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增加单位附加值的要素都是新质生产力。这包括物质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包括营商环境层面的。能促进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都属于新质生产力。县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产生了新质生产力，今后也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

南方周末研究员 戴春晨 石登江

发自 深圳

责任编辑 | 钱炜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南方周末研究员 石登江/图）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介绍今年政府工作任务时提出，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促进社会生产力实现新的跃升。

改革开放初期，以“广东四小虎”、苏南模式、晋江模式等为标志，一批乡镇企业的转制转型，创造了县域经济的典范，也奠定了沿海地区经济腾飞的基础。彼时东部地区的县域，是先进生产力最聚焦的地理空间。三四十年后，一批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崛起，一些县转变为大城市，曾经叱咤风云的县域，如今还重要吗？当下热议的“新质生产力”，县城、县域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龙年春节刚过，广东省连续第二年召开高质量发展大会，“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下称“百千万工程”）成为与会者热议的主题之一。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在会上就“百千万工程”作了主旨演讲。

会后，郑永年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他指出，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讲技术，一方面讲制度、技术机制和营商环境。能增加单位附加值的要素都是新质生产力。县域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产生地，今后也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空间载体。需要统筹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实现城乡一体化，令新质生产力发展有更好的条件。

改革开放初期县域就产生新质生产力

南方周末：县域和村镇在改革开放史上有着很重要的位置。改革开放早期，新的生产力、新的生产关系都是从县域开始。当时的县域为什么这么活跃？

郑永年：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来看，发展都必须要强调底层逻辑。在中国，政府往往要主导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政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是改革的动力是自下而上的。一些市场要素掌握在县、在乡镇，这就比较容易理解市场活跃的动机问题和分配问题。

这是典型的经济学（逻辑），不是西方（独有）的经济学（逻辑）。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基因的逻辑就是这样，是可持续的。

我们喝一杯茶、买一杯咖啡，这些微观的东西政府管不了。以往很多市场主体是自己想要去改变的，是自发的。让新事物自我生长的秩序先形成，欣赏它，允许它有足够的形成空间，然后行政力量再去判断。

南方周末：当时正好有国际制造业转移的大背景。

郑永年：自下而上的改革是市场要素的有效配置。自下而上的改革，刚好符合国际层面的全球化。全球化让资本、技术人员、企业加入世界范围的流动。国内的现代化和国际层面的全球化两部分力量在当时是相向而行的，才形成改革开放初期市场活跃的局面。

南方周末：那时发生在县域的变化，算不算是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那就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一方面讲技术，一方面讲制度、技术机制和营商环境。现在老是说中国失去人口红利。但光有人口红利能发展吗？只有工业化和城镇化发生以后，人口红利才能产生作用。

目前对新质生产力有机械理解

南方周末：新质生产力应该怎么理解？

郑永年：现在很多人都是机械地理解。区位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对新质生产力的理解要有所不同。农村能生产芯片吗？理解新质生产力，要因事因地。

总的来说，我认为能增加单位附加值的要素都是新质生产力。这包括物质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制度层面的，也包括营商环境层面的。能促进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都属于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不仅仅是技术。技术确实很重要，我自己也说了，基于技术进步的产业升级是国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技术进步是系统工程。不要总认为芯片就是技术。农业技术、改善水质的手段也是技术。日本产的苹果和山东产的苹果口感都差不多，价格差几倍；一件衣服在中国生产，意大利厂家贴上他们的标签，价格翻了几十倍。

产业升级主要有两种方式。今天生产鞋帽，明天生产电脑是产业升级；一直生产鞋帽，让鞋帽有更多附加值也是产业升级。现在有旧的“三驾马车”不灵了之类的说法。确实存在挑战，但这“三驾马车”是否能够提高技术含量，摆脱“失灵”呢？

