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前的夏末，河北一场短促暴雨落下，暴晒紧随而来，石家庄西郊的一片玉米地中，一具女尸在这样天气中高度腐烂——经警方确认，石家庄市液压件厂女工康某于1994年8月5日被强奸杀害。

随后，石家庄市下聂庄19岁的聂树斌被认定为嫌疑人，1995年4月27日，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执行枪决。

儿女的死亡，彻底改变了两个家庭的轨迹。

如今，女工康某的父母亲已搬离原来的住处，远离大众的视线；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在为儿申冤的道路上，已经走过第21个年头。

对于聂家来说，这条路坎坷崎岖：2005年，聂树斌被执行枪决10年后，疑似真凶王书金出现，舆论哗然；2014年，最高法院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聂树斌案；2016年6月8日，最高法决定依法再审聂树斌案。

根据刑诉法规定，人民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重新审判的案件，应当在作出提审、再审决定之日起三个月以内审结，需要延长期限的，不得超过6个月。

距最高法下达再审决定书临近6个月，2016年11月25日上午，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合议庭在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第一法庭听取了申诉人张焕枝及其代理人李树亭律师意见。

72岁的张焕枝一直在等待，“21年的坚持，就是为了给儿子争取个清白。”

“我也会脆弱，但我是个母亲”

仿佛与往日没什么差别，聂树斌拿着扫帚打扫院落，集了一些垃圾堆在脚边，抬起头来问母亲张焕枝：“妈，这垃圾我扔哪儿啊？”张焕枝话到嘴边，刚想回答儿子“放垃圾桶里”，就猛地醒了。

这是张焕枝无数个想念儿子的梦境之一。在梦里，聂树斌的脸沉沉的，不笑也不说话，她觉得心痛。

“一些个事情，心里想过来想过去，知道现在我在做努力，毕竟孩子已经回不来了，这就是我最心酸的地方。”张焕枝背对着窗户坐在床上，一下一下挥着蒲扇，脸上的皱纹没在道道阴影里。

聂树斌死后，张焕枝开始四处奔走，为儿伸冤，她还留着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载满了笔记——“坐52路到中山公园站下车，倒5路到地安门，打听”，这是张焕枝21年伸冤途里的中转站之一。

“我找过谁？找过的人太多了。遭受冷眼、门也进不去，去河北不管用，我就上北京。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北京，到什么地方下车我都不懂。”张焕枝只能边走变问，“感觉就像在黑夜里摸”。

尤其是头几年，张焕枝像没头苍蝇一样毫无章法，四处碰壁，她没想明白：“自己不愿意放弃，这怎么回事？后来才悟出来，这是一种母爱。我不保护我的儿子，谁去保护？我不跑，谁去给我儿子证清白？”

张焕枝用了用力：“因为我是个母亲。和大家都一样，每个女人对孩子都一样，都是做妈的，知道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我也一样。我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也挺脆弱的，但这个道理我懂，我必须站起来保护我的儿子。”

刚拿到最高法的再审决定书的那个夏夜里，张焕枝搬个矮凳，坐在院子里，眼神飘着，“我说现在已经失去他了，自己又想，下辈子是不是还能见到他。”

“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最痛苦”

“尤其是过年过节，看到别人阖家团圆的时候，别人都体验不到，不知道你这样难受。”父亲聂学生的丧子之痛，一直延续到今天。

聂学生头发花白，腿脚不利索。他坐在矮板凳上，用手比了比自己的胸口。“和树斌一样大的一个同学，孩子都长这么高了……不能说，一说就难受。”

聂树斌被枪决的那一年，聂学生吞了一把安眠药，抢救过来之后，不到三个月，又犯了三次高血压，一度卧床不起，无法站立，“我儿子死了把我气成这样，成了偏瘫。”

聂学生曾是鹿泉化肥厂一名工人。聂树斌被抓的第二年，单位允许儿子顶父亲的班，这意味着聂树斌本可以顶替聂学生，进化肥厂工作。

晚到的指标，让聂学生悲喜交加。当时，聂学生又被车间派为老职工代表，领着一批新来的孩子干活——他们基本与聂树斌同岁，都是“顶班”上来的。

“这一堆年轻孩子，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哪一个是我的儿子啊？”聂学生回到家，和张焕枝讲起车间的事情，说一堆年轻孩子们打打闹闹，却没有一个是自己的儿子。

