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引起了中国人的广泛关注，其中不仅包括当时思想先进的知识分子，还有普通民众。面对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民众和广大政策决定者，知识分子解析战争中错综复杂的军事技术和国家关系的角度，体现了其面对新世界的思考方式，影响了社会层面的心态。本文以《大中华》杂志的一战前期报道为研究文本，重点探讨了该杂志从1915年创立到1916年24期的报道，发现其关于军事技术的讨论，体现了中国人从“旁观者”的姿态转变为居安思危之“参与者”的过程。一向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翻译和撰写过程中，仍留下较多空间去探讨传统技术的创新并反思军备主义的多面性，讨论如何面对霸权主义，以及在各国的战争应对中思考我国未来之地位等，体现了该群体的社会责任感和洞察力。译报和个人分析组成的资讯，叙述过程配合新闻照片，以较为可读的方式展现了欧洲乃至世界之局势，让国民从军事技术中认识世界，进一步形成国家和民族的自觉认知，促进了社会心态的变化。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 军事报道 《大中华》杂志 社会影响

爆发于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影响空前，不仅改变了国际局势和世界发展态势，列强间的军备竞赛更是令中国知识界与公众颇感震撼。先进知识分子更加频繁地使用近代报纸这一媒介，积极传播相关内容并普及“世界”思维，直言“吾中国人者难曰幸超然立于事变之外”，以力图改变中国人对外的淡漠和对内的认同感缺失，唤醒国人关注世界局势，形成世界视角。

关于一战时期报刊所登载的报道，现有许多文章已分别研究了战争对宏观的社会变迁、政治制度乃至微观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但对于报道本身的社会作用却较少关注。实际上，当时的中国经历过洋务运动和甲午战争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自强的氛围日益浓厚。在中国并未卷入一战之时，作为“局外人”，看到战争规模、技术和武器革新的突飞猛进，使人们“每相见必以欧战为一谈资”。文人志士所虑更为深远，提醒人们一战有“极深极远极复杂之因果关系”。考虑到当时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对战争技术本身的报道也能体现出当时国人心态的变化。基于此，本文拟以《大中华》杂志为例，将分析内容扩大到战争技术报道，讨论其建构出的战争想象，以期呈现更为完整的过程图景。

一、研究缘起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一战报道的研究视角主要分为两个方面，即对该时期报刊本体的研究和对传播效果研究。前者主要集中在报纸版面、报道策划上，如探讨报纸专栏和具体栏目设置等，在此基础上分析传播的意图、方式和效果。传播内容上，细分为国内报刊的普及和国外报刊的宣传工作。学者们对国内报道的研究侧重于引发知识界和公众的爱国情怀，扩展世界智识，对国外报道的研究则较为注重对列强之间的关系和参战国家战争行为的观察。进一步讲，有以日美在华舆论战为主题，关注美国在华人士的舆论活动和报刊宣传对美国形象的影响的研究，也有战争宣传活动如何呈现法国形象和在法华工报刊的研究，Eriks Bredovskis（2019）则关注了德国讽刺杂志上的政治漫画对美国战中形象的呈现。虽主题不同，但宣传的目的和内容都是为了提升该国形象，尤其在对华宣传中，更是体现了列强企图获取在华最大利益的野心。综合以上文献，目前对于一战报道的研究多集中在报刊本身及由此带来的传播效果，关注该时期战争武器和社会效应的研究较少，目前仅见时殷弘（2000）关于战争革新和国际政治意义的讨论，该文偏重于分析武器进步于国际关系的影响，在武器报道的偏向和建立公众的技术想象上着墨不多。

实际上，战争技术层面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军事技术和民用技术两方面的话题常常同时出现。有学者认为，充当战争工具是军事技术实现价值的主要方式，军事技术不仅仅应用于军事领域，还由于其直接的暴力扩张性与民用技术区分开来。正是由于此种外显特性，军事技术能调节人们的战争感知，在诠释战争的同时也引导或遮蔽着对战争的判断，从多元条件促成的物质化中显示着世人思想。作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一战因其技术的突飞猛进使战争出现与以往不同的景象，全局战色彩渐浓，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影响颇深。赵兵认为，一战对20世纪初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颇巨。也有学者发现，一战初期，以德国为代表的军国主义盛势同时影响了国内青年产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部分体现于早期《新青年》杂志中的德国想象。考虑到目前研究该时期军事报道的文章较少，而一战前夕德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军备竞赛却还有众多内容需要探索的情况，本文拟从军事技术革新的角度出发，关注《大中华》杂志在一战时期有关军事技术的报道，或许能更加丰富一战时期的新闻报道研究，进一步发现报刊对于社会发展的作用。

