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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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汪韬  视觉 | 李佳蔚  统筹 | 何海宁

这是一篇2013年9月30日发表的文章。当时国家刚刚颁布“大气十条”，2017年是行动计划的规定时限，届时北京PM2.5年均浓度要下降25%以上。如今已是2016年底，北京依然有重霾的日子。但我们也发现，重污染天气的预警体系在提升，应对举措与往年相比，已是有条不紊。

当时，我们虚构了一位北京居民“柯立务”，意为“颗粒物”。他在2017年初依然要面对重霾天气。这是一篇虚构性文章，其中，既有对雾霾治理效果的担忧，也有对政策落地的赞赏。它代表我们对未来北京美好生活的期盼，并非是对北京治霾效果的结论性报道。

2013年9月12日，《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终于面世，这是中国治霾里程碑式的节点。而作为重灾区的北京，已经提前10天颁布了84条重点任务分解。

4年后的2017年，是行动计划的目标年限。届时，北京人将会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假定行动计划及北京的任务分解都能实现，我们虚拟了一名北京人“柯立务”，他将提前剧透国家承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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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污染日依旧难免

2017年1月5日，40岁的柯立务下班走出办公室，天空灰蒙蒙一片。他打开手机软件，空气质量指数超过200，2017年的第一个重污染日不期而遇。

每当雾霾严重，柯立务就会想起自己的老东家，一个“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的水泥厂。4年前，全国治霾攻坚战打响，到2017年，北京市已经清理了1200家污染企业，包括老东家。北京市的水泥产能一再压缩，只保留了一部分用于高温焚烧协同处置危险废物。

“领导们该紧张了。”柯立务心想。他也为在北京市环保局工作的朋友担忧，从水泥厂辞职后，他就格外关注大气污染治理，向朋友请教了不少专业问题。2017年的PM2.5年均浓度是最重要的考核指标，这意味着从这一年的1月1日起，每一天的PM2.5浓度都要作为攻坚战的战果纳入核算。

2013年初，雾霾锁城的场景让任何北京人都难以忘怀。9月，国家紧急颁布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不及的北京提前数天颁布了84条重点任务分解，每一条任务都对应着牵头单位及责任人。环保局的朋友曾说，有一天他的工作就是校对各区县、委办局等领导的名字，因为“写了名字才会重视”。

重灾区京津冀的任务最重。到2017年，PM2.5年均浓度需比2012年下降25%左右，而北京则是唯一设置了浓度目标的地区——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

计划颁布已有3年零3个月，柯立务觉得这几年空气是有所改善，但这种区别普通人难以言喻，因为即使达到60微克/立方米的目标，也不过是2013年上海的状况，变化只能靠监测仪器辨别。有意思的是，当初朋友说，局长和大气处处长被问得最多的问题是：这些措施都执行了，2017年能不能达到目标？

当初谁也给不出答案，但今年已是必须给出答案的时候了。

柯立务的感觉是，就像今天，重污染日依旧无法完全避免。对于重污染日，北京在计划中的目标也只是“天数较大幅度减少”。

2017年1月6日早上，柯立务推开窗户，天更阴沉了。果然，空气质量指数超过了500，变成了极重污染日，他收到应急预案的短信。

“又可以不上学喽！”儿子很高兴。2012年颁布的《北京市空气重污染日应急方案（暂行）》还只是建议中小学停止户外活动，次年修订的方案则直接要求中小学校停课；机动车的控制则从停驶30%的公车变为机动车单双号限行。当初，这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认为孩子停课，家长不用接送，车流量已减少，不必再执行单双号。

但第一次执行后，机动车减少一半，效果立竿见影，人们逐渐接受了这个措施。柯立务却不太喜欢这种“伤筋动骨”的急救，外来因素对于PM2.5的贡献占到1/4，北京难以独善其身。幸好2014年京津冀就建立了区域的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区域联动的效果也在逐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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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心无煤化

下班回到家，柯立务打开邮箱，里面躺着取暖费的缴费单。刨除物价上涨，费用还是比2013年要高。因为“煤改气”之后，供暖成本随之上升。虽然有政府补贴，但是居民也要付出更高费用。

柯立务想起当年北京的承诺。2012年，北京市的燃煤总量为2300万吨，相邻的石家庄人口是北京的一半，但燃煤总量则接近北京的三倍。这归功于北京自1998年开始的削煤行动。2013年，北京市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砍掉一半多，4年后只保留1000万吨。

最狠的一招是无煤化，对于东城、西城区的6.5万人来说，在胡同里生炉子、烧煤球的时光成为过去式。

最大的削减量来自电厂，这将削减920万吨，对削煤的贡献率达70%。不过，一位电厂的朋友告诉柯立务，电厂安装了脱硫脱硝设备，而供暖小锅炉污染物直排，影响更大。

当然，这些小锅炉也被改造了。如今，城中心六区已无燃煤锅炉。可是这些“煤改电”的民生工程却一波三折，北京市500千伏的变电站要达到10座，居民反对家门口安装变电站的消息频现报端。

