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陶澍在南方周末主办的绿色传媒奖学金班上讲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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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 | 陶澍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整理 | 谭畅  统筹 | 何海宁

由于家庭炉灶燃烧效率低，且没有净化装置，单位用煤污染物排放量往往是工业和电厂的数十倍（如二氧化硫）、数百倍（如黑炭）甚至上千倍（如致癌的苯并芘）。

在华北某地家庭厨房中测得的苯并芘高达49-548ng/m3，这种强致癌物的室内空气国标为1.0ng/m3。一项重要发现认为，中国非吸烟妇女肺癌发病偏高的原因就是使用固体燃料做饭。

对于空气污染的认识，目前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误以为农村享受着更清洁的空气，忽视了农村因为固体燃料的使用，有些情况下空气污染甚至比大城市更严重。比如将温室气体减排与大气污染物减排混为一谈，造成减排政策缺乏严谨的科学基础。

2016年12月3日，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陶澍在南方周末主办的绿色传媒研究奖学金班上分析了农村大气污染问题，以及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减排的关系。本文由南方周末记者根据现场讲授内容进行整理，经陶澍本人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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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煤污染比电厂更高

关于大气污染的成因，目前聚焦在工业、发电和交通等排放源，对生活源特别是农村生活用固体燃料（煤、秸秆和薪柴）使用导致的污染物排放缺乏应有的关注。

例如，尽管家庭生活燃煤量不足发电和工业耗煤量的二十分之一，但由于家庭炉灶燃烧效率低，且没有净化装置，单位用煤污染物排放量往往是工业和电厂的数十倍（如二氧化硫）、数百倍（如黑炭）甚至上千倍（如致癌的苯并芘）。因此，很多情况下，控制家庭燃煤的效果不亚于控制电厂和工业排放。

再如，野外秸秆燃烧的污染问题已得到高度关注。事实上，家庭做饭和取暖使用的秸秆量是野外烧掉秸秆的三倍以上，薪柴使用量则更多。家庭使用秸秆和薪柴排放的污染物与煤大体相当，因此是比散煤更重要的污染物排放源。

2012年开展的农村生活燃料调查得到的结果表明，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主要来源无疑是电厂和工业（88%和89%），氮氧化物主要源自工业、电厂和交通（97%），但生活源贡献了黑炭、有机碳和苯并芘总排放的50%-65%。其中黑炭和有机碳是大气颗粒物的重要组分，苯并芘则是强致癌物。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越来越多城乡居民从固体燃料转向电、液化气、天然气和沼气等清洁燃料，生活源排放污染物在总体排放中的占比近20年来有显著下降。尽管如此，在区域大气污染控制中，生活源固体燃料使用造成的排放是绝不能忽略的。这在冬季需要取暖的北方地区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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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致癌物超标严重

关于PM2.5污染的健康危害，尽管不同研究结果不完全相同，但风险规模和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根据我们的最新估算，由于室外大气污染产生的PM2.5导致1992年和2012年过早死亡（过早死亡指短于预期寿命的死亡）人口分别约为99万和160万。其间，农村生活源污染物排放对过早死亡人口的贡献在1992年高达27%，到2012年已经降到3.9%。尽管如此，2012年农村生活燃料使用排放污染物造成过早死亡人数超过6万。

此外，尽管全国年均贡献不足4%，但是在冬季取暖地区，这样的贡献远远超过平均水平。譬如，华北地区冬季的贡献可以高达20%-40%。这也是为什么冬季北方地区灰霾更加严重的原因之一。正因为如此，北方农村室外大气PM2.5和其他污染物污染也相当严重。这一点得到许多现场观测数据的确认。

11月4日，采暖季空气污染严重的哈尔滨，当日清晨能见度不足百米。图为哈市建筑艺术广场被雾霾笼罩。东方IC丨图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中国死因分析，室外大气污染和室内空气污染排名都很靠前，分别占全部死亡贡献的10.8%和8.9%。这里的室内空气污染主要就是由家庭固体燃料使用造成的。其健康危害远远超过装修造成的甲醛污染问题。

