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记者就“山东临沂女生徐玉玉因遭遇电信诈骗案猝死事件”引申的公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前往广州市海珠区法院采访刑庭庭长周征远时，有两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

●一是周征远谈了半个月前的一次经历，他当时正在某公安局参加业务座谈会，一个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电话打到他手机上，“说我因为涉嫌什么行为银行账户被冻结了”，周征远哭笑不得，桌对面就坐着一位刑警队长。

●另一幕是在记者采访他的短短半个小时内，他分别被一通贷款推销电话和一个产品推销短信打断注意力，扬起手机无奈地控诉，“我每天都接到这种电话，但我已经屏蔽100多个这种号码了。”

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电信诈骗危机，以及无休止的骚扰电话，让这个时常通过审判方式，将电信诈骗、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犯亲手送进监狱的刑庭庭长也无法幸免。周征远的无奈除了日常生活中的遭遇，还有工作中的。公民信息非法转卖、电信诈骗这两种犯罪多已形成了非法产业链，上游和下游往往互不认识，身处不同省份，点一下鼠标、打两个电话就完成了犯罪，成本极低。

但公安机关侦破起来就得跑断腿，经常要面临跨省办案的各种困境。另一方面由于《刑法》条文的滞后，很多新型互联网犯罪在实践中面临没有罪名可适用，量刑和打击力度跟不上等窘境。

周征远说，大数据时代，公民个人信息早已不是私权保护领域的事了，谁也没有能力保证自己的信息不在寄收快递、网购等各种活动环节被泄露，因此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应该上升到公共安全的层面来立法规制。《刑法》打击体系要跟上的同时，对各种负有收集公民个人信息能力的运营商，也得立法规定其必须同样担负起信息保护义务，建立惩罚条款。另外一定要推动落实电信服务实名制登记，让不法分子一旦犯罪就能被及时追踪查处到。

“立法打击和保护水平跟不上，公民在电信诈骗分子面前，所谓个人隐私信息就形同透明的。”周征远称。

【来源】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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