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过去的革命年代，潮汕地区和闽南一带的许多干部、群众，都不会忘记一位“革命老妈妈”。她就是被人们称为“革命母亲”“红军阿姆”，解放后曾担任汕头市政协副主席的李梨英同志。

李梨英。资料图片

李梨英从1932年在家乡加入农会，到参加红军，上凤凰山，转战乌山，后又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掩护党的领导机关直至潮汕解放，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潮汕、闽南的革命老一辈都给李梨英以很高的评价。

1961年，李梨英逝世时，时任中侨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方方痛切悼念，写过一副挽联：“十年游击战，十年地下工，匪特、汉奸、日寇，哪在你眼中，堪称智勇；为党献一生，为国献三子，挫折、伤亡、失败，信心永不摇，无愧忠贞。”这副对联，概括了李梨英革命的一生，展现了一个忠贞、坚强、勇敢、机智的革命母亲的崇高形象。

中共潮州市委党史研究室 陈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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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坑村成立农会后，李梨英成为农会的积极分子。不管刮风下雨，白天黑夜，替红军探敌情、送情报、看护伤病员……只要党交给她的任务，她都拼尽全力去完成。

李梨英在革命斗争的严格考验中，表现了坚定、忠贞的品德和机智、勇敢的品质，具备优秀共产党员的素质。1933年，李梨英终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李梨英的入党介绍人詹如炳向支部的同志说：“她是一个平凡的妇女，像我们所有的母亲一样平凡，但是，她又是妇女们的模范，她用自己的行动，践行说过的话：‘党要我做什么，我就一定去做’。”

李梨英是一位平凡的农村妇女，但是，她在革命征途上所表现的革命气质却是那么不平凡，那么高尚。一个接一个的严峻考验就是有力的证明。

从1933年开始，南方革命形势逐步恶化，浮凤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接连受到挫折，革命面临困难。国民党军队采用“碉堡政策”“保甲制度”，封锁浮凤苏区，又用尽办法收买叛徒，召集流氓、地主和土匪，不断袭击大坑村等几个村庄，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大坑村的环境越来越险恶。李梨英的大女婿刘金城不幸被捕，1933年7月5日在潮州城壮烈就义；大女儿松花也被捕入狱，外孙流离失散；大儿子松泉和三儿子松才在保卫根据地的战斗中相继牺牲；曾同李梨英一起战斗的不少同志也倒在血泊里。失败、艰险、悲痛反而增强了李梨英的革命信心，她对同志们说：“不要为我难过，我明白，不流血牺牲，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这是何等豪迈、忠贞、坚定、高昂的气概。

1935年夏，革命形势进一步恶化。国民党邓龙光部更加疯狂地“围剿”秋溪区，使秋溪区又一次遭到严重的摧残。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区委安排一些党员、干部转移至浮凤根据地。区委考虑到李梨英已是40多岁的人，且有两个10多岁的儿女，因而劝说她暂时远离家乡到南洋（现东南亚）去，免遭反动派的毒手。李梨英却坚定地说：“我出家不入家，我走的是革命的路，绝不走南洋路。”尽管区委再三劝说，她仍坚定地说：“不要为我担心，我不能打仗，但还能做别的事，一天走百余里路也不要紧，不会拖累别人。我是参加革命的，有一天要死的时候，也一定要死在革命的队伍里。”这种坚强的意志和真挚的感情，感人肺腑。区委终于同意她的要求，让她跟着同志们上浮凤根据地。

从区委回家后，李梨英便妥善安排家事，把15岁的女儿托付给远亲寄养。身边带着年仅12岁的小儿子松森一起到队伍。到区委报告时，她拿着一个红布包，里面是她多年积蓄下来的20块光洋，交给詹如炳，说：“我把它交给党，不要笑我，人老了还是老习惯。封红包，取个吉利。”

当詹如炳劝说着交还她时，李梨英说：“用不着，如果要去南洋就用得着，但我走的是山路，不是海路。”

李梨英随着同志们日夜行军，队伍来到凤凰山，又遭到国民党第九师的围攻。根据中共闽粤边区特委的指示，队伍迅速奔赴福建，改编为独立营，和红三团紧靠一起，开辟乌山革命根据地。李梨英也随队伍来到了乌山。到了乌山，李梨英接受党分配的任务，担负起伤兵站工作的重担。

乌山峰峦起伏，长年笼罩着蒙蒙白雾，山上黑黝黝一片，到处是大石峥嵘兀立，羊肠小径穿梭，山上有不少石洞，村落棋布山间。伤兵站就设在距离进水乡8里地的乌山深处的石洞里。建站的工作极其艰巨，李梨英带着伤兵站人员湖兰、慧兰和她带上山的小儿子松森斩树、砍竹、割芒草，在洞里搭起了床铺，搬了石块垒砌了炉灶，让火线下来的伤病战士有一个能养病的家。没有药品，她就到深山丛林采集草药给战士治病医伤；又蹲浸在冰冷的山涧流水中给战士洗血衣。她像母亲对待儿子一样，慈爱地护理这些革命战士，盼望他们早日恢复健康，一批批伤病战士从前线来到她的身边，又一批批康复了的战士怀着无限感激的心情告别了她回到前线去。战士们都亲切地叫她为“阿姆”，把她当作自己的母亲。

乌山伤兵站从1935年底到1937年底，经历了艰苦的两年多时间，先后接过伤病员约二三百人。在伤兵站治疗的伤病员最多时有五六十人，少时也有10多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为了防备敌人的袭击，伤兵站先后迁徙到福建诏安和云霄间的北蔗、竹林、十八间、进水、坑心等地的深坑山洞。李梨英还专门安排张水贵等战士，在离站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秘密接收伤病员到站。为了适应战争环境变化，又将伤病员编成小组，三五人安置一处，分散于各个山洞中。石洞外还设有岗哨。当洞外放哨同志发现敌情，李梨英便立即组织伤病员，轻伤的扶着重伤，有的自己拄着拐棍背着被单，还挑着番薯、咸菜，有的扛着枪在后面掩护，往深山转移。

伤兵站战士，虽是负伤患病，但是他们心里却是充满血海深仇的革命激情，期望着早日康复回前线，杀敌报仇。曾有一次，几个负伤战士听到国民党军队血洗凤凰山一带乡村的消息时，愤恨至极，拿起枪便冲出石洞，想奔回家乡为亲人报仇。这时，李梨英跟着追出石洞，拉着他们的手走回洞里，严肃地对大家说：“不能这样呀！革命为的是天下工农，家有家规，乡有乡约，红军战士要守纪律。”就这样，李梨英以那像乌山劲松般的气概、毅力和母亲般的亲切关怀，影响和感动着战士们，鼓励他们更坚定地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

敌人的不断“围剿”，使伤兵站的处境十分艰难，既无药物治疗，又缺乏粮食，饥饿和死亡威胁着伤病员们。为了使战士们能够生存并且养好伤，李梨英费尽心血。她上山采药，又到处找被敌人“围剿”逃进山洞里的群众。她和伤兵站红军战士列兴一起，终于在一个石洞里找到了10多人。乡亲们见到李梨英这位“红军阿姆”，非常高兴，他们是如此盼望红军能够帮他们将敌人赶走。找到一个石洞里的乡亲，接着又找到其它石洞里的乡亲。找到了乡亲，也就找到依靠，找到了救星。（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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