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确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兴奋剂阳性成立。这个决定着许多运动员命运的国际体育仲裁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仲裁员如何筛选？

——“现实情况是，仲裁员中的大多数来自欧美各国，来自非洲的和亚洲的人数比较少。”语言障碍是亚洲人难以进入仲裁员队伍的原因之一。

●仲裁法庭如何操作？

——不同国家对于体育仲裁的积极性不同，而具体案件仲裁的主要区别往往是，请律师代理还是没有律师代理。

奥运会还没开幕，就出现了奥运史上从未有过的一幕——68名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因兴奋剂问题，集体被里约拒之门外。

而到了里约，又有三名运动员被查出药检呈阳性，其中，波兰举重选手Tomasz Zielinski和保加利亚田径选手Silvia Danekova二人已确定被取消参赛资格。8月19日，国际体育仲裁法庭确认中国游泳运动员陈欣怡兴奋剂阳性成立。中国代表团随即发声表示尊重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处罚。

在一届又一届奥运会上，国际体育仲裁院（英文简称CAS）和它的仲裁员们如同一只无形的大手，决定着许多运动员的命运，也改写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

仲裁员多来自欧美

如果你是一名运动员、教练员或裁判员，从正式报名参加奥运会的那一刻起，便注定要接受CAS及其下临时仲裁法庭（英文简称AHD）的管辖。

所有报名表里，都包含了接受CAS专属管辖权的强制性仲裁条款。以2012年伦敦奥运会为例，CAS管辖条款被安排在第8条。“……CAS所做的裁定应当是终局裁定，有约束力且不能上诉。我因此放弃向任何其他法庭或仲裁庭提起任何诉请、仲裁、诉讼或寻求任何其他形式救济的权利。”

1984年成立之初，CAS只是国际奥委会（英文简称IOC）下属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的一个机构，经费也由IOC承担，公信力不时受到挑战。

经过1994年大刀阔斧的改革，CAS在人员配备、行政管理、收入来源等多方面削弱了对IOC的依附。此后，改革带来的超然地位逐渐令全球体育界为之“臣服”。

CAS官方显示目前有445名仲裁员，他们需由独立于国际奥委会的国际体育仲裁理事会（英文简称ICAS）任命。ICAS一共有20名理事，许多人是著名的国际法专家。2014年11月，海牙国际法庭大法官薛捍勤成为首位中国籍理事。

至2002年底，所有奥林匹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均在其章程、规范中运用了CAS条款，自愿接受CAS管辖。

按照惯例，CAS在奥运会期间设立临时仲裁庭。临时庭的模式，也越来越多出现在欧锦赛、世界杯、亚运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场上。

法籍华裔律师陶景洲是CAS的常任仲裁员，2008年5月经推荐成为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的12名成员之一。那是奥运历史上第7次设立赛事临时仲裁庭，各方面规则趋于完备。

与许多法学教授、律师、退休法官出身的仲裁员一样，陶景洲几乎没有体育背景，他的特长在于剖析问题、适用规则与法律。“一个打篮球的可能并不懂足球、不懂皮划艇，所以专业运动员作为仲裁员并不一定合适。”

具体到争议个案，临时仲裁庭主席、副主席会指定3名仲裁员组成合议庭或1名独任仲裁员，当事人不能自由选择。而指定时，仲裁员不能与任何一方当事人存在利益冲突。

律师刘驰是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里唯一的中国籍仲裁员。他说，最简单、最直接的衡量因素往往就是仲裁员的国籍。

选任仲裁员时，CAS的一项重要考量是兼顾各洲名额。里约临时仲裁庭的12名成员（其中两人为双重国籍）中，2人来自北美洲、2人来自拉丁美洲、2人来自大洋洲、5人来自欧洲、1人来自非洲、2人来自亚洲。

“现实情况是，仲裁员中的大多数来自欧美各国，来自非洲的和亚洲的人数比较少。”湘潭大学法学院教授郭树理认为，CAS的常任仲裁员里各洲代表的比例就不平衡。具体到中国，现在只有北京律师刘驰、天津律师白显月等6人名列其中。

陶景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语言障碍是亚洲人难以进入仲裁员队伍的原因之一。“因为CAS的工作语言为英语和法语，如果语言不过关，去了发言权也小。” 

“你可以去比赛了”

八年前的北京，CAS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大展身手。男子200米决赛后，取消成绩、抗议、上诉、再次取消成绩等一系列戏剧性场面相继上演。原本名列第四、第五的美国选手填补上位，取代犯规者成为亚军、季军。

