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之子孙科曾指出：“该院不但为吾粤西医之先河，于吾国革命历史亦有相当关系。”该院即指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前身博济医院）。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之际，该院举行向孙中山先生铜像献花仪式，以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

“1886年秋季，孙中山经由喜嘉理牧师（Charles R. Hager）介绍，进入博济医院附属的医学堂学医，师从嘉约翰医生，成为医院的护理人员，大约有一年时间。”该院副院长严励说。

在这里，孙中山还结识了一批日后革命道路上的友人，如天地会成员郑士良。时职博济医院医生的尹端模更一贯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时称“杏林双帜”。

“先生虽在博济医院附属医学堂就学仅一年，但对其医学知识之进步和革命事业之起步仍有所助益。”严励说。

即使身居要职，孙中山也没有忘记母校。据《博济医院百年》记载，1912年，在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孙中山曾重归母校，捐赠了100大洋成为广州教士医学会（医学传道会）的终身会员。

孙中山还积极支持母校扩建。1917年孙中山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时，手令广州市政府拨广州西村岗地120余亩供母校扩充业务。1923年，为支持在岭南大学校园内修建博济医院分院，他又主动捐款1000大洋。

解密

孙中山在博济

在181年的历史里，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中外名医荟萃，医治患者达百万之众，培养医学人才先后不可计数，最可纪录者，当为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中山先生之子孙科曾指出：“该院不但为吾粤西医之先河，于吾国革命历史亦有相当关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曾就读于此，为该校杰出学生。

“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

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

19世纪70年代，少年孙中山曾经在檀香山跟随哥哥生活，就读当地学校，接受西式教育，英语成绩出色，并受到欧美民族、民主思想的启迪。归国后目睹国家的腐败、人民的迷信及列强的压迫，遂立志推翻专制，实现革命。并决定“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术为入世之媒”，从学医着手进行拯救祖国的活动。

1886年秋季，孙中山经由喜嘉理牧师的介绍，进入博济医院附属的医学堂学医，师从嘉约翰医生。开始，他被安排担任医院的护理人员，大约有一年时间。“他聪明好学，尽心尽责。在工作过程中他有机会观察到现代医疗方法的种种好处”。

据当年的同学忆述：孙中山“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羞藜藿，甘之如饴”。“当时的医学堂全班有12名男生，4名女生。嘉约翰医生不知道他所教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将被证实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在1912年成为新生的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在校期间，先生开始阅读包括《化学初阶》、《西药概略》、《割症全书》在内的各种西方医学书籍，亲眼目睹了“开膛剖肚”的医学手术，同时也在嘉约翰医生的安排下成为博济医院的兼职翻译。结合学堂上所阅读大量医学文献，孙中山有感西医对于治病救人之重要，革命思想开始萌芽。

老师受孙中山触动，撤销不许中国男学生实习产科的禁例

孙中山在南华医学堂留有记录的一二事迹表现出其要求破除封建礼教，自由平等的主张。

医学堂虽是新式的西医学校，但仍采取男女分坐，中间施以帐幔相隔的方式来授课，而且遵循中国旧俗，规定男学生不能参加产科实习。

身怀救世之心的孙中山对此极为不满，大胆向嘉约翰院长直述：“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嘉约翰为孙中山的言论所触动，同意撤销不许中国男学生实习产科的禁例，此后不久教室中的帐幔也除掉了。

在学习医学的同时，孙中山还悉心学习中国历史，据说曾在宿舍中收藏自置之二十四史全部，“学友没嘲笑之，以为购置此书，不事攻读，只供陈设而已。一日，同学何允文抽检一册，考问其内容，思以难之。先生应对如流，分毫不爽。历试数册，皆然。允文惊奇钦佩”。

读书期间结识革命友人

在博济读书期间，孙中山结识了一批日后革命道路上的友人。一个是天地会成员郑士良。对此先生曾自述：“当予肄业于广州博济医学校也，与同学中物识有郑士良号弼臣者，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予一见则奇之，稍与相习，则与之谈革命。士良一闻而悦服，并告以彼曾投入会党，如他日有事，彼可为我罗致会党以听指挥云。”

1895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密谋起义，郑士良曾号召天地会会众参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与郑士良先后前往香港，又一同乘船去日本。1900年，已是兴中会成员的郑士良还参与领导了惠州起义。另一个是尤列（一作尢列），尤列是医学生尤裕堂的族人，孙中山在香港就读西医书院期间，与在香港工作的尤列仍保持联系。尤列也曾参与了广州起义与惠州起义。

这一时期，孙中山还与博济医院医生的尹端模结下友谊。尹端模曾担任嘉约翰的助手，是最早参与翻译西医著作的中国医生，也是中国独立编译西书的先驱者。在孙中山毕业后，“尹端模成为其医务合作者，并一贯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

孙中山在广州西城开设冼基东西药局时，因事务繁忙，邀尹端模相助，两人相得益彰，业务蒸蒸日上，时称'杏林双帜'“。后来孙中山广州起义失败，曾参与其事的尹端模举家避难于香港。孙中山还通过尹端模结识了尹的岳父区凤墀。区凤墀国学素养深厚，热心革命，与孙中山是莫逆之交。

孙中山学习医学之暇，积极关心政治问题，常对人阐释自己革新政治的抱负，抨击清廷的腐败落后，用“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一类言辞来提高人们觉悟。先生还利用课余时间写作论文，投寄到香港和上海的报纸，阐述他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见解。“先生虽在博济医院附属医学堂就学仅一年，仍对其医学知识之进步和革命事业之起步有所助益。

