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口声声“礼制”、提倡“下跪磕头”的那些人，真的理解他们所推崇的“大礼”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内在逻辑吗，很显然不是这样。

刘鹤

责任编辑 | 陈斌

随着春节假期的结束，各类的奇特的“回乡见闻”也被返回工作岗位的年轻人相互吐槽。某社交平台，有网友诙谐又略带无奈地表示，过年在家一周，至少给人磕了上百个头，只要父母眼色一动，就要给人跪下磕头，只要稍有迟疑就会被指责“怎么不懂礼数”，有一次早上刚起床，睡眼惺忪看见家里来了一位上年纪的“长辈”，于是主动纳头便拜，结果被父母拉起来一顿臭骂，因为来人虽然年纪不小，但其实是“晚辈”。

这番离奇又滑稽的经历引发了网友的集体吐槽，多数网友表示自己无法接受跪拜这种自降人格的“礼仪”，一些对历史有所了解的网友表示，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就将有贬损人格意味的跪拜礼同蓄辫、缠足等陋习等同，一并予以废除，代之以简单的作揖、鞠躬、握手礼。时至今日，在新中国，死灰复燃的跪拜礼毫无疑问属于“封建糟粕”。也有部分网友连带着批评起儒家思想来，认为跪拜礼是儒家传统礼仪的一部分，是儒家思想中等级和尊卑意识的体现。

那么跪拜礼究竟起源于何时？这种带有贬损人格性质的“礼仪”真的是儒家思想中“礼制”的一部分吗？

下跪叩首礼实际上是奴隶制残余

现代人将下跪叩首视为对父母、长辈的“大礼”，其实是清朝“三跪九叩首”礼的影响。明代祭天及君臣大礼是“五拜三叩首”礼，根据《明会典》记载，这个礼仪是“稽首顿首五拜，乃臣下见君上之礼。先拜手稽首四拜，后一拜叩头成礼”，仅叩头一次。而清王朝保留了大量奴隶制残余，在入关前即使用更能彰显君臣之间主奴关系的“三跪九叩”之礼，入关后即将三跪九叩礼推行全国，《清会典》规定：“大朝，王公百官行三跪九叩礼，其他朝仪亦如之”，下跪叩首成为了“大礼”，继而下沉影响到民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跪下磕头”主要来自清代，出现的时间并不长，下沉至民间的时间就更短，要说它是“传统”倒也大致没错，但这肯定不是什么“儒家传统礼仪”的一部分。

在先秦时代，君臣都是血缘贵族，互相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亲戚，君主不是高高在上，臣子也不是匍匐其下，周天子对大夫以上的贵族都要答拜，“古者天子见群臣有礼，先特揖三公，次揖九卿，又次揖左右，然后泛揖百官”，天子对同姓和异姓的长辈大臣都不直呼其名，而是尊称其字。秦汉之后，随着君主权势的日益集中，君臣关系的天平逐渐倾斜，君尊臣卑的趋势日益明显，但因为儒家士大夫仍代表着道统，因此历代君主仍给予大臣相当的尊重，唐及五代时宰相见皇帝议事“必命坐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宋朝君臣之间仍有僚友之谊，虽然平时站着议事，但“夜对”时仍“命坐赐酒”，像朋友一样攀谈。

而先秦及秦汉时期广泛存在的跪拜礼，和明清时期的下跪磕头有相当大的区别，首先因为跪坐，因此不存在“下跪”这个动作，而通常是直起身子，双手对拱或对握，俯身下拜。而类似“三跪九叩”那样头部接触地面，额头触地并保持一段时间的礼仪称之为“稽颡”，主要用于丧葬的场合吊丧，并不多见于对活人使用，比如《仪礼·士丧礼》:“吊者致命，主人哭拜，稽颡成踊。”《礼记·檀弓下》:“稽颡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

而“下跪”真正成为前文网友说的“等级和尊卑意识的体现”实际上是金元时期的事，女真等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也把奴隶制中的主奴关系带入了政治生活之中，继而产生了两个影响深远的政治传统，其一是大臣下跪奏事，其二是君主鞭笞大臣，金、元君主将臣子视为家奴等同鹰犬的、随意殴打的做法后来被明朝所继承，就是大名鼎鼎的“廷杖”。

“小人儒”既不懂文明，也不解传统

因此，有充分的历史学和考古学证据可以证明，对活人“下跪磕头”被视为大礼的“传统”时间并不长，也和儒家思想和礼制毫无关系。

恰恰相反，孔子的政治理想，是打破血缘藩篱，以民为百姓，教化底层按照小贵族“士”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生活，要做“士”不要为奴，要站着不要跪着，和中层联合，限制上层权力来构建理想政治秩序（大同），“大同”就是一种基于尊严和契约的古典公民社会。可以说，这种理想和主张和“三跪九叩”这种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大礼”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那么为什么很多自称是儒家信徒的人还要“坚守”这种野蛮的、与儒家思想格格不入的“传统”呢？这里就涉及儒家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小人儒”和“君子儒”之辨，出自《论语·雍也》，原文是：

“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这句话很好理解，孔子对他的弟子说：“你践行士道，就是君子儒，没有践行士道，就是小人儒。”

小人儒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披着儒生外皮的术士，术士是没有道的，为谁服务都可以，只要你给我好处。所谓“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就是典型的术士心态。儒家学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术”，谁给的好处多就服务谁，谁赢就帮谁，谁掌权就依附谁。

所以小人儒能给主人提供的“服务”也大多是僵硬呆板的道德碎片，祭祀的时候主持个仪式、排个座次、指导一下怎么跪拜更合乎“礼”，奉酒时什么姿势更讲“规矩”。他们有小礼而无大义，完全不关心公共事务，不过混口饭吃。

小人儒很重视“礼”，在某种程度上“礼”是他的专业，也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领。但他掌握的所谓“礼”，其实是文明的碎片，他把儒家典籍完全教条化之后再分割得支离破碎，再根据他的客户（通常是当权者）的需求量身定做礼仪排场，比如秦末汉初的叔孙通，他所谓参照“古礼”，为刘邦制造出的上朝礼仪吓得群臣“震恐”，但刘邦却很满意，感叹说叔孙通这套礼仪终于让他知道了作为皇帝的威仪，后世的朱熹就直言不讳地说叔孙通这套所谓的“儒家礼仪”其本质不过是“秦人尊君卑臣之法”。

尽管小人儒以搬弄这些文明碎片为专业，但实际上他并不理解这些碎片的真正意义。他本身是没有什么力量和才能的，他掌握权力的唯一途径，就是把这些细枝末节的文明碎片神圣化，然后掌握其解释权，以此向上以“不守礼”的名头绑架蒙骗统治者，向下以“不知礼”的借口欺压黎民百姓。

所以，口口声声“礼制”、提倡“下跪磕头”的那些人，真的理解他们所推崇的“大礼”发展的历史渊源和内在逻辑吗，很显然不是这样。而对于我们社会来说，“小人儒”离权力越近，则整个社会离孔子的理想就越远。

• （本文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