二、“论述各国大事”：深入分析一战原因

（一）契合办刊宗旨，提升国民关注度

《大中华》是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之一，为提升知名度，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兴办了一系列以“中华”开头的杂志，欲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系列。在这八大杂志中，以梁启超担任主撰的《大中华》影响最大。陆费逵认为，报刊在当时社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国学术之盛衰、国民程度之高下，论者恒与其国杂志发达与否。觇之盖杂志多进步，国民程度则学术进步，国民程度亦高，而学术愈进步，国民程度愈高，则杂志之出版亦愈进也。”可以看出，他当时关注报刊的教化能力，将杂志数量与国民程度、学术进步联系起来，并认为学术进步对杂志出版同样具有反向的刺激作用。这一论断同时体现了该杂志开放的办刊风格与增进国民素养之目的，具体表现在《大中华》首卷首发期的《宣言书》中，即“一曰养成世界智识，二曰增进国民人格，三曰研究事理真相，以为朝野上下之南针”。若要满足以上三点要求，则需要“……多论述各国大势，介最新之学术；……多叙述个人修养之方法及关于道德之学说；……研究国家政策与社会事业之方针，不拘乎成见，不限于一家之言”。20世纪之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着重引介西方先进知识以发展中国，多种主义争鸣。在这一背景下，《宣言书》表示当“以研究为宗，即有地处冲突之言论，亦并存之”。这种以开放态度进行讨论的方式，进一步影响了后期该杂志内容的多元性。另外，梁启超在《发刊辞》中写道：“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本报之天职。”作为一份着力于养成民众世界智识、培养国家意识和个人修养的杂志，《大中华》在分析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同时重视一战、分析先进军事技术，在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背景下，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二）分析一战背景，唤起国民的世界认知

有学者认为，一战是开启中国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想象与激情的第一个国际大事件。19世纪初期，中国国内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之中，政局混乱不堪；同时，以科学、民主求进步的思想逐渐打开国人眼界，改变国际地位的热情愈发高涨。但此种了解世界的热情似乎还仍在先进知识分子群体中徘徊，并未影响到普罗大众。梁启超在《欧战蠡测》小序中，开篇即是“吾国人对于世界知识之兴味，浅薄极矣”的评论。即便如此，在普通民众群体中仍有“欧战骤起，四海鼎沸”的场景，在某种程度上也能体现出“求外事之心故已日渐恳切”。作为一场涉及范围空前的战争，一战的发生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市井所谈虽仍“不得要领”，但被梁启超称为“我思想界一进步之机”。在此机会下，梁启超、吴贯因、献公、杨锦森等人均发表了或原著或翻译的长篇连载文章传递最新战争消息、阐释战争背景。如连续三期登报的《欧洲大战开幕记》详细描述了一战事件发端、奥塞交涉、俄英的干涉和调停、奥塞两国的俄国观、德奥两国英国观以及俄法两国对英交涉、比利时及英德法意之交涉等内容，从开端到复杂的关系之演变，均见诸报端，为民众所了解。这种既能引起读者兴趣，又能提升世界意识的尝试使梁启超认为研究此次欧战，“一方面可以得最浓醰之兴味，一方面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可见，虽在战争之初，看似战争在千里之外，对中国的实际影响较小，但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其重要性，并认为这是一个唤醒大众国民自觉心和世界认知的机会。有学者认为，梁启超“世界主义的国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开放的民族主义”均体现出一战后中国思想界对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重视。

三、“介最新之学术”：战争中的知识分子定位

1914年，几乎所有的北欧国家都实现了以制造业和贸易为经济支柱的产业布局，打破了英国和比利时在工业化国家的垄断地位，各国对霸权地位和殖民地权益的争夺，使原本看似一体化的欧洲暴露出国家间的矛盾与民间仇恨。欧洲国家的军备竞赛加大战争的可能性，新式武器迅速增多，世界形成了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阵营。《大中华》的报道围绕欧洲各参战国展开，主要通过展示各国的军事技术，来体现战争之激烈与各国之实力。该杂志报道对不同国家均有涉及，且没有明显的阵营倾向，对军事技术的展示，也都以新奇和战斗效果为先。例如对“飞行机”的介绍，则是同时展现了德法英的装备，一并分析。但该杂志并非仅仅展示新型军事技术，也介绍传统型军事技术如军用鸽的改良。这是因为，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规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大，但居于主导地位的武器仍是传统军舰、大炮、机枪等，飞机还处于发展初期，潜艇和坦克则是偶尔被用到。在这一时期，新旧军事技术被一并投入战场，使该杂志的科普文章呈现出多种类的特点。