八年后的里约，参赛资格成为首要焦点。在开幕式一天后，一群曾有兴奋剂阳性史的非田径项目俄罗斯选手，终于获得了赛事入场券。

为了能够按时比赛，这类案件往往在奥运会开始前就已启动仲裁，所以按照惯例，临时仲裁庭的工作时间要比奥运会开幕式整整早上10天。

临时仲裁庭主要管辖三类案件：运动员参赛资格、兴奋剂检测结论、比赛成绩和裁判罚则。其中，参赛资格案件占了相当比例。

据统计，在1996年亚特兰大夏奥会至2006年都灵冬奥会的6届奥运会中，共有当事人申请仲裁53件，其中涉及参赛资格的案件19件。

2002年的盐湖城冬奥会，加勒比海国家格林纳达未派出代表团，23岁的高山滑雪运动员Gaia Bassani-Antivari因此无缘比赛。向国际奥委会申诉未果后，她向CAS盐湖城冬奥会临时仲裁庭提起仲裁，请求确认参赛资格。但CAS认为，她从未提交过参赛报名表，也就是说从未声明接受CAS管辖，所以未对此案进行实体审理。

可见，在CAS，奥运梦想在严格的规则面前实在不堪一击。

这次俄罗斯人遇到的参赛资格麻烦更加复杂，因为牵扯到兴奋剂问题。就在奥运会开幕前，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反兴奋剂机构还在上书国际奥委会，要求把整个俄罗斯代表团踢出里约。

这场风波最早始于2014年底，2015年11月，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英文简称WADA）公布了长达三百多页的调查报告，证实俄罗斯田径界存在“有组织的”“系统性的”使用禁药问题，呼吁全面封杀俄罗斯田径运动员参赛。支持俄方的人则认为，这里面有政治的因素。

总之，2016年7月，国际田联拒绝了俄田径代表队赴里约参赛的请求，却唯独对25岁的跳远选手Darya Klishina网开一面。因为她一直在国外生活、训练，且历次兴奋剂检测均符合要求。

然而，8月13日，女子跳远资格赛的前3天，国际田联突然宣布掌握了兴奋剂问题的“新证据”，并撤销Klishina的参赛资格。

为此，Klishina向临时仲裁庭提出仲裁，并申诉成功。尽管不情不愿，但国际田联获悉这一裁决后当即表示：Klishina可以去比赛了。 

反兴奋剂好比007电影

根据CAS官网，新近成立的CAS反兴奋剂仲裁庭（英文简称ADD），在奥运史上尚属首次。它负责本届赛事中兴奋剂案件处理的“一审”。当事人如对处理结果不满，可在奥运会结束后向CAS或CAS奥运临时仲裁庭申诉。

此前，ADD应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请求，对陈欣怡等三名运动员的涉药问题进行了审查，并支持了国际举联、国际田联对其余二人的处罚。

在临时仲裁庭管辖的三类案件中，反兴奋剂案件最为复杂。“它涉及到技术、证据、实体、程序、价值取向、道德评价、政治影响等多方面的问题。”刘驰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比如检测技术、检测程序的合规性、用药许可、例外情形等，法律上的要求非常严格。

陶景洲则将反兴奋剂案件比作007电影，“有的案件内幕很多，还可能牵扯到兴奋剂是否被掉包的问题。”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称，此次俄罗斯兴奋剂事件的告密者账户被黑，该机构担心告密者行踪可能外泄。2012年9月，美国反兴奋剂机构负责人透露，在调查七届环法冠军、美国自行车名将阿姆斯特朗涉兴奋剂案件期间，他曾多次收到死亡威胁。

据一名受访专家介绍，在一些极端复杂的反兴奋剂案件中，调查报告可以多达数百页，参与调查的证人可能有几百上千名。不过也有很多案件是运动员、教练员的个人行为，事实部分相对简单。

和CAS普通仲裁程序动辄数月的情况不同，奥运赛场上的仲裁必须符合一个要求——快！当然，公平公正也要有所保证。

为此，奥运临时仲裁程序打出了Fair（公平）、Fast（快捷）、Free（免费）的宣传口号，并将"3F"标准贯穿始终。

上述Klishina事件中，CAS官网在瑞士洛桑时间8月13日23:46公布了该案的仲裁申请，称将在第二天开庭并力争于午夜前作出裁决。14日中午11时至15时，Klishina和国际田联等亲自出席了听证会；14日晚间，这名俄罗斯女运动员还抽空前往训练场地进行赛前练习。几小时后的15日凌晨1点，来自仲裁庭的结果如约送到双方手中。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俄罗斯奥委会曾对即将在中午12点举行的帆船比赛提出抗议，裁决于上午11:45紧急出炉，用时只有3小时45分钟。

