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广州:理想之彼岸,革命之场所

南方杂志 2016-11-12 09:32

“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孙中山


11月,簕杜鹃花争相盛开,把秋天的羊城映得嫣红姹紫。在海珠区孙中山大元帅纪念馆门前广场,许多游客纷纷驻足,和孙中山的铜像合影留念。

10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在此设立了海陆军元帅大本营。他在府内写下《建国大纲》,作出改组国民党、国共合作、创办黄埔军校和国立广东大学等重大决策,掀起了中国民主革命一个又一个高潮。

广州,是孙中山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和政治舞台。青年时代,他在广州求学行医,先后策划三次武装起义。在推翻了清政府后,他又重回广州三次尝试建立政权。这座城市不仅是他的革命事业发轫之地,也成为了他建国理想的经营场所。

100多年后,孙中山“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口”“宜居花园式都市”“大制造中心之繁盛都会”等高瞻远瞩的规划,已成为了现实。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

沿江西路107号,是著名的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所在地。在大院里,“孙逸仙博士开始学医及革命运动策源地”的纪念碑矗立在最显眼的位置。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第一次来到广州。从香港中央书院毕业后,他以“逸仙”之名到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校学习。

这一年,英国在中法之战后,侵占缅甸,遭到激烈反抗。由于难以管理,英国自愿退还给中国。然而,懦弱的清政府受宠若惊,不敢接受,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笑柄,让爱国青年们极为气愤。“中国现状之危,我人当起而自救。”孙中山在医校里常号召同学们关心政局。

19世纪末的广州,是中国通往世界的一个重要门户。自鸦片战争后,这里更成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前沿,西方新事物传入中国的窗口。这里与世界市场结合紧密,全省外贸进出口总值大约占了全国1∕4,经营进出口业务的商人也以广州府籍为最多。广州地区的民众,思想观念、行为方式都较为开放,不少人在海外留学、经商、做洋工。

“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孙中山选择广州作为政治活动之地。1893年,在辗转香港、澳门后孙中山重回广州,在西关冼基开设东西药局。通过行医之便,他结识了绅士、清官、军官、传教士、会道头目等各阶层人物,为日后革命打下广泛的基础。

同年冬,孙中山在广雅书局抗风轩约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等酝酿组织革命团体,定名为兴汉会,政纲是“驱除鞑虏,恢复华夏”。虽然当时革命团体未能建成,但为日后兴中会的成立作了准备。

后孙中山在《革命原起》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

三次起义

广州市北京路,自古以来便是广州繁华的商业区。清末民初,它被称作“双门底”,而在现在青年文化宫的位置,当年有一座王氏书舍 ,是王姓子弟应试的落脚点。

1895年,在檀香山创立了兴中会后,孙中山以“农学会”掩外界耳目,租下双门底王氏书舍用作广州分会秘密活动的场所,准备武装起义。这一年,清政府签订了《中日马关条约》,把台湾岛割让给日本,国内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

在起义即将举行之际,不料风声走漏。粤督谭钟麟获悉了兴中会起事的情报,紧急调集营兵1500人回省城,逮捕陆皓东、程奎光等六人,起义宣告失败。这是年仅29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发动的武装起义。

然而,革命已不可阻挡,他点燃的这把革命之火,为黑暗中苦难的中国人民照亮了一条谋生之路。1910年,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混乱的局面,清朝内部危机持续恶化,财政难以支撑,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更是此起彼伏。

“机局已算成熟”,孙中山酝酿着。此时,兴中会已发展成了革命政党同盟会,孙中山的革命力量在不断壮大。1910年2月、1911年4月,他领导的同盟会连续在广州发动了庚戌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

在黄花岗起义中,革命党精英与封建势力更是殊死一搏。120多名“选锋队”队员在黄兴的率领下,直奔总督署浴血奋战。后因敌众我寡,80余人壮烈牺牲。

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历次起义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次,直接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王朝轰然倾倒。孙中山后来评价黄花岗起义说:“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直到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先后在粤、桂、滇三省,发动了十次武装起义。其中,八次在广东境内,三次更是放在了广州。

为什么选择广州?1905年8月,在回答程潜如何选择革命基地的提问时,孙中山不假思索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

“孙中山只能选择广州作为革命大本营。”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原孙中山研究所所长林家有认为,相比其他地方,广州风气开化,民众比较能接受新的思想,发动革命更为容易。

“他的革命同志们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因素。”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副馆长朱晓秋告诉《南方》杂志,孙中山是广东人,革命党员中有不少粤籍人士,他的四个得力助手朱执信、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三个是广州人,一个是惠阳人。

因此,孙中山把革命的主要据点放在广州,而广州也成为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再造新中国的“屋基”

“十三年以前,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是很光荣的,我们想重新再造民国,还要拿这个光荣的地方做起点。好比做新屋一样,必选定一个好屋基,广州市就是我们创造新民国的好屋基。”1923年,孙中山在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曾说。

在经历了袁世凯侵吞革命成果、两次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遭挫后,此时的孙中山想法发生重大转变。他不再冀望于美国、日本,而转向苏联。他在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意向后,开始改组国民党,着手谋划建立真正的民国政府。

朱晓秋告诉《南方》杂志,此时的陆海军大本营已不再是纯粹的军事政权,还设立了内政、外交职能的政权机关,投身国家建设服务,践行着孙中山革命思想和主张。

1924年,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内写下了《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这1000多字的大纲,提出了国家政府顶层设计的构想。

“国民政府本革命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以建设中华民国”“建设之首要在民生,其次为民权,其三为民族”“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这一时期,他为奠定广州国民政府的理论基础殚精竭虑。

这一年,在苏联的协助下,孙中山在广州黄埔长洲岛创办了黄埔军校。“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在开学典礼上说。后来黄埔军校成为统一广东和北伐的重要力量。

在孙中山看来,要搞国家建设,离不开人才,离不开教育。同年9月,孙中山又创立了国立广东大学。“这是当年华南唯一一所大学,开学的时候非常热闹,文明路上来了很多学生,大大小小的礼堂都满了。”林家有告诉《南方》杂志。

作为新中国的“屋基”、民国政府的首都,广州成为孙中山治国理想实践地。在孙中山的建设蓝图里,广东要成为“中国的模范省”,而广州则是“亚洲之商业中心”“中国南方世界大港”“花园城市”。

在他撰写的《建国方略》中,对广州的建设更是进行了具体的规划。他认为铁路修建能带动广州及沿线地区发展,“应由广州起向各重要城市、矿产地引铁路线,成为扇形之铁路网,使各与南方大港相联结”。他还认为,广州要建立机器制造等城市支柱产业,“使用机器助其工业,则广州不久必复昔日大制造中心之繁盛都会矣”。

在孙中山和儿子孙科的经营之下,广州得风气之先,成为中国第一个有市政体制的城市,开创了国内近代城市独立管理体制先河,迎来了一段高速发展期。

1924年11月12日,孙中山迎来了58岁生日。广州各界开欢送会,孙中山发表了《北上之意义与希望》,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次日,他携宋庆龄在天字码头登上永丰舰,启程北上。这是孙中山与广州的永别。

如今,将近一个世纪过去,这个老码头边上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但在广州的大街小巷,孙中山留下的印记仍存。城市的民众,用各种不同的形式纪念着这位世纪伟人,他永远活在了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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