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悲剧是孤悬在个体命运之上的，它总有某种历史性的印记值得去思索。

文|蔡方华

一个美丽的月夜之后，杀人犯贾敬龙被执行死刑。
执行之前，新华社播发了一篇很长的回访报道，标题中特意点明了“大年初一”这个时间节点。执行之后，最高法有关人士又接受采访，解释了判决贾敬龙死刑立即执行的“四大理由”。无论还存在何种争议，至少这种回应公众关切的姿态，还是值得肯定的。
贾敬龙杀人案只是一桩普通的刑事案件，它之所以引起关注和议论，还是和该案的背景有关，那就是强拆。贾敬龙本打算用作婚房的旧宅，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被拆掉了。四处投告没有结果之后，贾敬龙起了报复杀人之念，并最终付诸实施。无论对于被害人还是杀人者而言，这都是一个悲剧。
这个双重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呢？这就要回溯到将近十年前，发生在石家庄乃至燕赵大地的那场城镇化跃进运动。当时，主政河北的人提出了“三年大变样”的口号，要求用三年时间让该省的城镇化水平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作为省会城市的石家庄，在这个战略中当然更是首当其冲，而最艰巨的任务之一，就是大量的城中村改造。贾敬龙家所在的北高营村，就在被改造之列。
城中村改造，在现在的人们看来充满了喜剧气息，因为那意味着特定人群的一夜暴富。但在过去较长一段时间，情形远没有那么值得兴奋。由于拆迁补偿的不规范，很多地方都发生了血腥而暴力的强拆，引发了不少悲剧，甚至造成了地域性和阶段性的不稳定。尽管阻力很大，但几乎所有地方在推进城市改造方面都不遗余力。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房价飙升的年代，土地是最稀缺的资源，也是地方政府最顺手、最快捷的收入来源，而处于城市中间和边缘的农地，无疑是最大的露天金矿。赶农民上楼，就是在这种对财富和政绩的双重追逐中发生。

河北在推进城镇化“三年大变样”时，堪称雷厉风行。从现存的很多专题网页上，仍然可以看到当年主政者的雄心。比如，当时就鲜明地提出，“第一招就是大气魄地拆，要坚持大手笔，所向披靡，成片地拆出土地来，作为招商引资的筹码”。当然也有比较理性的领导，强调要把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切实解决好安置、就业问题，“决不允许侵害人民群众利益的行为存在”。但是，由于“三年大变样”设定了过于紧迫的时间门槛，势必很难做到“大手笔”和维护权益的平衡。个体的悲剧，便也在这种宏观决策的失衡中埋下了肇因。
“三年大变样”的得与失，至今仍是河北人的一个争议话题。在不少城市，这一战略都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但客观看来，它所设定的目标远没有实现。比如，“大变样”提出了五个基本目标，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城市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使各市的大气质量和水质达到国家标准。颇为讽刺的是，河北经过这些年来的发展，已经成为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也是重污染企业和过剩产能比较集中的地区。把来钱最快的城镇化设定为地区发展战略，客观上错失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机遇，留下了沉重的负面资产。大规模的城中村改造，同样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土地滥用和未批先建的现象非常突出，腐败大量滋生。在楼市的虚火熄灭之后，城中村大规模改造实际上已经难以为继，石家庄市不得不在今年初叫停了这一战略。
急躁的、粗糙的、不科学的城镇化运动，给很多城市都留下了难以消化的包袱。楼市库存居高不下，城市环境质量急剧下降，大城市的膨胀病和小城市的肌无力都在恶化。在一些地方，城镇化还成为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通天大道。十八大以来打掉的不少老虎，都是通过城市大拆大建聚敛巨额财富的。几乎每一个曾经实施造城战略的地方，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郑州的吴天君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

没有一个悲剧是孤悬在个体命运之上的，它总有某种历史性的印记值得去思索。贾敬龙死了，争论法律专业问题好像已经没有意义，但如果把他的命运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去观察，仍能找到一点意义的痕迹。这种徒劳却不得不为的寻找，对于一个城市、对于很多不被关注的人们，甚至对于你我，都是至关重要的。

【来源】团结湖参考

【原标题】“大手笔”背后的小民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