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要赢得他人的真正信任，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难的事，如果这个人再是手握重权的君王的话，那就更难了。可是到底有没有争得君王的信任的办法呢？还真有。

比如，钓。 经典案例就是姜太公，他老人家取得周文王信任的办法就是坐在河边钓鱼，而且鱼钩还是直的——正常的鱼钩能钓到鱼，人家这个笔直的鱼钩却能调到君王的信任。果然，周文王发现这个用直钩钓鱼的老先生不是凡人，一谈之下，相见恨晚。于是，就拜姜太公为老师，并请他辅佐自己，中国历史上一对模范君臣就此诞生。

与姜太公相似的还有孔子的学生子夏。孔子去世之后，儒家“一分为八”，分成了八个门派，以子夏为首的讲学团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派。他们这个讲学团队后来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魏文侯还拜子夏为师，给予极高的礼遇和信任。在魏文侯的信任和支持下，子夏和他的弟子开始了一段有名的“西河讲学”岁月——这是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史书上没留下子夏游说魏文侯的任何言辞，说的都是他被魏文侯“迎请”到了魏国。看来，他和姜太公一样，是凭着自己的道德学问征服了君王，使其主动“上钩”的。

能“钓”到君王的信任当然是极好的。众多史实也证明，君王主动“上钩”，尊重、信任某人，一般这种君臣关系都非常牢固、和谐。 

周文王之于姜太公、魏文侯之于子夏都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必须说，“钓”得君王的信任，其效果虽佳，但毕竟不是一种常规手段，属于可遇不可求之列。或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急切地想到得君王信任的人，一般不采取这种被动等待的方法，他们大多喜欢主动出击。

主动出击的方法也分好几种，比如“连忽悠带骗”法。 这种办法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用得最多最娴熟。

张仪游说楚怀王可说是这方面的经典案例。张仪替秦国出使楚国，目的是拆散齐楚联盟，以便秦国分而治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张仪根本没跟楚怀王讲什么外交原则、国际公约之类的道义和道理，而是上来就诱之以利，跟楚怀王说，请您跟齐国绝交，绝交之后秦国给楚国方圆六百里的商於之地，此外秦王还会把他漂亮的女儿嫁给您。

到了秦国，张仪变卦了，“哪里有六百里？我说的是六里。”楚怀王很生气，发兵攻打秦国，可惜打不过，损兵折将。这时张仪再次到楚国来，这次不诱之以利，而是吓之以威，跟楚怀王说，秦国实力如何如何强大，你楚国是根本打不过的，好好跟秦国搞好关系才是上策。你如果不跟秦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那秦国就会大兵压境，打你没商量。在当时，各诸侯国的人都知道张仪是个“反覆无常之人”，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他替秦国搞连横偏偏屡屡得手。

再比如，“盟誓”法。 古代的盟誓效用大概与今天的签合同差不多，口说无凭，咱得落实到白纸黑字上。盟誓有仪式，有誓词，非常庄重，一般不能反悔。这个招法严格来说属于“巩固信任法”，即害怕君王中途变卦，不再信任自己了，所以就用这种方法固定这种信任关系。

战国时期的名将甘茂用过这个办法。当时，秦武王想让甘茂带兵去攻打韩国的宜阳。甘茂没有乖乖领命，而是先跟秦武王谈起了条件，他说：“宜阳说是一个县，其实相当于一个郡，秦军要千里奔袭，还要通过许多险要的战略要地，非常难。”

以前，孔子的高徒曾参居住在费县，鲁国有个与曾参同名的人杀了人。有人告诉远在家乡的曾参母亲：“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结果呢？“其母织自若也”，曾参母亲镇定自若，照常织布，她根本不相信自己那个德操极佳的儿子会杀人。

过了一会儿，又一个人来告诉说：“你的儿子曾参杀人了。”结果，“其母尚织自若也”，曾参妈妈还能镇定自若地织布。

又过了一会儿，又来一个人说：“你儿子曾参杀人了。”结果呢？“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没织完的布也不要了，织布机也不管了，赶紧翻墙逃走，害怕受儿子牵连也被官府抓走。

然后甘茂就跟秦武王说：“夫以曾参之贤与其母之信也，三人疑之，其母惧焉。今臣之贤不若曾参，王之信又不如曾参之母信参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甘茂还给秦武王具体分析说，我如果带兵去攻打韩国宜阳，樗里子、公孙奭两位大臣一定会非议我，大王您一定会听信他们，这样一来，您背上反悔的恶名，我也白白得罪了韩国。

秦武王赶紧说：“寡人不听也，请与子盟。”我不听信他们对你非议的话，不信，咱们两个搞个盟誓。

之后，甘茂带兵去攻打宜阳。宜阳不好攻打，“五月而不拔”，围攻了五个月还没攻打下来。结果，樗里子和公孙奭两个人果然就到秦武王那里去说甘茂的坏话，希望秦武王将甘茂召回，“欲罢兵”，既然都打了五个月还打不下来，那你就回来吧，不打了。

