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什么时候买房子呀？”

“如果我的钱够旅行或买房，那就去旅行。”

曾几何时，高晓松的这套“有钱也不买房论”引起热议。但其实，早在近百年前便有人即便收入优渥，照样不置房产，不备私业，选择经济实惠的租房方式，居无定所倒也乐在其中，自在洒脱。

不买房照样有“诗和远方”。“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胡适和精神导师蔡元培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拒绝追赶买房大潮的胡适

1917年，胡适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26岁的胡适第一个月领到260大洋。身旁的同事如鲁迅，工作了一段时间后纷纷大掏腰包在北京置办房产。（1919年，鲁迅为三兄弟及家人在北京购买了一套带30多个房间的大四合院，耗资3500大洋，装修、家具又花了大约600大洋）唯独收入颇丰的胡适没有追赶买房大潮。胡适夫妇先后租过两所小四合院，之后又租下林长民的旧居作为栖身之处。

“适初入大学便得此数，不为不多矣。他日能兼任他处之事，所得或尚可增加。即仅有此数亦尽够养吾兄弟全家。及此吾家分而再合，更成一家，岂非大好事乎！”

——1917年胡适在写给母亲的家书中兴奋地谈到自己的加薪

在北京，胡适夫妇先后在两所小四合院租住，之后又租下林长民的旧居作为栖身之处。

那时北京物价不高，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20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大洋1元。胡适每月还要奉养母亲、资助兄弟，加之北洋时期工资拖欠是常事，租房确实是当时最经济实惠的选择。

20年代末，胡适来到上海。他租下一座三层小洋楼，一家四口人加外甥住在这里，学生罗尔纲也借住于此。这时他的工资已经涨到每月600大洋，在当时算是高薪阶层。可面对上海高昂地价，连一向重视置业的鲁迅都改为租房，更不用说向来精打细算的胡适了。

1930年，胡适返回北京，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此时他的工资不再欠发。他给商务印书馆刊物写文章，千字3~5块大洋，算下来稿费也不少，经济情况大有改善，国内形势也逐渐安定。可胡适仍没有买房。他租下了米粮库4号。

这座三层洋楼在当时的北京不亚于高级别墅，前面有个遍植花木的庭院。场内自带停车位，有衣帽间、锅炉间，还有藏书室和多得胡家人住不下的房间。于是，除了常年借宿的罗尔纲之外，徐志摩、徐悲鸿等都在米粮库4号借住过。据说在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罗曼史里，这所房子的“出镜率”极高。胡适也会时常召集好友小聚，米粮库4号渐渐成了北京文艺圈的一个小据点，声名远播。

胡适在米粮库4号租住了7年。以他当时的收入与北京的房价，买房绝不是奢望，可他没有买。抗战爆发后，胡适赴美，经济出现困难。1942年，他被聘为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年薪达到上万美元，经济上“满血复活”。1946年，胡适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租下东厂胡同1号。这是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住过的房子，居住条件如何，大家可自行脑补。

将买房之款用于济友助学

在任教近30年的岁月中，无论是上海还是北京，抗战前还是抗战后，胡适都雷打不动做一位租房族。只因在胡适眼里，有太多事比买房重要。

早在1917年胡适初登杏坛不久得到加薪，刚踏入社会的“小菜鸟”欣喜若狂。领到第二笔工资的他便想着奉养家族，可见胡适的理财观不是围绕个人展开，而是以家族需求为中心。

2000大洋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胡适等于将鲁迅三兄弟合资买的大型四合院白送了一半给林语堂了。

1920年，以官费留学生身份赴哈佛深造的林语堂，到了美国忽然发现官费没到，急忙打电报回国求助，不久收到了北大寄来的2000大洋。直到学成回国，林语堂找到北大校长蒋梦麟还钱时，才知道这是胡适个人贴的钱。

胡适热情地替青年学子解决学业和生活上的困难，对于他们的社会调查与野外研究也时常予以资助。青年学生罗尔纲常年借住在胡适家中，胡适承包了他的食宿。胡适居于米粮库的7年间，对于凡是上京办事遇到经济困难的亲朋好友，一律免费提供食宿，以解其燃眉之急。

除了资助他人，胡适的钱有一部分还用在了购买画卷古玩、添置书籍上。在上海时，胡适租住的三层小洋楼没有一个房间能完全装得下他的藏书。

1936年，蒋梦麟等人召集好友，商讨给老师蔡元培先生送寿礼一事。众人决定给老师送套房子，解决老人家的安居问题，胡适当即表示欣然赞同。

这件事充分说明，胡适其实也觉得房子是个重要的东西。他不买房不是出于经济困难，而是另有打算。房子对他来说，就是一方容身之地，还算不上是“安身立命”之所在。

1958年，胡适接受台湾邀请，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遂定居台湾。他受到隆重礼遇，住的却还是公家的房子。

