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后，黑龙江官员李克军被调到省委巡视组担任副厅级巡视专员。那是2004年，他54岁。干了几年巡视工作后，李克军有感于自己多年的县委书记经历，产生了一个新想法——

“县委书记是中国县域政治的’活标本’，一些媒体和学者对县委书记和县域治理往往雾里看花、隔靴搔痒。只有把县委书记群体真正读懂，把县级政治真正读透，才能对中国政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出相对科学的判断。”李克军决定填补这个空缺。

花了数年时间，深入二十多个县深入调研、访谈上百名各类官员后，李克军以一个资深县委书记的视角，出版了一本名为《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的书，试图解密县委书记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如何施政。

1 “前辈”

安徽媒体人夏自钊曾见过李克军。他觉得66岁的老人“一点儿也没有退休老干部的威严，还笑称自己是《皇帝的新衣》里讲实话的小孩子”。

在这本叫《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的书中，李克军用32万字的篇幅，讲述了诸多县委书记这个群体不为人知的秘密，包括县委书记们如何跑要资金、如何经营上下级关系等等。

20年前，李克军当上了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延寿县县委书记，之后平调到县级市阿城市任市委书记。2004年，干了八年半县市委书记后，李克军被调任黑龙江省委巡视组副厅级巡视专员，2011年退休。

李克军萌生写书的念头，是在2009年。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当时舆论对县委书记评价呈现两个极端。但县委书记这个群体到底是怎样的，外界其实并不清楚。

他利用自己副厅级巡视专员的身份先后走访了二十多位县委书记和一些县市长及办公室工作人员，一共一百一十多人。

李克军说，“我当书记的时候，他们有的是副县长，和我最接近的也只是副书记，因此对我挺尊重。我跟他们说想写本书，但不一定出，就是想积累一下县委书记的真实感受。”

“我们是同行，一些人还尊我为前辈，比较易于交流，我会提前告知作出化名处理，打消他们的顾虑。”李克军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有三名县委书记在李克军面前放得比较开，谈到一些敏感的话题,“就是跑要资金，实际上都在做，但是谁也不想把背后的内容都说出来”。

即便如此，有些话题县委书记们仍不愿意谈。有一个女县委书记和李克军认识多年，她所在的县遇到一些风波。李克军找过她四五次，她总是有事忙，最后见面，“没说几分钟来电话又走了，她不愿意和我谈，对一些话题有忌讳”。

2 “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2002年年初，李克军从延寿县委书记调任阿城市委书记。如今，阿城已撤市成为哈尔滨的一个区。

上任第三天早饭后，李克军正准备从临时宿舍步行去办公室上班，市委办主任匆匆赶来建议他晚点去，免得被缠住。当时有50名访民到政府上访，分管的官员正在接待。

仅一周的时间，李克军就感受到了当地“保稳定”任务艰巨：“市委、市政府办公楼前，几乎每天都围着上访群众，书记市长随时准备到省城接回围堵省委、省政府机关的上访者。”

“维稳”压力是大，但处级官员的县委书记权力确实也大。李克军总结称，县委书记权力的最大特点是“行无定则”。

一个表现是，“宣言与行动的差异大”。李克军对此深有体会，“县委书记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尤其是上级领导来视察，需要作汇报时，必须保持高调宣示，否则有时无法过关。但实际上他还得考虑能否做到。如果研究者把县委书记们写在纸上、说在口上的施政纲领作为主要研究依据，那么难免失之肤浅，甚至可能谬之千里。”

“行无定则”的另一个表现，是有时候县委书记非规施政的行为较多。

“要办成一件事或者平息某些不容拖延的社会矛盾，有时需要一次次地‘跑部进省’‘八方朝拜’，有时需要先斩后奏或者斩而不奏，有时则需要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采取某些政策法规依据不够充分的措施甚至违规手段。”李克军在这本公开出版的书里说。

