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的职业荣誉感来自打击犯罪。可是我打击了这么多，发案率越来越高，很沮丧。”骆春发说。

一瘸一拐地走出审讯室，骆春发揉了揉腿。这是9月8日的下午，三个小时的审讯，让这个老刑警的右腿有些胀痛。

刚刚审黎川生，一个电信诈骗案的嫌疑人。

“还没开口。”骆春发表情平静，“搞刑警，水磨工夫。”

在陕西省旬阳县公安局，骆春发是专门负责电信诈骗案件的警察。从警十八年，骆春发破过无数的案子。但最让他头痛的，就是电信诈骗案。

“今年县里发案43起，压力大啊。”他对剥洋葱说，夜里失眠的时候，总会想起近二十年前——那时自己还是“徒弟”，师傅破案后时常说，“小骆啊，等你干上十年刑警，碰到什么案子心里都有底。”

如今，小骆已经变成了老骆。可为案子头痛的时间，却更多了。

“桃色诈骗”

骆春发今年已经40岁，立过两次三等功。2006年，他被提拔为旬阳县城关镇派出所的副所长，但2013年他辞去了职务，要求调回刑警队当普通侦查员，“我就是喜欢搞刑侦。”

但最近的一起“桃色诈骗案”，让骆春发格外头疼。

2014年春节前后，旬阳老汉王克明接到了一个“香港少妇”的电话，电话那头的甜美声音说，自己的丈夫不能生育，想让王克明“帮帮忙”，“事成之后可以给一百万”。

在“少妇”和“律师”的一连串忽悠下，王克明分12次给“少妇”汇去了13.6万元。随后，少妇的手机便再也打不通了。

“天塌了。”惊觉上当的王克明失魂落魄地跑到派出所。在骆春发面前，这个五十岁的西北汉子嚎啕大哭。

“看样子整个人都垮了，他有个还在上大学的孩子。被骗的钱有些还是借的。”骆春发说，当时他心里想的不是案子，而是如何能安抚住王克明，“怕他想不开。”

“这个案子查起来真难。”骆春发向剥洋葱回忆，他先通过旬阳县农业银行查到，赃款去了江苏扬州农业银行。在扬州，他又得知钱从银联转走了，得去北京。兜兜转转半年，绕了中国半圈“后来又去了5次江西，3次上海，2次厦门。”

最后警方终于锁定，江西余干人章海量为最后取款人。

2014年7月3日，在南昌北京西路交通银行营业厅内，章海量按照事先预约前来取款。埋伏在一旁的骆春发直接扑了上去，将章海量制服，搏斗中，骆春发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留下残疾。

“当时我听到咔的一声，把他拷上后，我一看，地上全是血，骨头戳出来了。”骆春发拍了拍右腿，随即脸色一沉，叹了口气，“这个案子还不能算破。”

因为在后来的审讯中，章海量称自己只是帮人取款，他把钱交给江西省余干县洪家嘴乡的一个年轻人，自己从中得到佣金，自己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又是一轮侦查，经过上千张照片的辨认，终于查出与章海量交易的，是黎川生。

《经济参考报》曾援引中部某省刑侦总队重案支队负责人的话称，通讯信息诈骗案发量呈爆炸式增长，破案率低到不好意思说，大概不超过3个百分点。

“你都不知道在电信诈骗犯罪集中地区，这个产业链已经成熟到什么地步了。”骆春发说。

原来，被抓的黎川生，也只是取款产业链中的一环。他手头有一个移动POS机，并在街头贴上POS机取现的小广告。诈骗者收到赃款后，会通过他留下的街头小广告联系上他。约好地点后，诈骗者将存有赃款的银行卡，在黎川生的POS机上一刷，赃款便进入了黎川生管理的银行账户。黎川生抽取4%的“手续费”后，将提前准备好的现金递给诈骗者，两人便再也不见。

“我们把黎川生和章海量身上的银行卡一查，黎川生2个月帮人取现了470万，章海量3个月到银行取了2670万元。再从银行卡一倒查，破了全国188个案子。可惜的是真正实施诈骗的还没挖出来。”骆春发说，“现在抓电信诈骗，我们县大部分抓到的都是取款人。”

黎川生今年31岁，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2014年春节，黎川生回家过年，赌博输了钱后，动起了做“取款生意”的念头。

根据警方调查，2014年2月至4月间，两个月内黎川生总赚得手续费近19万元。

“来钱太快了，我做起来也害怕，只做了两个月就不干了。”黎川生说。

“好像一夜之间，电信诈骗就冒出来了”

如果回到1997年刚进警校的时候，骆春发绝对想不到自己以后会专门和电信诈骗打交道。

“以前哪里听说过电信诈骗啊，一般都是街头诈骗。”骆春发的印象里，自己从警的头十几年，几乎没有碰到过一起电信诈骗。“说起诈骗，想起的都是假和尚算命、易拉罐中奖、工地挖到文物这些。”

