了一群穿着很破衣服、光着脚、身上脏兮兮的十来岁的孩子。当地村干部告诉我，因为太穷，村里很多小孩都没有去上学。

2011年5月，在珠三角的一个工厂里，入职南方农村报不到一年时间的我，又见到了一群来自那片落后地区的孩子，他们与两年前我在彝良见到的那群孩子年龄相仿，但身份却是工厂流水线上的“小工人”。

这是一次对“黑童工”的暗访调查。当时珠三角很多企业正面临“用工荒”，有人反映有企业非法使用了来自云南等地的童工，于是，我接下了这个题材，并混进了工厂，而且真的找到了这群孩子。

稿件见报后，当地相关部门一位负责人告诉我，就在他们派人全面调查前，“黑中介”已经带着这群娃娃工逃走了。

娃娃工们何去何从，成了我永远无法得到的答案。我在随后的一篇采访手记中写道：“他们在离开工厂之后，又将被带向何处？我不得而知，甚至也不敢去做太多猜测，因为我知道，对这些生活在贫穷地区的孩子来说，能再度手捧书本、快乐度过少年时光，那是近乎奢侈的渴望。”

因为曾在他们家乡亲眼看到过残酷的现实，我对他们的境遇无法乐观。但车间那些孩子忙碌的身影，却总是浮现在我眼前，成为我经常想起的遗憾。有时候我甚至会想：自己究竟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

作为一名记者，客观报道是最基本的要求。我客观记录了童工现象，却留下了遗憾。我逐渐意识到，我们社会在转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并不只是“对”或“错”那么简单，往往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而更难的，是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此后的很多报道，我在对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关注中，都加入一些观察和思考，以及对解决问题的探究。从重症精神病人生存现状调查、地中海贫血病人调查到农村养老之困、失独家庭之痛，再到关注农村文物流失、土壤污染现象等，在操作更多感触社会“痛点”的新闻题材中，更冷静、更深入的思考成了我的追求。

向时政记者转型，换个视角观察

在做了4年调查新闻之后，我走上了转型之路。2014年6月，我成为《南方》杂志社时政理论部的一名记者，走上了做时政新闻的道路。

在很多人看来，我这种转型跨度极大：以前主要监督公权力，现在主要了解人家做了什么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自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去做新闻，换了一个角度去观察思考而已。

心理学上有个很有意思的实验，把一张中间有一个小黑点的白纸放到面前，问观察者看到了什么。一般来说，回答“黑点”的人，其看问题比较悲观，但是谨慎；回答“一张白纸上有个黑点”的人，其虽然照顾到了所有，但是重心却落在了黑点上，说明其注意力更多地偏向阴暗面；回答“一张上面有个黑点的白纸”的人，其看待事物全面，且注意力集中在光亮面。

做那个能一眼看出“一张上面有个黑点的白纸”的人，是我转型的最初出发点。面对那些难以求解的社会问题，我想尝试从“破”到“立”的角度去感触社会的“痛点”。

严格来说，从调查记者到时政记者的转换，也并非很大的转变。以前做调查记者的时候，很多题材都离不开时政、离不开社会关注的热点。而《南方》杂志的“深度凝聚力量”办刊宗旨，也决定了其新闻风格中注重深度的特色。因此，如何将自己的积累与现在的工作结合起来，这对于我来说，是一条值得探索的道路。

一年多来，无论是一系列会议报道、时政热点话题报道，还是关于基层换届、改革等报道，我一直在这条道路上探索。虽然并没有走多远，但却收获颇多，感触颇多。

对很多党员干部来说，随着八项规定、公车改革等政策的落地，近两年发生在身边的变化是巨大的。他们对这种变化有着怎样的切身感受？2015年9月，我和同事做了一期《直面商人——政府官员求解和谐政商关系方法论》的专题报导，通过采访多位官员和商人，试图解读新时期的政商关系现状以及应该构建什么样的政商关系。10月，在广东宣布省直106个参改单位车改工作基本完成的时间点上，我和同事一起做了一篇《离开公车的厅官》，将聚焦点放在厅官这个群体，反映公车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以及他们的真实感受。这些报道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

任何现象背后都有其深层次的原因，而每一个原因也必将带来诸多现象，既要看到“黑点”，又要看到“白纸”，做有深度、有创新的时政新闻，这是我不断探索的方向。

在媒体新趋势中当一名小兵

当记者几年，我最自豪的就是，全省21个地级市和绝大多数县市区，我基本上都至少去过一次。

不是在采访，就是在去采访的路上；不是在写稿，就是在做写稿的准备。虽然辛苦、虽然时常触及“痛点”，但在工作中体验到收获成绩时的愉悦。体验到不断成长的快乐，正是我所感受到这个职业的魅力所在。

由于性格比较内向，我不善交际、不善于当众说话。但当记者以来，我不断逼着自己去主动与人交往，不知不觉中胆量增大了，性格也开朗了。更可贵的是，我在采访中认识了一批关系还不错的朋友，大家能经常在一起吐槽、一起鼓励，为忙碌而单调的生活增加了不少亮色。

我一直觉得幸运，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能够在追跑新闻的道路上不断成长，能在广州这样的一线城市有了立足之地。我始终心怀感恩，一路走来，如果没有领导、同事们的悉心指导和无私帮助，我不可能克服工作上的诸多困难，更不可能如此荣幸地成为一名年度记者。

刚刚过去的一年，身边有很多媒体人离开，也有很多人对媒体行业表示迷茫和悲观。已过而立之年、早已被定义为一名“老记”的我，却仍然对这个行业充满期待。因为我始终觉得，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趋势。既然我们不能与趋势作对，那就应该顺应趋势前行。在媒体发展的新趋势中，还有我学之不尽的东西，我愿当一名小兵，不断努力、不断尝试，继续仰视这个职业。

有名人说，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我的理解是，如果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能和不足，能够直面自己的愤怒，并不断努力前行，这又何尝不是一个快乐的过程？

@胡新科：进南方前，当时和飞哥一起在粤东一个小山村驻村调研。离别前因伤感，他一个人干掉了一瓶白酒，嗯，一个人。别看他平时模样酷酷的，其实很闷骚、很有人情味。刚来到南方，他带我出差，脚步快得跟不上；写稿子，我还在构思，他已文思泉涌噼里啪啦地刹不住。下得了村、爬得了山、进得了厅局、采得了省部，龙戈，飞哥，你真了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