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技术人员私挟技术资料另组企业，离职员工抱团加入，将原企业的技术机密投入于新企业的产品生产。最近，经受商业秘密侵权事件的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赐材料”），向离职员工和相关企业提请诉讼，索赔1.5亿元。

近年来，省内商业秘密侵权案件呈频发之势，成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一大隐患。而相关案例显示，在商业秘密侵权事件的维权方面，亦存在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等突出问题。专业人士指出，解决维权难的问题，需要在司法体系内建立灵活高效的维权机制，并加快市场诚信体系的建设步伐。

技术核心私下另组企业

天赐材料推出其主打产品“卡波”已有近10年时间，这是一种用于化妆品生产的高科技树脂材料，由天赐材料自主研发生产。

2014年，天赐材料发现，市场上出现一款与“卡波”十分相似的新产品，“从外观和工艺上看起来都非常类似，当时就怀疑可能有企业复制了'卡波'的生产技术。”天赐材料董秘禤达燕说。

天赐材料此后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发现，该企业主导“卡波”产品研发的负责人华某，在2012年便开始偷偷转移技术资料，并以技术入股的方式在外地参与成立了一家新企业。此后，华某陆续拉拢数位曾在天赐材料工作、并参与“卡波”产品设计和销售的离职员工，引导其参与新企业的产品生产和市场推广。

天赐材料离职员工顾越（化名）便在当时进入了华某参与成立的新企业，他负责新产品的设计工作，并从新企业意外得到天赐材料“卡波”产品的原版设计图纸。“当时也曾担心这样是否会构成商业秘密侵权，但新企业的高层说，要对天赐材料的图纸做些修改，不要做得完全一样就行。”顾越说。

2013年11月，华某也从天赐材料离职，数个月后，由其主导生产的与“卡波”类似的新产品正式面世，其与天赐材料形成直接竞争，并在市场上持续销售约1年半之久。

禤达燕说，“卡波”产品研发、设计、生产中相关的技术信息均属于商业秘密，而天赐材料的员工入职时都签订过商业保密和竞业限制协议，其中明确说明员工在终止或解除劳动合同后，仍须履行保密义务，以及离职后仍有两年的竞业限制期。

在取得大量调查证据之后，天赐材料向警方正式报案。2015年，公安机关将天赐材料“卡波”产品的技术资料，及华某在新企业主导生产的产品资料，提供给广东省知识产权研究与发展中心司法鉴定所进行相关鉴定。结果显示，两种产品的相关工艺、生产设备等实质性相似。

今年3月，检察机关对华某及相关人员提起刑事诉讼。目前，华某已被警方执行逮捕并羁押，而顾越也已主动投案。同时，天赐材料针对商业秘密侵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向华某及相关人员和企业提起民事诉讼，索赔1.5亿元。

禤达燕说，天赐材料当初设计“卡波”产品耗时两年，前期投入研发经费1200多万元，该产品一直是天赐材料的主打产品，而在商业秘密侵权事件发生后，“卡波”的市场价格被侵权方拉低，致使其近两年的市场规模和销售业绩都难以扩大。

取证难度大与维权成本高

天赐材料所遭遇的商业秘密侵权事件并非孤例，近年来此类事件在省内多地已呈频发之势。据深圳市公标知识产权鉴定评估中心监测，深圳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频发趋势愈加明显，其中，汽车导航仪、手机芯片、应用软件等产业领域成为商业秘密侵权的“重灾区”。

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年度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中，广东一起侵犯商业秘密案位居榜首。该案中，被告将所在公司的经营信息资料私自带走，使两被告公司利用客户信息倾销产品，造成原公司遭受巨额经济损失。

在2015年，广东约90%的研发经费和90%的科技成果来自企业，而商业秘密流失和侵权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影响之大，亦非同小可。“技术人员带走或窃取技术秘密，跳过研发投入环节直接复制同款产品，往往能以更低的价格进入市场，必然严重侵害原有企业的经济利益。”一家高新企业负责人说。

广东踔厉律师事务所律师田子军长期经手商业秘密侵权案件，他说，多数商业秘密侵权案件是由公司员工内部实施作案。掌握关键技术信息、经营信息的核心人员，或在任职期间就另组公司，或在离职后违反竞业协议，进行不正当的牟利行为，抢占原公司的客户和市场。

一边是商业秘密流失给高新企业带来发展危机，另一边则是商业秘密侵权后的“维权难”。

首先是取证难的问题。由于商业秘密侵权案件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需要企业在诉讼前将所有证据按严格要求收集整理好，而由于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隐秘性，导致被侵权人取证难度极大。

田子军将其归结为三点：首先，发现商业秘密侵权行为的存在，要从其购买的原材料方面入手来分析产品的构成；其次，要证明商业侵权的具体内容，需要验证对方产品使用的工艺是否与企业一致；最后，为了立案调查，还要获得对方的产品产量等证据来证明侵权对企业造成的损失。“如果无法证明疑似侵权产品具体是哪个流程造成了侵权，往往会使证据的获取过程难以为继。”

其次是维权成本高。相关人士指出，由于举证过程和诉讼程序均十分繁琐，商业秘密侵权案件的诉讼周期一般较长，甚至出现企业赢了官司却被“拖死”的情况。同时，此类诉讼需要花费相对较高的取证费、公证费和律师费，企业可能出现维权所得赔偿"入不敷出"的局面。此前深圳市检察院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1％的受访企业认为“维权成本高是目前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维权难'的问题最终要回归到司法体系里来解决。”暨南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徐瑄认为，只有建立灵活高效的快速审判、快速赔偿的维权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矛盾。

徐瑄说，法院在裁判被侵权方的受损价值和侵权方的非法获利价值时，往往难以评估或效率较低。如果广东能够在现行的市场机制里加快诚信体系的建设步伐，比如将企业的财务报表规范化，一旦发生侵权行为，通过财务报表即可推算出侵权损失和非法获利的额度，有可能提高赔偿效率。

【记者】李书龙 金祖臻

【见习记者】泠汐

【校对】张昕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