赴台之后，胡适一如既往，帮助学生，资助学术，夫妇二人没有多少私人积蓄，以致晚年他想给太太在台北租房，发现积蓄已经跟不上台北的租价。1962年，胡适病逝于台湾。

大学校长蔡元培租房记

无独有偶，胡适一生最敬佩的人、教育界泰斗蔡元培也是个租房族。

1916年12月，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每月工资800大洋。几个月的工资攒下来，在当时的北京买一套四合院不成问题，可蔡元培一直租房居住。

当时蔡元培参与了许多公益组织，成了领导者与主事者，经常为公益事业慷慨解囊。作为校长，北大有许多日常事务，资金若一时无法周转，蔡元培也主动承担，一来二去开销很大。加之当时北洋政府拖欠工资成风，蔡元培早“因应酬较多，每月薪资几乎不敷开支。”尽管如此，他明然拒绝财务人员私自为自己增添工资，对远近亲友的求助却几乎是来者不拒，能帮就帮。

蔡元培喜欢购置中外图书典籍。浩如烟海的书籍对蔡元培而言比房子有吸引力多了，他的藏书汗牛充栋，不计其数。每次租房变动，书多得搬不走，新宅也放不下，蔡元培索性捐给了北大图书馆。租一次房就捐一次书，蔡元培先生还乐此不疲，此乃大学校长特有之“任性”也！

买房这事一开始就不在他的计划之中。1928年，蔡元培辞去教职，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从1928年到1937年这9年间，他先后换了5所房子，平均不到两年就换租。年届古稀的蔡元培依然没有置办固定的房产，随性而为，顺其自然。

以蔡元培的收入与积蓄，买房根本不在话下。1929年，蔡元培的爱女蔡威廉在杭州盖了一栋别墅，耗资7000大洋，蔡元培出了5000多。蔡元培给这座别墅取名马岭山房，作为庆贺女儿新婚的礼物。由此可见老人家的财力相当可观。

PS：同一历史时期，小编查到的最贵的房产，由章太炎于1932年秋购于苏州，售价约1万7千大洋，结果因为老太爷不懂行情，不说，隔壁还有一个织布厂，成天轰鸣不绝，根本没法居住……

对于房子问题，蔡元培本人浑不在意，可他的一干学生们看到老师都快70岁了还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感到过意不去。1936年，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著名学者们给蔡元培写了一封信，决定合伙出钱为老师买房，作为蔡元培70大寿的寿礼。

蔡元培收到这封信，热泪盈眶。他一生不恋慕名利，不贪图富贵，乐善好施，广济学子。没有买房，亦不以之为苦，视钱财房产为身外之物，相较他从事一生的教育与学术，不足为道。学生们的热情与关怀感动了这位老人的心，他连番推辞不得，遂修书一封，答谢学生们的盛情好意。

“我们知道先生为国家，为学术，劳瘁了一生，至今还没有一所房屋，所以不但全家租人家的房子住，就是书籍，也还分散在北平、南京、上海、杭州各地，没有一千归垅庋藏的地方。因此我们商定这回献给先生的寿礼，是先生此时最缺少的一所可以住家藏书的房屋。”

——蒋梦麟、胡适、罗家伦等写给蔡元培的信

蔡元培在回信中引用《孟子》的典故称：“伯夷筑室，供陈仲子居住，仲子怎么敢当呢？诸君子的用意，在对于一个终身尽忠于国家和文化而不及其私的公民，作一种纪念。”

“谨拜领诸君子的厚赐，誓以余年，益尽力于对国家对文化的义务。”

然而，因为七七事变爆发，神州动荡，四处硝烟，百姓流离失所，这套以“众筹”形式相赠的房子只得不了了之，没了下文。国民政府不忍见到古稀之年的蔡元培流离失所，便将他接到香港安顿，他在那里度过了余生。

1940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他把一生献给了中国近代的教育事业，培养和影响了一批民国优秀学者，为战乱和贫困中的祖国点燃希望之光。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孟子的这句话一直是蔡元培追求的人生理想，而他确实也做到了。

胡适和蔡元培不会想到，他们的生活观念到了现在，渐渐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舞蹈家金星常年租住在上海酒店的总统套房，理由是以每年100万的代价买8000万的舒适快活，省事又合算；香港明星张智霖和袁咏仪成婚十几载，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一直租房。张智霖将省下来的房钱用来买妻子最爱的名牌包，博美人一笑，亦成圈中佳话。

《增广贤文》上有一段很著名的话：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千间，夜眠八尺。一饱之需，何必八珍九鼎？七尺之躯，安用千门万户？知足常足，终身不辱；知止常止，终身不耻。

笑谈民国文人事，乐享万家灯火时。民国文人的住房问题系列暂且告一段落，下回再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