“他接受不了那个打击，我能理解他，”张焕枝的眼眶湿润了，她低下头剥豆角，平复了片刻情绪，“如果见不到年轻人，或许还能好一点。”

偏瘫后，聂学生花了两三年时间重新学会走路。起初，他慢慢坚持着从床上坐起来，后来能自己穿衣服、吃饭。他让老伴给他缝了两个30斤的沙袋，一手提一个，在院子里一步一挪，练了半年，“站不住就靠着炕、靠着桌子，今天站十分钟，明天站十五分钟，一定要争口气，给儿子讨个清白。”

过去的多年中，聂学生遭到村里人的白眼，说他“断子绝孙”，教育自家孩子“不听话就拉出去枪毙”。前几年，聂家院子木头窗户都变形了，门也关不严，聂学生想把窗户换成铝合金的，村里人就和他说：“你们这房以后谁要啊，闹啥了闹，没必要了。”

如今，聂学生的腿脚仍然不好，拄着拐棍也只能左脚走一步，拖着右脚再向前迈一步，短短一段路，他要走很久。“春节晚会好吧，我们从来不看，一到8点就关了电视躺床上，睡觉。看那个没用，别人欢乐的时候，我欢乐不起来。我现在活下来，就是要看到儿子得到清白的时候。”

“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

聂家院子当中长着一颗老香椿树，树叶已经遮蔽了大半个院子，几只杂色母鸡在西边围墙下的笼子里咕咕咕——除了逐渐长高的树木和繁衍的动物，聂树斌死后，这个院子就再也没有变过模样。

如今，聂树斌曾住的东屋成了仓库，裸露的水泥地上放着瓶食用油、几双聂学生的鞋子，还有很多蔬菜、水果、几张低矮的桌椅板凳。老两口在院子里穿梭忙碌，东屋的门也不曾开过几回，门上的一把大锁孤零零地挂在那里。

时间，让聂家人慢慢接受了现实。“我们可愿意过平平淡淡的生活，我就和老伴就这么孤孤单单的，都习惯了。”张焕枝边做事边说。

聂家还有一片自己的地，一到时节，张焕枝就种上应季的蔬菜、水果。现在能困扰她的，大多是地里的鸟儿，“看看，它们把菜都吃了”。

聂家地里种着些蔬菜，能满足老两口基本的需求。下聂庄村头开着家小店，出于节俭，张焕枝偶尔才去买点肉，给家里添几道荤菜。聂学生也习惯了，“我们就属于自给自足，你看，小麦、蔬菜都有。吃着新鲜，不打农药，对身体好。”

聂家还养了一群母鸡、一只白羽公鸡、一只乌鸡、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猫、一条叫“小黄”的土狗——它被拴在聂家院子外墙边上，看到陌生人路过自家院子，就直起身子“汪汪”吠叫起来。

“小黄，乱咬人，不听话，我不叫咬，它不听。”聂学生笑笑。他爱和它们说话，早上起来喂鸡、下午喂狗，牵着狗溜一圈，“都是喂自个儿娃，它们能做个伴儿。”

聂学生偏瘫稍微恢复之后，就对养生颇为重视。吃完饭，聂学生又从左边裤兜里摸出3颗干枣。“每天吃三个枣，对身体好。人都是这样。高兴都是自找的，不高兴也是自找的。特别是年纪大了，活一天多一天赚头，想别的没用。”

这是聂学生经历了多年病痛折磨后的亲身感受。张焕枝房间的桌子上，放着一台臂式电子血压计。聂学生、张焕枝都患有高血压，需终身服药，聂家随处可见吃完的药瓶、药盒。聂学生语重心长，重复了多次：“身体、健康最重要，想儿子也不顶事儿了，咱都是这个命”。

这一天，聂学生的晚饭是煮方便面。他坐在院子的四角矮凳上，一口比人脸还大一圈的铝制盆里盛了不到半盆面，地上一口塑料盆中倒上热水，聂学生把两脚放进去，脚面搭上一把毛巾，一边泡脚，一边吃面。

“喵……喵”，一只白猫翻过西墙进了院子，走到聂学生身旁，聂学生把面嚼一嚼，吐到手里放在地上，喂猫。白猫不挑食，不一会儿就把面条吃光了。没吃饱，白猫又抬头叫唤。

“这些小动物就吃一点，也不浪费”，聂学生边吃边说，“养它们，就是一个精神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