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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优是57年生人，与陈道明、张国立年纪相仿，再过些时日，就得被尊称为“老艺术家”了。但这位准老艺术家还是没半点“家”的脾气，接受采访也如唠家常，与年轻时一样，小眼睛亮一亮，未语先笑。演员的脾性与经历的角色有关吗？多少有一些，杜宪曾说陈道明演过皇帝之后就“脾气见长”。葛优没当过皇帝，也少在江湖里戏说，他像时代的记录者，从年轻到中年，演的最多的是他同龄人的故事。

八十年代，他是《顽主》里有点蔫儿的杨重，《编辑部的故事》里戴着小帽的李东宝。和更贫嘴的张国立、梁天组个3T公司，替人解难（约会或挨骂），听文艺女青年咄咄逼人：“弗洛伊德说当儿子的都想跟自己妈结婚，对吧”，或顶着一脑袋前卫主意，在戈玲的笑容里团团转。

那时候，文艺两字尚没有“揶揄”的含义，被信息流冲刷得浑身是劲儿的年轻人，满心满口都是单纯的理想与蠢动。这些在自由与茫然间不知往何处使劲儿的年轻人让葛优拿了第一个最佳男主角提名，红遍大街小巷。

此后不久，出国镀金热升起，他是《不见不散》里的刘元，混在华人街里当地陪，教外国人学中文：“趴下！”但所有的梦都不好做，三十好几，过了念诗拈花的年龄，每天照镜子时都想揶揄自己，年轻时的茫然变成内心空洞，喜欢的姑娘来了，贫嘴贫舌掩饰欢喜，姑娘又走了，心里刮起大风呼啦啦吹。

等功稍成名稍就，爱人变成左右手，葛优成了《手机》里的严守一，在年轻姑娘那找远去的激情，反而掉进更大的麻烦里。爱谁不爱谁，其实都是太爱自己。往前是诱惑往后是亏欠，每天都在硬着头皮做一个自己都弄不懂的复杂人。“中年结构性危机”第一次成为社会话题，是倪震说出口的，但在国内大银幕上，葛优是把那种状态演活了的第一人。

《非诚勿扰》里的秦奋算是把这些坎都度过了，有足够心情帮助情伤少女，带她四处周游。落日大洋边，异国神祗前，他回望自己半生的萍踪浪迹，有满腔不能言的孤独和遗憾：“钱不是问题，真正缺的是朋友。最近这些年我经常感到非常孤独，那个时刻就很想念你们。”

这部电影问世后，收到许多非议，说主角俩根本不搭。可望望四周，人行到过半，再遇情感多半便是半淡泊半沧桑的模样，葛优对此的拿捏倒真是写实。

当然，他还有《活着》、《霸王别姬》和《让子弹飞》这些更戏剧意味浓烈的角色，但能用演员这个职业，贡献一个完整的时代样本，真是最特别的事。

葛优性格内向，因为父亲葛存壮是著名演员，所以从小经常遇到老师怂恿他“来一段儿”的事儿，他总是摇头。不仅不爱人前出风头，他连与人大小声都不会。中学时候，有一回，无缘无故挨了一拳头，他却连句回骂都没，母亲问他，他说：“那是个专门打架的主，招惹他干嘛呢。”那时候，青春期的男孩都往外蹦，他就闷在家里，看电影、给妹妹做饭，据说一手好厨艺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拿手菜不少，还有一道“葛氏萝卜”名头很响。

中学毕业，他下乡插队，被分配去养猪，百十头猪，他和师父两个人照顾，每天挑水喂食，在农场里走来走去。他还随身带了一架爸爸的照相机，模仿电影海报拍照。等到高考重新开始，他决定去当一名演员，考文工团事演的戏，刚好是就是“喂猪”。从未学过无实物表演的葛优，演得相当顺畅，给猪喂食时，还不忘伸腿踢它一脚。他被录取时，曾经觉得儿子没有明星脸的葛存壮承认自己走了眼。

从进团到演主角出名，葛优又挨了许多年。中途也怀疑过自己是否真的适合干这行，要不要去当个摄影师算了。每回听这个故事，我都会想起李安被劝去开个餐馆的事。还好他们都没有。

最近葛优在《罗曼蒂克消亡史》里，演一个映射旧上海江湖老大杜月笙的角色，小平头、长黑袍，语调少而缓，大多情绪通过眼神传递。记者问他，是否觉得这个角色是挑战。快到耳顺之年的他摇摇头：“我现在只想做自己能承受的事儿，要是非得吃大苦，我就算了。”

《罗曼蒂克消亡史》的故事，是时空交错铺陈开来的，他接到剧本时为此和导演程耳“掰扯”过，后来转念一想这不是自己该管的事儿嘛。他不愿与人起矛盾的脾气从来未改。

演了半生男主角后，葛优对角色的要求，越来越简单，“有趣”就好。演戏这事儿，他决定演一辈子，“到后来肯定都是配角。”他想得极通，浪漫声名如水流过手，剩下来的，终归是光光手掌光光日月。

我们如今翻查历史，在故纸与黄土里寻找踪迹。未来人，会在硬盘里搜寻代码或影像记忆，也许葛优的这些角色，会是他们那代人的标识。而我们这代人——70后80后和90后——会有这样的记录者，记下一代人的热切、迷茫与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