“各位朋友，旅途劳顿，大家辛苦了，兄弟在这为了给大家调节情绪，准备了一套小游戏，请大家观看。”长途大巴上，诈骗者从身上拿出两只铅笔，一只红、一只蓝和一节皮尺，然后用皮尺在红、蓝铅笔上来回地套，最后将两只铅笔缠紧。“大家猜猜皮尺套在哪个铅笔上？”这时，几个托儿就会出现，七嘴八舌的猜起来，慢慢吸引车内其他乘客参与“下注”。

骆春发说，2003年前后，曾经有一种被称之为“脑溢血”的电信诈骗的雏形初现。“犯罪分子在火车站与人聊天，套家庭信息。诈骗分子自称医生给家人打过去，说家属脑溢血，让打钱。那时候许多人没有手机，不好联系。”骆春发认为，这是街头诈骗与电信诈骗混合过渡的一种诈骗形式。

2009年前后，骆春发碰到了第一起电信诈骗案件。“骗子联系上我县一个离婚妇女，假装谈恋爱。在电话里用各种理由要钱。”

在与同事研究案情后，骆春发对破案信心十足：“我们想，只要犯罪分子取钱，银行有监控，这不是一抓一个准吗？”

但事情出乎了他的意料。从银行调取信息后，骆春发赶到了江西九江，那里是诈骗者银行卡的开户地。根据江西银行的提供的信息，银行卡里的钱已在湖北黄梅县的一个乡镇被取走，户主是一名年轻女性。

经过调查，基本排除了户主的作案嫌疑，进一步调查得知，原来这名女性曾经遗失过身份证。

接着，骆春发赶到了湖北黄梅，银行很配合地提供了取款监控视频，但经过当地公安机关辨认，无法确认取款者身份。

“我们一下就懵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骆春发说，线索断了，现在都没破。从这个案子开始，骆春发碰到的电信诈骗案越来越多。

“前些年我们抓到过一个犯罪分子，他原来就是搞街头诈骗的，不好做了就转行做了电信诈骗。”骆春发向剥洋葱分析，城市里越来越多的摄像头、与受害人直接接触的风险以及老百姓日益提高的警惕心，让街头诈骗越来越难做。

根据旬阳县公安局的统计，在2010年以前，当地每年发生的街头诈骗数量一般有一二十起，现在降低到一年一两起。与之对应的是，电信诈骗由以前的几乎没有，提升到现在的每年六七十起。

去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曾从警多年的陈伟才透露，2011年、2012年、2013年全国电信诈骗分别发案10万起、17万起、30万起，年均增长70%以上。到2014年，发案量暴增到50余万起，比2013年还要多出约20万起。从2013年开始，电信诈骗每年给群众带来100亿元以上的损失。

“发案率越来越高，很沮丧”

“警察的职业荣誉感来自打击犯罪。可是我打击了这么多，发案率越来越高，很沮丧。”骆春发对剥洋葱说。

去年10月，公安部公布全国第一批地域性职业电信诈骗犯罪7个重点整治地区，分别是海南儋州、广西宾阳、广东电白、江西余干、湖南双峰、福建新罗和河北丰宁。

骆春发总结，电信诈骗的门槛低，犯罪分子总结出了套路：对话中受害人会有哪几种反应，每一种反应怎么应对；受害人提出的各种问题，怎样回复；什么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手段，说什么话；什么阶段使用什么背景音等等。拿着“教材”，很快就能“上岗”。

这一两年，骆春发明显感觉到，电信诈骗团伙在扩散。 “以前电信诈骗都是外省的团伙，今年我们还破了一个本省的。”

一个15人的诈骗团伙，在西安注册了公司，租借了写字楼，进行电视节目中奖诈骗。这个团伙里还有不少90后。

“这个团伙真的注册了公司，不能单纯地说他们愚蠢，我觉得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他们已经觉得电信诈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了。”骆春发说。

“你知道最让我震惊的是什么吗？我们旬阳这样一个小县城，到西安都得四个小时的地方，去年竟然都有人来弄伪基站诈骗，向群众群发诈骗短信。我们破案以后，还开着警车驮着伪基站，用来群发警示教育短信。”

“但毕竟在县一级打击起来太难了。”骆春发说，基层能利用的资源少，技术能力也较为落后，面对这种高科技作案，往往力不从心。

8月21日，“徐玉玉案”震动全国。因被诈骗电话骗走上大学的费用9900元，山东临沂准大学生徐玉玉在做完笔录后心脏骤停，不幸离世。9月9日，8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被抓获。

“实际上去年就开始大规模的严打了，而且各地都在陆续设立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电信诈骗直接由上级公安机关负责侦破，公安局牵头，银行、运营商派人值班。”骆春发对剥洋葱说，“徐玉玉案”直接加快了各地中心的建设进度。“以后调查电信诈骗，警察拿着文书各地银行调数据的现象不会再有了。”

（文中黎川生、王克明、章海量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