“因为要符合赛事安排，所以一般来说，案件需要在24小时内裁决。仲裁员要在奥运村里随时待命，手机保持24小时畅通。”曾在北京奥运会、温哥华冬奥会担任仲裁员的刘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没有下一轮比赛且案件确实复杂的情况下，经过特批，仲裁时间也可超过24小时。

2008年7月31日晚间，北京奥运会临时仲裁庭正式行使管辖权的第二天，陶景洲从奥运村仲裁员驻地偷偷溜回了家。正洗澡时，统一下发的专用手机突然响起，北京奥运会的第一起仲裁案——阿塞拜疆女子曲棍球队的参赛资格案，就这样悄然而至。

拿到双方仲裁文件后，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法律专家要做的就是尽快阅览，找出核心法律问题，进行法律检索和事实调查，讨论确定庭审方案等。

与一般仲裁类似，CAS的仲裁可以书面审，也可以开庭审，按多数意见裁决。程序要求同样严谨。在北京奥运会的一起案件中，应当出席听证会的一名证人已乘飞机返回丹麦，随即，又登上下一个航班飞回北京参加仲裁。 

不能轻易放弃啊

参与过多起案件仲裁，刘驰最大的感触就是，当事方有律师代理与没律师代理的区别。

在上述参赛资格案中，阿塞拜疆一方聘请了一家国际知名的律所，制作出几百页证据和文件，“厚厚的一本，非常精美”。

在律师的努力下，阿塞拜疆女曲先后以不同理由、不同诉求提起三次仲裁申请。临时仲裁庭12名仲裁员中的9人，在不同阶段参与了该案。刘驰是三批仲裁员中的最后一批，当他和同事们接力一般第三次驳回阿塞拜疆的申请时，已是8月8日下午，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即将举行。

更重要的差异体现在听证阶段。一名具有专业素养的律师，可以从证据、程序和实体等角度维护当事人权益，配合仲裁员的发问与调查。但如果没有律师参与，对法律并不熟悉的运动员、教练员有时根本无法理解仲裁员的提问，也就不能判断自身陈述的法律后果。

从当事人激动的情绪中，刘驰有时会闻到浓重的火药味。在有些国家，运动员如果拿到奥运奖牌就能免除兵役，得到奖金甚至房子。教练团队亦有不菲奖励。

本届奥运会，不少观众觉得中国运动员屡屡被黑。比如，男子拳击48公斤级比赛时，中国拳手吕斌一度将对手打到读秒被判负。中国籍国际奥委会委员大杨扬都急了：“如果裁判不公，国家队是否可以提起申诉？实在不行还有国际体育仲裁委员会（ 编者注：仲裁工作实际由CAS负责）。如果真裁判不公平，不能轻易放弃啊！”

虽然CAS不能充当赛事的专业裁判，但它可能从其他角度介入到具体赛事的裁判中。

1998年的长野冬奥会上，瑞典冰球队闯入1/4决赛后，有媒体披露其队员Samuelsson不是瑞典人，而是美国人。国际冰球联合会因此禁止Samuelsson参加余下赛事，但承认了瑞典队之前的比赛结果。

为此，瑞典队和捷克队分别向CAS提起仲裁。捷克队的理由是，如果撤销瑞典队之前的赛事结果，捷克队很可能会与一支弱队而非美国队在1/4决赛中相遇。

在多名翻译人员的帮助下，CAS不仅听取了瑞典奥委会、国际冰球协会、捷克奥委会、国际奥委会的意见，而且给予进入1/4决赛的其他6支球队参与听证的机会。最后，CAS以申诉没有根据为由，维持了国际冰球联合会的决定。

和比赛输赢相比，一旦牵扯到兴奋剂问题，涉及的就是国家的面子问题了。受到俄罗斯兴奋剂风波的影响，截至2016年8月5日，里约奥运会临时仲裁庭已对21起兴奋剂案件进行了登记，其中13起涉及俄罗斯运动员。

过去，每届奥运会的兴奋剂仲裁案件的数量在10件上下，平均一天不到一件。没有工作时，仲裁员们会带着自己的特别通行证到奥运现场的贵宾席位中观看比赛。

“当奥运会仲裁员，看重的是职业荣誉和国际上的专业认可，”刘驰说。而陶景洲认为，做仲裁员也很值。“奥运会上给你酒店住、给你专车用，还可以和配偶看比赛，这值多少钱？那点津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采写】记者滑璇，实习生朱岱临、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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