县委书记们常常要“灵活变通”，“顺势权变”。李克军解释说：通常是“我就这么说，你们去领会，自己看着办”。但是基层的很多工作或棘手问题，不是照搬红头文件、成文法规或讲些原则性的话所能奏效的。

那么，冒着各种风险行使权力的县委书记们，图的是什么呢？

经历了省市县乡四级官场的李克军发现，有些县委书记既有“执政为民造福一方”的理念，但又不能完全摆脱职务升迁、生活安逸、政声留名等个人利益方面的谋算。

李克军说，有些县委书记会公私兼顾，一方面奉公守法、恪尽职守，同时也会力求自己及家庭生活过得好一些。这类县委书记一方面把“好好工作”作为为官主政的首要目标，也会接受下属在办公条件、出差住宿等方面有限度的特殊安排，或接受某些物质馈赠，对家人和子女可能会做一些照顾性的安排。

调查中，李克军了解了7名县委书记妻子的任职情况。其中有3人任正科级职务，都是县公安局政委；3人任副科级职务，包括县人事局副局长、县交警大队副队长和县人才交流中心主任；另有1人是县财政局副股级干部。“从几位夫人的具体情况看，或多或少沾了丈夫的光。”

3 “政绩饥渴症”

在李克军的亲身经历与观察中，“政绩饥渴症”是一些县委书记的通病。为了政绩，跑要资金成为县委书记们日常施政的一个重要内容，这包括政策、县情、关系、技巧四大要素。

“政策是上面定的，县里左右不了。若国家重视畜牧业了，畜牧业方面的项目就可以跑跑。其次是县情，比如是否贫困县、资源禀赋、产业程度等。如果县情和国家政策能高度契合，跑要就能成功。”李克军说。

在调查中，曾任黑龙江省庆安县县委书记的刘凤岐向李克军讲过一个“要钱”的经历：2008年11月的一天，刘看到了国务院增加投资拉动内需的一揽子计划的新闻，揣摩后认为“建立健全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应该包括县级医院，和县卫生局局长商量取得共识后做了一个报告，“然后跑到省发改委，又到北京跑部委，最后县里获得了3000万元改造县医院的资金。这个政策只施行了一年，黑龙江省只有10个县列入计划。”

另一个曾获得两亿多元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县委书记的经验是，“成功拿到这么多资金有工作做得好的因素。”

他向李克军介绍，2009年，国家相关部门官员要到省里检查，省里官员预先到一个获得资金比该县还多的水田重点区查看，看后很不满意，把开发办主任骂了一通。听说此事后，该县立即行动，“把这几年房屋开发面积最多的5个开发商找来，每人分几段，认真整修渠道。上级来看后，表示以后要把资金重点投到他们这样干得好的县。”

喝酒成为一些官员拿项目的重要手段。一个县委书记告诉李克军，过去其在某贫困县工作期间，曾争取到一个投资近亿元的公路建设项目。“项目开工后，县里在省城举办了一个酒宴，感谢省交通厅的支持，也为了促进后期资金到位。”

县委书记不胜酒力，县长顶上。酒宴结束后，县长不省人事。“书记担心出事，和县长住在一个房间，一直观察着县长的状态。近拂晓时，看县长呼吸均匀了，才放下心来。”

一名在国家重要部门担任司长的官员，曾帮老家县里争取到多个项目。县委书记透露，“我们了解到他父亲住的村子不通公路，便在通村公路建设中优先安排，使那里提前两年通上了硬化路。老人病故后，县里作了安排，这位司长非常感动。”

跑要资金项目的县委书记们，往往就在红线附近徘徊。一名县委书记说，“只要自己不从中谋取私利，一般为了本地利益犯规不会被查。一旦被查，充其量是丢掉官帽。”

李克军建议，要遏制“跑要”的现状，应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改变专项资金多头管理的状态，严格分配依据，减少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随意性，同时还需要提高财政资金运行的透明度。

4 县委书记的“朋友圈”