一个电话打断了柯立务的回忆，朋友约他周末去郊区烧烤。柯立务动了心，自从实施大气行动计划以来，在市区的公共场所吃露天烧烤也要躲着城管。

周末到了怀柔区，柯立务感觉空气比市区清新了不少。晚上住的农家乐旅店竟然用电取暖。柯立务忍不住问店老板，这是不是很贵？店老板说，为了鼓励农村少用煤，他们没有按照阶梯电价交费，改造无烟煤炉、购买电取暖设备甚至安装太阳能采暖设施，政府都有补贴。而且，对液化石油气，政府也会每瓶补贴25元。

“烧煤也行，但咱不能用外地那些不符合北京地方标准的煤。”店老板压低了声音，“村里也有人贩劣质煤，结果被罚了款。”

注：数据来自《北京市2013—2017 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如无特别注明，数据均为2017年目标，对比年份为2012年。南方周末记者汪韬整理。（何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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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车、治尘，骑车再流行

坐着朋友的车回家，柯立务有一些失落：三年了，他还是没有摇上号。北京市要求2017年底机动车保有量控制在600万辆以内，而2013年北京就已有520万辆了。

朋友建议柯立务买个外地车牌，但外地车的限制越来越多。2013年，进入五环的外地车要办理进京证，现在是进入六环都需要办理进京证。以前高峰时段只是不让进五环，现在连远郊区县，如昌平的城区也不让进了。

就算摇上号了，也养不起车。柯立务自我安慰。工作单位在市中心，是机动车拥堵费的征收范围，高峰时间进入这个区域，智能化车辆电子收费识别系统就会给你的车辆算上一笔拥堵费。而且，市中心的停车费现在也高得吓人。

因为在摇号指标、价格补贴等方面的倾向性政策，购买混合动力、纯电动车的同事越来越多。如今，北京市新增了20万辆新能源车，其中17万辆为个人和政府公务用车，剩下的是公交、环卫、邮政等行业用车。

纵然加气站、充电站等配套也建设了不少，柯立务还是对新能源汽车的稳定性不够放心，他宁愿坐地铁上班。从地铁站出来到单位的那一段距离，他可以骑公共自行车，北京的公共自行车服务运营已经很普及。

闲暇时刻，柯立务也会骑车在城里转转，他喜欢压过每一条街道的感觉，只有这样才会感受到城市的脉动。

但这种闲情在2013年的北京却是奢望。你需要忍受扑面而来的汽车尾气，尤其是重型柴油车的尾气。还有扬尘飞舞的露天工地，以及带来烟雾的渣土车辆。

这三年来，柯立务看到一些防治技术正在推广。颗粒捕集器——如同“吸尘器”一样，重型柴油车尾气中的颗粒物在进入大气前就被“俘获”；防尘墩——如同减速带，工地车辆经过时通过抖动而掉落一些渣土；预拌砂浆——城六区、远郊新城地区需要使用预先搅拌好的砂浆，不再在现场搅拌；再生水——每天需有30万立方米的再生水冲洗马路。

骑车时，柯立务会注意到一些电子显示屏，显示着城六区“道路尘土残存量”排名。相对于大块头的削减煤炭，零散的扬尘管理一直是难题。扬尘防控措施不当的施工单位将被停止在京投标资格，2013年就有15家企业收到了红牌。

2014年，政府投巨资在全市面积达到5000平方米以上的建筑施工工地上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但柯立务还是能经常看到媒体曝光，前几天重污染日就有一则。按照应急预案，土石方作业和露天施工需要停工。但企业偷偷施工，被群众拨打城管热线96310举报了，这家施工企业预交缴纳的“扬尘治理保证金”将不会退回，而且按照绿色信贷制度，今后企业申请银行贷款也会因这次环保违法行为而受到限制。

“老柯，上次你给我装修推荐的水性涂料是什么牌子？说可以减少什么VCO。”柯立务回头一看，是同事老王。“什么VCO，是VOC，挥发性有机物。”

VOC的危害很大，涂料是室内VOC的主要来源之一。和PM2.5一样，这个专业术语如今已日益受到关注，国家开始征收VOC排污费，VOC的排放总量也纳入了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的前置条件。北京市的承诺中，到2017年，全市工业重点行业VOC排放量与2012年相比累计减少50%左右。

“但是水性涂料的价格更贵。”柯立务说。

“健康无价嘛。”老王回答。

注：本文参考文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北京市2013-2017年清洁空气行动计划重点任务分解》、《北京市2013-2017年加快压减燃煤和清洁能源建设工作方案》、《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加快压减燃煤促进空气质量改善工作方案的通知》、北京市地方标准《低硫散煤及制品》。其中燃气供暖价格、拥堵费、新能源汽车购置优惠等具体措施尚未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