（一）旁观者：展示欧洲列国之军备竞赛

一战涉及的国家和争端纷繁复杂，梁启超形容为“……殆如中国剧台上之演武，翘其羽涂其面者错杂跳掷以出”。正因如此，见诸报端则需有所取舍，以最具代表性为选择参照，获取新闻价值并起到科普效果。即便早期《大中华》杂志对两大阵营没有明显倾向，但在具体国家的选择和军事技术的呈现上，更倾向于德、英、法、美等国，尤其是刚获得欧洲强国地位的德国。迈尔斯也认为，一战爆发前的二三十年里，德国人思想领域中的种族优势和军国主义思想确然是促成战争的原因之一。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德国军事和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其拥有的新型军事技术的数量和质量均处跃增状态。

另外，关注德国还有其与我国国情相似的考量。从晚清开始，官僚集团便形成了以军事为中心的“以德为师”。“当吾国洪杨乱定，曾胡即世时，所谓德意志帝国者乃始呱呱于文褓中耳”，说明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德国作为刚诞生不久的国家，却快速实现了军事化，必有其值得效仿之处。且战争伊始，中德关系尚未交恶，是较好的学习榜样。因此文章认为“夫今日中国人最宜则效者……孰有若德国哉。”从后续文章可见，《大中华》杂志中不少报道与德国和战争有关，有《德国克虏伯炮厂之大观》《俾斯麦时代之德国》《德国军备主义之影响》《德意志与列强》《德意志之陆军》《欧战中之德国观》《德国在俄这势力》等介绍武器和时局的文章，在报道、阐释一战的同时，主张学习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

在具体军事技术的报道上，杨锦森所翻译的《欧洲战争中之新事物》在该杂志中连载两期，分别讲述了飞机、潜水艇、汽车、炸弹和大炮等较为新奇的事物在战争中的使用。在此之前，飞机这一武器只存在于小说之中：“五六年前英国名小说家威尔士君著一书曰空中战争，出版后风行一时，然读者不过视为理想家之预言，未尝以为十年间能成事实也。”当飞机实际带来攻击效果时，人们才恍然悟曰空中战争真成事实。文章所涉及方面包含飞机作战的运行原理、实际作战故事等，也有对资金投入的介绍。“德国政府对于飞行术之研究注意最早”，或因“德国海军力不敌英国，遂欲组织一飞行队借以胜之”，筹备费高达三千二百五十万美元。由于战争刺激和戒备之心，法俄两国“急起效法”，英国也“筹巨款以经营之。”此种情形正说明了列强间军备竞赛的现实，作者甚至认为飞行事业之进步，与英法德俄四强国相疑相忌之热度成正比。愈忌惮彼国，经费投入愈高，飞行业愈发达。可见，一战前的军国主义思想，在战争中也具有相当高的统摄地位。

《大中华》杂志选取了飞艇作为一战开始时的重要介绍对象，记录了详细的数据：从1912年1月1日到12月1日，长达11个月，合计334天的时间里，齐柏林公司出行了308天，腾空时间共1167个小时，飞行距离共41145英里，共载10291人，其中乘客4682人，在此期间未有飞行意外出现。据该公司统计，飞艇载人的同时能抛掷炸裂品，11个月的时间内抛掷约“半吨之多”，强调其“摧毁能力极大”。德军更是分别在陆地和海上做了实验，表示其威力之大，从空中六千英尺之高度抛掷，能“完全炸毁一假设之村落，”在海上则能每击必中。以上实验让当时海军第一强国英国感到忌惮，更不必说其他国家。法国等国也加入飞艇军备竞赛中，试图一决高下。不久后便带来“各国现有飞艇及飞机之确数颇难调查”的装备滥觞之况，据各方面统计，大致数目如下表所示。