县委书记们的“朋友圈”是李克军观察的一个重点。

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县委书记的公务应酬多，是经营“朋友圈”的一个表现。李克军介绍，“上级领导要陪，重要部门工作人员要陪，兄弟县市或外地客人要陪，有可能投资的客商要陪，常常陪了这场陪那场，一晚上到几处宾馆‘走台’陪酒是常有的事。”

书中，李克军用化名的方式讲述了6个县委书记的故事，“从上述6个县委书记的经历，我们不难看出通常县委书记地位的获得和巩固，特别是职务的进一步升迁，不能仅仅靠关系，但又离不开关系。”

李克军认为，要想减少庸俗的社会关系对官场的作用，得从干部制度改革入手。

李克军明白必须对上负责，但他在担任县委书记期间，也有违背上级意思的时候。

2003年，李克军任阿城市委书记期间，省里决定在阿城境内高速公路两旁建绿色通道，需毁良田一千多亩。因为征地补偿没有着落，即便市里将退耕还林补偿资金挪用过来，市财政每年还需要拿出一百多万。李克军提出不能强迫农民毁田植树，并顶着压力要求上面增加了补贴，最后勉强完成了任务。“但还是毁了部分良田，有些遗憾。”

在阿城任职期间，还有一名上级官员介绍了一个开发商到阿城某地开发滑雪场。但该地根本不适合建滑雪场，李克军提出，该不该建滑雪场，由第三方评估机构和专家说了算。最后，滑雪场没建成。

5 廉政担当与窘困

任县委书记期间，李克军对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徐有芳转批的一份材料印象深刻。材料是时任陕西省蒲城县县委书记王绪刚写的。王绪刚称，自己试图抗拒官场通行的“游戏规则”不收礼不送礼，结果被当地官场非议和挤对。

1999年11月，王绪刚出了一场车祸，住院期间共收到17万元的看望礼金。王绪刚一一退还。随后蒲城官场各种非议：“有人说我不给人面子，把蒲城干部的感情推远了；有人说我沽名钓誉；更荒唐的说法是，我这么做其他领导干部还敢不敢生病？”

“许多人可能不是不想廉，而是不敢廉。”王绪刚感叹。

这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李克军最近几年了解的情况是，“有一两个县委书记跟我谈得比较实在，就是不轻易收，但也不可能全部拒绝。”

一位县委书记介绍，“送钱的每年都不少，凡是数额大的，如五六千、一两万以上的，我一概拒绝；有人抱有直接目的来找我办事，无论拿多少都不收。逢年过节来看望的，或带来烟酒茶之类礼品的，能推便推，推不掉就收下。如果这类礼品都一概拒绝，大家就会说三道四，不好相处。”

“房地产开发商出手重，有的送几万，有的送几十万，都是不由分说扔下就走。对这种情况，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退回去。”另一名县委书记对李克军说。

退礼也有技巧。一名县委书记想了一个保全送礼人面子的办法，“我起草了一个通用函，上面写着：对你于×月×日所做的‘表示’，我很理解，也很感谢，但礼太重了，现退给你。今后，各方面都会对你尽力给予关照。这个函打印好后，再将对方的名字写在前头，将要退还的钱款和函件一同装到文件袋里，用旧报纸和文件填满封好后写上‘将此材料退给×××’。然后，跟工作人员说，这是×××送阅的材料，让他取回。”

“我这样安排，一是让送钱人看到，我不只是把他的钱退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同样对待。而且让他感觉到我非常重视他的声誉，为他的送礼甚至行贿做了掩盖。”这名县委书记说。

李克军认为，当下对县委书记群体的廉政教育有效果，但要进一步改进，“一些官员刚流着泪看完廉政警示教育片，出门就赴宴吃喝去了”。

不过他也看到，“欣慰的是，十八大以来反腐力度加大，反腐倡廉制度化的步伐也有所加快，县委书记们的权力运行将逐步走上规范、健康、透明的轨道，廉政尴尬和贪腐案件必将逐步减少。”

（本文的部分案例，引用自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县委书记们的主政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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