这个时候，甘茂的盟誓派上用场了。甘茂说：“息壤在彼。”您忘了当初和我一块在息壤举行过盟誓了吗？

盟誓法属于古代的“法治”思维，即便跟君王办事，咱们也得“先小人后君子”，重合同，讲信用。这里面是很有点契约精神的，也值得提倡。可惜的是，一般的人没胆量与君王讨价还价地谈“契约”，一旦谈不好，惹得君王发了火，那后果岂不很严重？所以这个方法用的人也不多。

还有一种取得君王信任的办法，就是自污法。 王翦和萧何都用这个办法。战国末期，秦始皇要派兵攻打楚国，问李信需要带兵多少，李信回答“二十万。”秦始皇又以同样的问题问王翦，王翦回答：“非六十万不可。”秦始皇命李信带兵二十万攻楚，结果失败。秦始皇回头再请王翦出兵，并答应了王翦“将兵六十万”的要求。王翦率兵出征之际，秦始皇还亲自送到灞上。

这时，有趣的一幕出现了。统率六十万大军的王翦要秦始皇赐给他许多良田美宅，秦始皇说：“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说：“做大王的将军，有功最终也不能封侯，所以我趁着大王还肯赏我酒饭时，就及时请求点赏赐，以作为子孙后代的家业。”秦始皇听后大笑。

王翦带兵到了潼关，仍然五次派遣使者回长安，向秦始皇请求赏赐良田。王翦的部下都看不下去了，说：“将军要求赏赐也太过分了吧！怎么能这么贪财呢？”

王翦说：“不是的。大王为人狡猾，不信任人。现在他把全国的军队都让我统领，我如果不多向他要些良田美宅，不是等着他怀疑我吗？”原来，王翦不断地要求赏赐，并不是真的贪婪，而是为了取得秦始皇的信任——如果他不这么做，秦始皇可能就会疑心他拥兵造反。他一“自污”，秦始皇就明白，王翦的目的只是求财，而非造反，反倒放心了。

相比于王翦，萧何的“自污”更让人心酸。刘邦建立西汉，萧何是第一功臣，当上了相国。汉高祖十二年，黥布反，刘邦带兵去讨伐黥布，萧何镇守关中。

刘邦“数使使问相国何为”，即屡屡从前线派使者回来寻问萧何在干什么？萧何当时正一心一意地治理国家，“拊循勉励百姓，悉以所有佐军。”治国的同时，还鼓励百姓捐出家财支援国家的平叛战争。

按说，萧何的做法实在太好了。可是，有一个门客指出了萧何的危险，他说：“您不久就会被灭族了。您身居高位，功劳第一，不可能再得到皇上的提拔了。可是，自进入关中以后，您就一直得到百姓的拥护，如今已有十多年了；皇上数次派人问及您，就是害怕您得到关中百姓的拥戴，也会像韩信、陈豨等人一样谋反。现在您为何不利用职权贱买土地，租出去赚钱呢？您用这种方法自损名声，皇上才不会对您起疑心。”萧何依计行事，刘邦得知情况后，果然非常高兴。

刘邦打败黥布后回来，百姓拦路上访，控诉相国萧何抢夺百姓田地。萧何拜见刘邦，刘邦笑着对萧何说：“相国对百姓真好！”

然后就把老百姓的上访信交给了萧何，说：“君自谢民。”您自己看着给老百姓个答复吧。萧何本是贤相，趁机建议：“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意思是，长安附近土地少，而刘邦的上林苑空地很多，希望刘邦将上林苑的空地拿出一些来给老百姓耕种，田里的秸秆还可以给牲畜做饲料。

刘邦大怒，说：“相国你自己到处敛财，却让我把上林苑的空地让给老百姓。有这样的相国吗？”于是就将萧何下狱了。几天之后，有王卫尉（卫尉，乃统率卫兵守卫皇宫之官）问刘邦，为何要将相国萧何下狱？刘邦说，人家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有善归主，有恶自与”，遇到好事就归功皇上，事情搞砸了就自己替皇上担着。现在，萧何自己收受商人的钱财，却在我面前为民请命，这是他“自媚于民”，所以我要下狱治他的罪。

王卫尉跟刘邦说，相国为民请命，这是职分所在。您以为相国真的贪财吗？当年您跟项羽争天下及后来平定陈豨、黥布叛乱时，萧相国一直镇守关中。当时，萧相国如果对您稍有二心，关中大地早就不是您的了。萧相国当时不贪整个关中这个大财，现在反而会贪商人的一点小财吗？而且，李斯做秦始皇的相国，秦朝最后亡国了，又怎么可以效法呢？

听了王卫尉的这番话，刘邦才知道错怪了萧何，就放萧何出狱。萧何被赦之后赶紧“徒跣谢”。刘邦此时反倒说：“您为老百姓请求上林苑的空地，我不许，我不过是桀纣一样的暴君，而相国您则是贤相。我之所以将您下狱，就是要让百姓知道我的过错，以衬托您的伟大。”

萧何自污，虽不免遭受下狱之辱，但总算得到了刘邦的信任，没有像韩信、陈豨等人一样被杀掉。

【来源】《组工文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