表中所示并非确切数据，但却能显示出列强军备竞赛之激烈程度。此种规模化传递出西方国家互为敌人、互相竞争的信息。在飞机、飞艇的竞争之外，还有潜水艇、汽车等军事比赛。据文章中的数据显示，至1913年，英法俄三国分别有潜水艇64艘、61艘和29艘，德奥两国分别有18艘和6艘。可见，列强之间的军备竞赛在不同武器间展开，新式军事技术接续出场，大秀肌肉，但是否能物尽其用却值得怀疑。“尽管德国宣称飞艇每击必中，但其作用终究有限”，许多有识之士也在对武器的热烈追捧中产生了多元化的思考并于杂志中体现。

（二）议论者：强调传统军事技术的不可替代性

一战期间，占主导地位的武器仍是传统军舰、大炮、机枪等，飞机还处于发展初期，潜艇和坦克的使用也尚未普及。飞机等新军事技术不仅可以作攻击武器之用，也可以同电报一样，进行信息传递，但费用高昂且资源较少，难以支撑其广泛用于紧张的战事中。在这一方面，几千年前就已投入使用的军用鸽仍能起到较为有效的作用。“今日战场中新发明之事物，虽层出不穷，而军用鸽仍保持其位置”便强调了传统技术的重要性。进行军事训练改良后，军用鸽便可投入战争。献公举例讲道，普法战争中，巴黎被德军围城时，正是因为用军用鸽传递信息，才化危为机，德军放松了警惕，还误将传递战时讯息的军用鸽认作为居民日常圈养之宠物。可见，一些与当时新技术相比较为传统的用法，反而能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普法战争结束后，德国首相俾斯麦也在全国大力推广鸽房，引起其他各强国争相效仿。因此在一战期间，“欧洲诸国各有千万头之鸽……足以供陆军中投递书信之使令矣。”

除军用鸽之外，犬也在战争中发挥了极其重要之功效。祖烈在文中介绍，参与战争的犬类平时用于比利时和荷兰两国的耕夫和小贩处，“有力不能供一驴或马者，即用犬以代耕或运货。”前线战斗需要有力的武器，后勤保障同样需要有力且高效的工具。比利时有军犬180万之多，大型犬达190磅，可架炮车驰骋于战场之上，同时也能在战争中救援。例如，当某地被攻陷，百姓逃亡时，此类犬曾拖曳老弱者、受伤者和有病者等一同撤离。另外也有较为灵活的小型犬，可以用于传信、巡逻战壕或侦察敌情，“而尤以在战地中寻觅伤兵为其特殊之技能”，强调其在面对危险、军医不敢涉足时的忠勇，尤其在士兵人口较少时能起到重要作用。德法两国见之也开始纷纷部署军犬。然而训练一犬需要三个月的时间，若让一犬既守哨又传信，则容易出现错漏，因此分工必须明确。

上述军用鸽、军犬虽为动物，但仍能在战争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对有生命体合理使用的技术。一战时期的军事技术不仅限于飞机、飞艇、大炮等先进武器，还有对于传统风俗习惯的创新利用，这对于从古代就开始击鼓传信、培育信鸽的中国来说，具有较高的学习价值。此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新事物的创造和传统技术的创新同时见诸报端，启发国民探索适合自己的存世之道。

（三）引导者：使用插图传播新技术

一般来说，报刊采用新闻插图，始于19世纪七八十年代，1901年《中国汉文报》最早使用新闻照片，1905年以后，国内报纸开始大量刊载时事照片。杨奇光、王润泽（2021）将报刊上登载的记录事件的照片称为“新闻照相”，认为“新闻照相”除了可以解释文字报道的复杂性外，还可以在视觉上吸引读者注意，提升报道品质。《大中华》杂志的军事技术报道中，每篇都有一张或多张军事技术的照片出现，为让读者理解其貌，有时同一种技术类型会涉及不同国家的照片。如《欧洲大战开幕记》连载三期，其中即有德法舰队之夜战等照片，另外，在叙述战争之演变时，也刊登了奥皇储遭暗杀和出殡的照片、奥塞大激战写真、德国的马队和步兵等战争现场情况，让读者能直观感受到战争之激烈。也有欧洲战事之中心人物照及其介绍，较为清晰明确地呈现了欧洲不同国家之间错综复杂之关系，相比单纯的文字呈现更加可读。

