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健/图）

雾霾如此可怕，中央如此决心，各地口号很响，为何依然存在上述问题？症结恐怕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先吃饭后吸氧”、先GDP再环保的思维方式依旧，前述“低碳交通”的命运、近年来环保税的难产就是典型例证。问题早已不在于所谓“环保意识”的高低，而在于能否建立起让各地政府自觉、自动、自愿，而非被督察着履责的体制机制。

从2013年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气十条”）宣布“经过五年努力，全国空气质量总体改善”的目标以来，有关部门与地区不可谓不努力，成效有目共睹——74个考核城市PM2.5年均浓度逐年下降，优良天数逐年上升。在GDP继续增长、产业结构依然偏重的大背景下，这是来之不易的成绩。但是，今冬以来华北等地区大范围连续重霾不免让人有些沮丧与疑惑：蓝天白云何时才能成常态？

大气污染来源复杂，治理不可能速成。为达成清洁空气目标，英美等西方国家1950年代以后为之奋斗了三十多年之久。但当代中国与彼时之英美，情势大为不同，认知水平、科技支撑、管理能力、财力保障等已大幅提高，应可在更短时间内取得成功。30年太久，何不只争朝夕？从控制各项大气污染源的角度检视近几年来的治霾实践，可以发现仍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控制煤烟污染重治轻煤，重城轻乡。 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必须立足这一国情，在努力提高新能源占比的同时，尽最大可能降低燃煤的污染物含量及其燃烧时的污染物排放量。近几年来主要采取了促进煤电厂等用煤大户深度治理、城市市区禁止小燃煤锅炉、加强集中供暖供热等措施，但在禁止高硫煤、确保清洁煤供应方面力度不大。高硫煤散烧在农村依然普遍，特别是华北、西北与东北等地区的农村亟待实施冬季取暖清洁化。在工业园区之外的不少企业，依然只能使用分散的燃煤锅炉。测算表明，同量高硫煤散烧产生的污染物排放量可达煤电厂的15倍以上。如不解决这些问题，少数重点企业的“深度治理”成果实则有限，甚至恐将被抵消。

第二，控制排气污染的仍需进一步加大。我国已经成为汽车消费大国，在每天都需要燃烧巨量汽柴油的情况下，大幅度削减排气污染的直接对策是提升汽（柴）油 污染物含量与发动机尾气净化标准，治本之策是“低碳交通”转型。于前者而言，近几年来在大城市限期淘汰高排放的“黄标车”，将油与车的标准从“国Ⅲ”提高到了“国Ⅴ”甚至“国Ⅵ”。但是，且不说所有船舶与巨量建设工地上的非道路移动机械几乎谈不上排气污染治理，市场上到底有多少不达标的机动车与车用燃料在售，大量“黄标车”是否流向了农村，即使是监管部门也难以说清。就后者而论，城市建设资源配置的重点实际上多为汽车交通，自行车道、人行道等“低碳交通” 设施早就处于边缘地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条规定的“国家倡导低碳、环保出行”仅仅停留在“倡导”阶段。在高排放车依旧大行其道、小汽车依然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尾气污染能够大幅度下降吗？

第三，控制工业污染立法执法不能手软。 工业是大气污染物的主要来源。经过几十年的实践，我国已经形成了治理工业污染的完备制度体系。问题并不在于“加大立法力度”，而在于执法流于宽松。我国环保法明文规定，新改扩建工业园区与工业项目必须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建设项目必须建成污染防治设施方可投产投用，此两项可称全球最严的环保审批制度。但是现实中，很多建设项目可以“先上车后补票”，甚至连“补票”都可不断拖延。《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明确了应当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设备与产品，但何以小冶金、小钢铁等依然广泛存在？2014年版新环保法规定，超标排污拒不改正的，有关部门可以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责令限产停产整治、行政拘留……处罚条款多了去！但仅就按日连续处罚而言，其执行率显然很低。所谓“政府要给企业整改时间”之类，已经成为排污企业违法与有关部门宽松监管时常见的托词。

第四，控制面源污染不得力。 看得见的固定烟囱是排污的“点源”，众多分散的排放源则可称为“面源”，后者包括产品的挥发、施工与裸地扬尘、露天焚烧秸秆垃圾、烹饪油烟、燃放鞭炮…… 对大气污染有集腋成裘的效应。近几年来相应采取了治挥发性有机物、治扬尘、禁露天焚烧等措施，但总是让人有不得要领之感。涂料、化工产品、农药等产品的挥发性有机物含量限值，鲜见严格的规定，更未见严格的执法。仅涂料一类，令人窒息的油漆味依然不时弥漫在我们的呼吸道边，推广“水性涂料”却依然处于“规划”阶段。大城市的确加强了施工环保管理，但众多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地区其实十分薄弱，更无论裸露地表的覆盖与绿化问题。每年夏秋之际大范围焚烧秸秆的现实表明，我们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农民增收与环境保护“双赢”的治理之路。

雾霾如此可怕，中央如此决心，各地口号很响，为何依然存在上述问题？症结恐怕就是在一些领导干部的内心深处，“先吃饭后吸氧”、先GDP再环保的思维方式依旧，前述“低碳交通”的命运、近年来环保税的难产就是典型例证。问题早已不在于所谓“环保意识”的高低，而在于能否建立起让各地政府自觉、自动、自愿，而非被督察着履责的体制机制。

最后让我大胆预测一下：假如上述问题能够解决，折算成的污染物减排量应能比现状大幅度增加，《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载明的2023年“全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