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泰安新泰市54岁访民徐学玲，曾在上访过程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她认为自己“被精神病”，以此为由继续上访，之后又被法院判寻衅滋事罪，获刑4年。让她意想不到的是，被判刑前，官方再次对她进行鉴定，结果是：“无精神病表现”。

法院一审、二审均判徐学玲犯寻衅滋事罪，徐学玲提出申诉，2016年12月底，她的家属收到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驳回申诉通知书：“相关在案的证据能够证实你（徐学玲）不顾劝导、教育、训诫、屡次进京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事实，因此你的申诉理由不能成立，不予支持”。  

徐学玲的家属始终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明显过错，才致使徐学玲不停上访，“不能将政府的过错转嫁给徐学玲”。  

2017年1月3日，徐学玲的儿子张平辉前往山东高院递交刑事申诉状等相关材料。但张平辉称，他被告知，山东省高院申诉来访实行预约制度，按照2017年上半年申诉来访预约指导时间表，分管徐学玲所在泰安市的第五合议庭，最近的窗口值班时间是2月13日到2月17日。  

澎湃新闻注意到，按照上述时间表，山东高院2017年上半年接待泰安市地区申诉来访的值班时间为15天。  

泰安中院出具的驳回申诉通知书。  

因“被精神病”上访，获刑前被鉴定“无精神病”  

2016年6月13日，澎湃新闻报道了徐学玲的遭遇。  

10年前，山东省新泰市泉沟镇人徐学玲为了给被打伤的妹妹讨一个公道，开始上访。2008年3月，她被鉴定为患有“癔症”，并被镇政府送入精神病院治疗。但是，此份鉴定书中并没有显示徐学玲在鉴定过程中表现出精神病性症状：“意识清楚，接触主动，检查合作……未发现幻觉、妄想症等精神病性症状，智能、记忆正常。”  

等到妹妹的事情协议解决之后，徐学玲再次上访，这次的原因是：她认为自己是“被精神病”，要讨一个说法。2009年，她第二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新京报》2008年12月8日刊发报道《上访者的“精神病院”》，称山东多位访民被鉴定有精神病，并被送入精神病院进行治疗，徐学玲就是其中之一，她还不知道自己被鉴定了。  

直到2015年5月，上访多年的徐学玲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之后，2015年5月28日，山东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所对徐学玲作出一份精神疾病司法鉴定书，称徐上访过程中无精神病表现。在这份鉴定书中，多名曾任泉沟镇信访办主任、副主任及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称，徐学玲表达能力很强，说话有条有理，思维清晰，“就是正常人的精神状态”。  

2016年4月1日，徐学玲一审被山东省新泰市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理由是其在“非正常上访”过程中，“强拿硬要”新泰市泉沟镇镇政府37700元现金。  

澎湃新闻刊发报道后，多家媒体就此事刊发评论。微信公号“团结湖参考”刊发题为《有些基层政府娴熟地将精神病变成维稳手段》的评论认为：“在徐学玲身上，精神病的妙用被利用得淋漓尽致……基层政府娴熟地将一种疾病变成维稳手段，公权侵犯私权的姿势多到让你招架不住。”  

山东高院2017年上半年申诉来访预约时间表显示，负责泰安地区合议庭的窗口值班时间半年内仅15天。  

证人称迫于稳控考核压力给钱  

徐学玲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16年7月12日，泰安中院直接向徐学玲家属及律师寄送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其中称“本案不属于依法必须开庭审理的案件，决定不开庭审理”。  

二审判决认定，徐学玲因其妹妹被打、其被鉴定为“癔症”及其子张平辉无证驾驶被行政处罚等事项，多次到北京非正常上访，多次受到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后不思悔改，仍以此为要挟向负责稳控工作的工作人员索要财物，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构成寻衅滋事罪，应依法惩处。  

与一审判决相同，泰安中院的判决书，共采信了12名泉沟镇政府及信访办工作人员的证言证词，均称徐学玲以上访中被打及关精神病院为由去北京上访，并以此为要挟多次向负有稳控责任的泉沟镇政府工作人员索要财物，镇政府迫于稳控、通报考核等压力给她钱，有些钱是镇政府工作人员向领导汇报后经审批而给。  

徐学玲的供述则称，自己没有主动要过钱，是政府工作人员怕她上访主动给的，并不是“强拿硬要”。徐学玲还称，泉沟镇一名工作人员“劝自己在家里治病不要到北京上访，说镇里要处理自己的事，并安排人在泉沟镇信访办公室给自己1万元现金”。  

泰安中院二审判决显示，徐学玲分别于2008年3月3日、2009年4月29日以借款的名义，从泉沟镇财政所分别领取现金14000元和5000元。  

徐学玲的代理律师张生贵认为，寻衅滋事罪中的“强拿硬要”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方法，强行索要公私财物。而相关证言显示，泉沟镇政府给上诉人费用以治病费用的形式给付，接访行为本身是完成稳控任务；给徐学玲钱款是经过镇政府领导批准，不属于“被威胁”产生压迫感恐惧感，且政府享有拒绝付款的权力和自由，徐学玲取得钱款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  

徐学玲的弟弟徐加生认为，政府相关部门存在明显过错，在徐学玲不知情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精神疾病鉴定，才致使徐学玲不停上访，“不能将过错转嫁给徐学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