其实，自19世纪的洋务运动起，“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思想就已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传播开来，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由此出现了办学堂、派留学生和官员赴欧学习、参观等方式。到了20世纪，了解西方发展状态的国人逐渐增多。但从梁启超对国人街头巷尾中议论一战的“不得要领”之评论来看，仍有民众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政治关系了解甚少。作为一份欲“养成世界智识、增进国民人格和研究事理真相”的杂志，关注各国大势是其不可避免的方式。在这一思想界进步之机中，《大中华》运用图文结合等较为直观的方式进行科学技术的传播，便可理解。

（四）筛选者：通过译报呈现杂志立场

梁启超曾认为，“中国要想自强，以译书为第一要义”。在《大中华》杂志的军事报道中，有多篇均译自国外，尤其是英美的报刊，这或许与梁启超本人的见解有关。另外梁启超任该杂志主撰，是由创办者陆费逵邀请而来，因此在内容的选择和设计上，也有可能会采纳梁的意见。再加上西方列强的军备竞赛如剧场表演般日新月异，限于自身知识背景和滞后的消息获取之现状，若国人直接进行分析，无第一手资料，恐会有错漏风险，因此选择译报，在当时看来是较为稳妥的做法。如《欧洲战争中之新事物》即译自美国战报，其中协约国和同盟国所拥有武器的数据，也是从美国战报摘取，但出于军事机密的考量，这一数据的真实性恐难全信。统计杂志所登报道，可见译报情况如下：《德国克虏伯炮厂之大观》译自英国世界杂志、《欧洲列强之军用汽车》译自美国科学杂志、《英国之国立飞行机厂》译自美国科学报、《列强海军力之比较》译自英国海军年报，以及《德国军备主义之影响》译自美国科学杂志等，均来自英美报刊。许莹（2011）认为，译报虽表明为“不论不议”，但实际上却表达着编辑鲜明的态度，具体表现为内容来源丰富、话题集中、运用稿件组织表达见解和以倾向性观点体现立场等方面。在特殊的舆论环境之下，译报是一种特殊的发声方式。战争伊始，我国持中立状态时，涉及各国武器装备的报道，选择来自英美等报刊业较为发达的国家的报纸进行翻译登报，既能达到学习西方国家、了解一战的目的，又不至于被误解为有所倾向，在内容质量和国际影响上均能有所保证。

《大中华》对译报内容的选择也体现了当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发展的看法。尽管仅连续出版两年共24期，未能看到一战后期的倾向，但在战争前夕，我国持局外中立时，可看到知识分子对军事装备的重视程度。自经历列强侵华，从晚清官员到普通民众都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这使他们在稿件选择中，倾向于翻译那些体现技术在战争中之正向作用的文章，并多以故事性的方式呈现，笔锋娓娓道来，却仍有力度，能说服国内多种势力重视国家发展。此外，《大中华》杂志编辑并未完全关注先进的军事技术，对于如军事鸽、军犬等报道的选译，也强调了传统的重要性。战争当中，完全的硬军事武器并不能获胜，反而是后勤装备和策略设计的创新，能够出奇制胜。这种体现先进与传统技术创新的稿件安排能映射出杂志编辑救国济世的真切情感，选稿方向和办刊宗旨也令他们并没有完全吹捧西方的军事技术，而是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弊端。由此，反思式的原创稿件开始见诸报端，为寻求中国的未来出路而提供独特的思考。

四、战争认知与世界想象：找出适合中国的道路

选择欧洲不同国家之军事技术进行翻译或报道，是对现实世界的选择性呈现，通过对战争的不同层面，如政治关系、基础设施建设和军事技术等视角来看一战，我们可以发现《大中华》杂志为其读者描绘出了一幅较为完整的世界图景。另外，报道军事技术不只会选择先进武器和战争情况的文章，也会呈现欧洲各国进行军备竞赛的代价，这暗示了知识分子群体在看到欧洲战乱纷争后，正在试图寻找一条异于霸权主义的适合中国发展新途径。