我们近年来在多处农村实际测定了室内空气污染水平，得到的结果触目惊心。譬如在华北某地家庭厨房中测得的苯并芘高达49-548ng/m3（纳克/立方米），卧室中也高达31-187ng/m3。这种强致癌物的室内空气国家标准为1.0ng/m3，该标准含义是导致十万分之一肺癌发病的终身暴露水平。再如，在西部某地测得的厨房PM2.5浓度为72-1652g/m3（微克/立方米），高于北京或者哈尔滨重污染情况下的室外浓度。关于固体燃料燃烧导致的健康危害有过很多研究，其中一项重要发现认为，中国非吸烟妇女肺癌发病率偏高的原因就是使用固体燃料做饭。

从目前的科学证据看，导致农村居民健康危害的最大问题是室内外空气污染。因此在农村环境保护工作中，除了要注意垃圾和水污染物问题外，一定要特别关注做饭和取暖用煤、秸秆和薪柴使用导致的室内外空气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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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减排比碳减排迫切

尽管控制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都是重大国家需求，且两者密切相关（如改变能源结构能够同时降低碳排放和污染物排放），但两者的目标和解决途径非常不同。虽然有些大气污染物（如黑炭）既导致大气增温，也影响人体健康，但多数影响气候变化的物质和影响人体健康的污染物并不相同。因此，减少了碳排放不等同于减少了污染物排放。如何实现国家目标，需要科学地认识气候变化和污染危害的成因、控制手段和控制成本。简单地将两者混为一谈，会导致效率下降和增加无谓成本。

由于我国尚处于发展阶段，尚有大量人口处于贫困状态，能用于减排的财力有相当的局限性，碳减排和污染物减排策略需要考虑实际国情，并有充分科学的依据。

就目标而言，降低碳排放的气候效益是全球性的，而改善大气质量的效应是局地的。由于历史上发达国家已经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而碳在大气中存留时间非常长，目前大气增温的主要贡献值是发达国家。根据北京大学李本纲课题组最近在Nature上发表的研究成果，尽管中国目前是碳排放第一大国，但对当前（以及未来数年）的大气增温效应的贡献只占10%左右。这一证据充分支持我们在碳减排方面应当负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责任的策略。

相比之下，中国目前是受大气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比较大的国家。因此，污染物的减排应该优先于温室气体减排。换言之，中国的优先目标应该是首先考虑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中国民众生存的环境质量，减少污染导致的健康危害。同时兼顾削减碳排放，为改善全球环境做应有的贡献。盲目跟随碳排放主要贡献国和某些国际组织，在减碳方面过多投入的做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如何在允许的投入水平下，获得最大效果需要系统科学研究的支撑。有些不顾中国国情和科学事实的做法（如碳储存）是劳民伤财，另一些则可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譬如，黑炭既是大气增温剂，也是PM2.5的主要成分之一，减少黑炭排放可以获得大气和健康双重效应。而减少黑炭排放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农村生活源固体燃料的替代。再如，二氧化碳主要源自化石燃料，特别是煤的使用。减少电厂用煤（如改气）可以有效降低二氧化碳排放。但是由于电厂单位燃煤排放的许多污染物远远低于生活燃煤，电厂改气导致的污染物减排效率极低。反之，将生活燃煤改成清洁燃料，其污染物减排效率很高，不仅可以有效改善区域大气质量，也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室内空气污染问题。此外，治理灰霾的直接结果是降低大气中颗粒物的水平，而大多数颗粒物的存在会降低温室效应。可见，治理灰霾的结果会引起某种程度的大气增温。这显然与减碳的目标是相悖的。

综上所述，系统分析减排的目的、途径、效果以及成本，是确定科学减排策略的必要前提。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和正在取得显著进展，如何系统整理相关成果，弥补研究短板（如政策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并将相关成果用于科学决策是目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绿色传媒研究奖学金班”于2016年12月1日-4日在山东烟台举办，由南方周末主办，碧桂园全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