博济医院在1934年出版的《中山纪念博济医院概况》中也提及到孙中山之革命与博济医院的关系：孙总理中山先生，即习医于是校，并于暇时，广结有志之士，提倡革命，伺机而动，一举而清社以屋，以中华革命历史地位而言，本院实有特殊重要之关系。后来博济医院的一些学生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下，走上了推翻专制统治的道路，有些甚至付出了生命。

比起个人顽疾，他更关心国家民族的“痼疾”

1887年秋，孙中山在博济医院附设医学堂学习一年之后，转学到了香港西医书院跟随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ile）学医，五年之后以优异成绩毕业，继而悬壶于澳门、广州两地以问世。孙中山医术精良，态度认真，待人亲切，在短暂的行医时间内声名鹊起。

但是比起个人的顽疾，他更关心的是国家民族的“痼疾”。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孙中山携陆皓东北上寻求救国道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改良主义思想幻灭未之后，决志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1895年孙中山发动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遭到清政府的严厉搜捕，在博济医院药剂师梁新荣（Leung San Wing）的帮助下安全逃脱，年轻的梁新荣是孙中山的忠实追随者。

自此，孙中山历经数载，募集资金，召集革命志士，成立同盟会，多次发动起义，并受清政府的追捕，流亡海外。但先生革命之志不渝，仍为此奔走操劳。

1911年，湖北新军发动的武昌起义掀起了全国的革命浪潮，清政府的统治迅速土崩瓦解。身在海外的孙中山得知后，激动兴奋之情难耐，动身归国。是年底，在南京举行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中，孙中山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负责筹建新政府。

1912年南北谈判中，孙中山同意以袁世凯支持共和事业，实现南北统一为条件而辞去总统职位。孙中山先生认为民权和民主已然实现，今后目标当以投身社会实业建设，宣扬民生主义。在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孙中山开启南下巡视。

1912年5月9日，孙中山在阔别博济医院二十五载之后，重归母校，参加博济医院举办的广州耶稣教联合会之欢迎会。

据《博济医院百年》记载：“1912年，一位‘旧日学生’的莅临给医院带来殊荣，他就是‘孙逸仙博士，中华民国第一位总统。医院大院为他举行了欢迎仪式，使这个医院的许多朋友得以见到孙博士，同时也看到了这个医院’。他捐献了100大洋，并成为广州教士医学会（医学传道会）的终身会员。”在此次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

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念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姊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回忆同事医学之至友，犹复相见，其欣感更难言状！今幸民国成立，扫除黑暗，驱逐异种。以今日而上溯前半年，其境地大有天壤之别。盖前则专制束缚，今则恢复自由。我兄弟姊妹，对于教会则为信徒，对于国家，则为国民。专制国之政治在于上，共和国之政治在乎民。将来国家政治之得失，前途之安危，结果之良否，皆惟我国民是赖。岂可如前清时代之以奴隶自居，而放弃其根本乎？且前清之对于教会，不能信仰自由，自立传教，只藉条约之保护而已。今则完全独立，自由信仰。为基督徒者，正宜发扬基督之教理，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美之目的。兄弟怅触旧怀，百感交集，非一二言所能尽。惟望此后勉励进，共担责任，得享宗教之幸福。是兄弟所祷祝者也！

会后，孙中山与全体出席人员在博济医院大楼前合照留念。同一时期，孙中山还莅临了夏葛女子医学堂的开学典礼。

1911、1912和1916年革命期间，博济医院多次收治伤兵。“另一次当他（孙中山）到医院看望伤兵的时候，我们把孙博士带到我们即将开始工作的手术室去。当我们打开第一个病人的伤口时，孙博士根据伤口的位置推测这士兵是从战场上迅速撤退时被从背后打伤的。”对敌人“朝后背开枪”的行为表示愤慨。

1917年孙中山担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时，手令广州市政府拨广州西村岗地120余亩供该校扩充业务。1923年先生，还为岭南大学校园内修建博济医院分院而捐款1000大洋。据记载，“应嘉惠霖（W.W. Cadbury）医生的请求，李福林（Lei Fuk Lam）将军同意为建造诊所募集10000大洋。孙博士以其慷慨捐赠名列首位。”

1924年，广州市市长孙科为表示他父亲孙逸仙博士对医院的支持，向博济医院捐赠将近二十英亩的政府土地，以实现医院拟议中的扩建。孙科在给博济医院的信中表示：“鉴于博济医院对广州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广州市政府准许博济医院使用一片政府土地，以实现其拟议中的扩建，使之能够扩大其作用的范围。这里的人民对这所医院很有信心；它的中文名字——博济医院——家喻户晓。”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博济医院仍然缅怀中山先生。1930年，由于财政问题，医学传道会决议将博济医院及其物业移交给岭南大学董事会，条件是“医院为弘扬基督教的目标保持不变，其产业收入均用于医院工作或医学教育”，自此，博济医院成为岭南大学的附属医院。1933年，岭南大学校长钟荣光提议，岭南大学附属医院与夏葛医学堂合并。1934年，岭南大学校董基于孙中山先生和医院的密切关系，为铭记先生的革命之志和医学追求，决定筹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此项计划获得政府巨款拨助。1935年在博济医院创立百年纪念之际，由孙科主持，为“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纪念碑揭幕，并庆祝“岭南大学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成立和学院大楼奠基，100年历史的博济医院成功转型为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

【实习生】杨慧

【通讯员】王海芳 吴财聪

【摄影】张梓望（历史资料图片由医院提供）

【校对】罗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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