（一）论述军备主义之正反两面

普鲁士主义强调的民族霸权令德国逐渐走向与列强进行军备竞赛的道路，《大中华》杂志编辑意识到了这点，并发文讲述普鲁士主义之弊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论的出场方式仍然为译报，借用英国某杂志所刊发论文的观点，表述普鲁士主义与自由之相悖。“爱自由与信普鲁士主义两者有根本的不同”。这一文章的选择透露出了知识分子自身对于西方霸权主义的思考。范石渠所译《近世民族主义之争斗》选自日本杂志，其中讲到民族主义的稳定性，“凡一国家及一政治团体之组织所以牢固者，皆为民族的精神所支配”。某民族精神形成后就很难改变，这也是维护该民族稳定的基石。该文详细分析了德国奋起直追的原因，认为与之前的列强相互协商有关。“19世纪后，德意志民族的出现使民族现象愈臻伟大，但受列强的处分协商却被一分为二”，其结果是“其国家生活受制于其他民族之下，其结果往往愤懑不平”。选择该篇文章进行翻译呈现，提供了理解欧洲为何大战以及背后民族主义所起作用的历史视角，也揭示出帝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后果。

关于德国选择军备竞赛，也有较为正面的看法。翁长钟译自美国科学杂志的文章介绍道：“军备主义者，保卫国家之谓也。”由于欧洲各国接壤，“偶起龃龉，战祸立至”，所以“扩充军备为立国于欧洲者势不容己之事。”而德国接壤之国均为其仇敌，一旦开展军备主义，必然会引起邻国之警惕。但“德国前后战事寥寥无多”，原因即是其“军备主义者以科学艺术及最严密之组织最完备之管理施用于保卫国家之一途”，以征兵制度和常备军为特色。美国曾认为，其常备军是“世界最大之平民大学”。较为正面的影响是，多元化的培养可以使所培养的人才不仅可以战斗，还可以在工商界、科学界和技术界发挥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德国的军备主义除“法律秩序及公平之进步”之外，并无其他。此种集中培养士兵并为民而战的做法，被当时的国内所借鉴。

（二）探讨战争代价，讨论中国道路

与此同时，杂志还选文探讨了先进军事技术的代价，如法孝译自东京朝日新闻的文章，表明自开战一年半以来，欧洲各国的战费合计高达六百亿元以上，同时造成了较大的人力、物力之损失，例如仅轮船一项，协约国就损失了481艘。《大中华》杂志转载《协和报》回顾欧战文章进行了阶段性总结，将其定性为“从古所无之大战争”“人世之浩劫”，并言“弭战之期，不知尚待何日”。在看到实际破坏后，军事技术的报道能进一步体现战争之惨烈，从而引起较为审慎的反思。

应当说明的是，在认为欧战是唤醒国人世界智识之机会的同时，许多人也认识到了提升我国国际地位的机会就在眼前，因此该杂志中亦有探讨中国未来的文章。周宏业直言，“欧洲战争乃直接各国更新地位之大机会也”，并认为最善利用这一机会者“莫如美国和日本”。周宏业具体举例，自开战以来，美国已获利八十万万元，是中国出口货物的四十倍，而日本趁机占领胶州，确定其在东亚的霸主地位。这一举动令我国陷入战争的危险之中，因此周宏业发出了“本严守中立之国，而何以国势摇摇如泛扁舟于大海也”的感叹。看着“一年以来，列国之地位既大变矣”和获“渔人之利”的世界局势，先进知识分子不免心生愤慨，鼓励中国迈向自强之路。“羡邻家之暴富，数他人之财产”并不是该文目的，而是要探讨中国之地位应当如何。他启示观战后的国人，“欧洲战争乃今日文明之弱点”，交战之国“铤而走险，救死不暇，死伤以百万计，战费日计一万万元”。同时警醒读者，这一使用飞机、潜水艇等先进军事技术的战争，在两雄之间以硬碰硬方能难分胜负，相持数年，而若“以坚遇脆以大压小”，后果自然是实力弱者一败涂地。他写道，日本和美国都明白这个道理，均投入战费扩张军备，而国防实力尚不如美日的中国，更需警惕。

若前文所描述的对军事技术的报道是以中立视角所进行的旁观者讨论，那么分析战后中国地位的文章，则完全是以参与者的视角，将中国从中立者、局外人的角度拉入世界，给读者以提醒。尤其是在日本占胶州岛后，中国更不能延续旁观之习惯，而应积极加入世界局势。这种较为清醒的分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和当时的统治阶级为战争作出积极决策，以应对未知之变数，保卫祖国安定。《大中华》在一战前期对于欧洲国家军事技术的介绍和反思、对于世界局势的译介和我国地位的讨论，为我国民众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起到了推动作用。（参考文献略）

作者：张越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博士

南方传媒研究 2023年第6期 总105期

欢迎订阅《南方传媒研究》

本刊邮发代号：46-582

本刊唯一投稿、合作邮箱：

nfcmy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