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革命年代，潮汕地区和闽南一带的许多干部、群众，都不会忘记一位“革命老妈妈”。她就是被人们称为“革命母亲”“红军阿姆”，解放后曾担任汕头市政协副主席的李梨英同志。

李梨英从1932年在家乡加入农会，到参加红军，上凤凰山，转战乌山，后又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掩护党的领导机关直至潮汕解放，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潮汕、闽南的革命老一辈都给李梨英以很高的评价。

1961年，李梨英逝世时，时任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方方痛切悼念，写过一副挽联：“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匪特、汉奸、日寇，哪在你眼中，堪称智勇；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挫折、伤亡、失败，信心永不摇，无愧忠贞。”这副对联，概括了李梨英革命的一生，展现了一个忠贞、坚强、勇敢、机智的革命母亲的崇高形象。

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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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梨英。资料图片

1936年后，中国革命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正确主张。“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停止内战。

1937年7月7日，以卢沟桥事变为起点，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拉开帷幕。这时，驻闽南的国民党157师坚决抗日。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响应中央号召，主动与157师谈判合作抗日问题。1937年6月26日，闽粤边区特委与157师签订了合作抗日的政治协定，根据协定，原红三团和独立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福建省保安独立大队。但是，国民党157师的领导人仍没有放弃其反共立场。当时闽粤边特委领导人何鸣对敌人的罪恶阴谋没有引起足够警惕，没有识破敌人所谓改编开赴前线抗日的阴谋，错误地把红军游击队集中于福建漳浦县城孔庙。1937年7月16日，敌人以极其卑劣的手段，乘红军无备，突击包围，800多名红军全被缴械。同一天敌人又袭击了诏安县月港村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机关，逮捕了正在开会的特委和县、区领导（后全部被害），制造了震憾全国的“漳浦事件”和“月港惨案”。

霎时间，革命形势急剧变化，800多人的游击队被解除武装，党的领导机关遭破坏，党的联系一时中断。这时，李梨英所负责的伤兵站仍留驻乌山根据地，全部20多名伤病员和根据地群众得知红军遭害、特委领导遇难的消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的愤慨万分，有的悲观失望。面对突然袭来的风暴，李梨英对伤兵站的同志，强忍涌上心头的悲愤，激动而庄严地说：“大家不要忘记，5年前独立营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只有12人，在大坑村的祠堂前立起了第一面红旗。这一面红旗，从凤凰山插到乌山，永远也不能让它倒下去，要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儿孙！”李梨英的话语掷地有声，激发起伤病员的革命热情，增强了他们的革命信心。在这尖锐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李梨英扛起了复杂又艰难的担子。她不仅要做伤病员的思想工作，还要负责一系列生活、治疗等事务，实际上充当着指导员、司务长、医生、护士等多个角色，日夜为伤病员解决思想、吃饭、治疗等问题。他们顽强地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这时，在漳浦事件中突围出来的原独立营营长卢胜重建了红三团，部队重上乌山革命根据地，找到了李梨英，伤兵站的战士重新编入卢胜领导的红三团，后编入新四军，开赴苏皖前线抗日。

闽南游击队编入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后，李梨英离开伤兵站，随中共云和诏县委在乌山进水村一带做群众工作。1938年春，李梨英告别了战斗两年多的乌山，辞别了同甘同苦、一起战斗的乌山人民，调到平和县大芹山中共漳州中心县委（后称闽南特委）机关。此后她就在党的领导机关工作，从中共漳州中心县委（闽南特委）、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到中共潮汕特委秘密机关，从山村到平原再到城市，多次转移，一直从事掩护党的领导机关工作。历时11年，她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1年6月，李梨英调到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工作。“南委”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同延安党中央有电台联系，负责领导粤北、粤南、江西、广西4个省委和潮梅、琼崖、闽西、闽南、湘南5个特委及闽粤边特委等10多个地区的党组织。李梨英就在设于大埔百侯的“南委”直属电台做掩护工作。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在电台工作的同志按“家庭”组织起来，李梨英就是这个家庭的老母亲，大媳妇肖敏，二儿子王强，女儿方文。当时，“南委”书记方方扮为商人，作为李梨英的弟弟与其来往。

1942年5月26日，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郭潜叛变被捕，“南委”机关遭敌人破坏，27日中共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被捕；30日又在乐昌逮捕了原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6月6日在大埔高陂镇，先后逮捕了在撤退途中经过此地的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宣传部部长涂振农等，这就是当时震动南方几省的“南委事件”。南方几省革命形势处于严重艰难时刻，面临严峻困境。此时，遵循中央关于“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为了保护革命力量，根据中央南方局的指示，组织暂时停止活动，关系中断，分别转移，以待时机。

“南委事件”后，敌人继续在“南委”机关驻地周围乡村、城镇、交通要地进行搜捕。李梨英在王强的带领下，同方文及方方的孩子方超，从百侯脱险经梅县松口，历尽艰险，终于按组织的指示，于同年8月转移到潮汕惠来县城的方文之家。

1942年底，“南委”书记方方也历尽艰险来到潮汕，由吴南生负责掩护隐蔽于揭阳城内。按照组织的安排，李梨英又从惠来调到揭阳，从事掩护方方的工作，为隐蔽斗争的需要，一个新的“家庭”又组成了。李梨英作为吴南生的亲戚，方方的嫂子，挑起掩护工作的重担。这时，方方隐蔽在家，不能外出，方方的爱人有病也不能外出。李梨英既承担了生活上的各种担子，有时还要从事交通联络工作，做好睦邻工作。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方方转移到重庆，由王达泉陪同，两人装扮成财主、伙计一路同行。吴南生护送他们到汤坑，方方安全到达重庆，见到周恩来并和他一起回到延安。吴南生根据方方离汕前的部署，负责韩江西部的党的工作，并受委托处理“南委事件”后的一些问题。方方离开潮汕后，李梨英仍继续在吴南生的直接领导下，从事交通联络工作。吴南生离开汕头后，李梨英又在潮澄饶党组织负责人周礼平的领导下，担负政治交通员任务。

李梨英，一个近60高龄的老妈妈，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坚定、忠贞、机智，担负起党交给她的交通联络工作，总是来回于游击区、国民党统治区、日军占领地沦陷区之间，越过重重封锁线，有时一天跑八九十里路，一次又一次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在枪决叛徒姚铎（“南委”原秘书长）的斗争中，她往返于揭阳榕城至潮安余厝州之间，路程相距近百里，不辞艰险，安全地传递情报，促使枪决叛徒姚铎的斗争胜利进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作出了贡献。

每当她完成任务回到“家”里，同志们高兴地听着她讲述经过白区、沦陷区封锁线的“历险记”：日军搜查、打过她；国民党的军队搜查、打过她；汪精卫的伪军以为她是媒婆，恐吓她下一次来的时候一定要带一个姑娘来，不然就要打断她的腿；国民党的军队以为她是贩卖大烟的，要她拿出烟土才让她过哨卡。就在这样艰苦的斗争中，她历尽艰险，临危不惧，锻炼成为一个勇敢、机智的优秀地下工作者。（未完待续）

主要参考资料

1.《中共潮安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2.《松柏长青》

3.《潮安英烈传》

4.《春晖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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