比如，在中国，房地产行业可能二十年都没有进步。我们高质量的房地产没开始。新质生产力肯定包含很多东西，我们需要多思考。

假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也是一种新质生产力，那么如果因技术发达而市场分割，即使有了新质生产力也会被消耗殆尽。广州、深圳都搞创投基金，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目标，这需要统筹起来。我在想，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各自都出一点钱，成立统一的委员会，根据各自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科技，那就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好环境。

欧盟基金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代表。这是几十个国家合作的产物，对我们应当有启发。如果每座城市都设计一个东西，反而恶化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环境。没有一种好的机制，明明是新质生产力，也会变成劣质生产力，所以制度改革体制改革很重要。如果没有好的协同机制，行政边界就会限制市场要素的流动和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

县城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不是落后的象征

南方周末：其实我们也看到，粤东西北都有很多人口净流出的县。对于许多县来说，过去多数人口都是往大城市去跑的，却没有就近到县城打工。

郑永年：人是用脚投票的。我上次到江西的寻乌县，那里有很多人去梅州务工。因为梅州发展好，能找得到工作。珠三角地区跟粤东西北县城的差距很好解释。优质的资源集聚在大城市，尤其是广州和深圳。人是跟着产业走的。如果人口都往珠三角地区跑，可能以后广东省就只剩下广州、深圳两座城市。这是不健康的。

县城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新质生产力的载体，并不是落后的象征。绝对不能让县城消失，也不能让构成县域的乡村消失，要让县城留住人口。县城要留住人口，就必须将社会保障统筹起来，医疗、教育、住房、市政服务等都需要统筹。人们追求的就是生活质量，就是公共服务。

但是也不要走极端，有的乡下才几十户人家，难以提供公共服务，以县城为中心相对集中是可行的。诺丁汉也是英国几大城市之一，但中心城区却不大。这座城市的市中心和几十处乡村通过公路连接，这种分散形态也实现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乡村生活的衔接。

南方周末：如果要集中，县城的挑战在哪里？怎么样才能让县城也变成新质生产力的载体？

郑永年：最大的挑战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市场会把所有的优质资源集中在一起。但单纯的集中不一定是好的。行政力量需要调节市场作用不善的一面，而不是助长市场化恶的一面。

公共服务的关键是预算。现在珠三角9座城市的公共服务是有差别的，因为是每座城市各自统筹。如果提升到省里统筹，至少能实现省内的平等。这就能防止你刚才所说的大家都跑到珠三角地区。

到深圳教书工资翻了几十倍，那我肯定拼命往这边跑。清华北大的博士生跑到深圳当中学老师，这是新质生产力的大浪费。需要有更好的机制让高水平的人才发挥更大的作用。

留住地方化的传统文化才能保存县域的活力

南方周末：回到县域，我们发现，这些年像星巴克这样的世界品牌将门店开进了县城，今年像英歌舞这种县城的民俗表演也走到了伦敦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您怎么看这两种现象？英歌舞是不是新质生产力？

郑永年：大家都说，地方的就是全球的，星巴克原来是非常local（本地化）的。韩国、新加坡都经过加工贸易阶段，却留住了很多地方化的东西，传统文化照样用得好。我们有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历史，有美食，有传统的民俗文化，这些很多留存在县城。如果坚持将农产品附加值做大，保留住传统文化，那就是被挖掘的新质生产力。越是地方化的东西，越能够全球化。星巴克走向全球的角落是有地方化的，是全球化品牌和当地的传统文化融合的过程，是两种文化互动的产物。

文化生活是一个社区、一个区域自然形成的。如果所有的文化都是外力强加的，没有自发的，原始的文化就发展不起来。以前几百人的村子，也会搞文艺活动，拉二胡质量差一点儿都没问题，也是文化形成的过程。现在我最担心的农村真正的衰落就是文化的衰落。

要有意识，意识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政府起更好的作用。

南方周末：最后的问题回到乡村。乡村重要吗？乡村在城镇化进程中应当是什么样的角色？如何看待广东的“百千万工程”？

郑永年：关于乡村，过去有三种不同的思路。

第一种思路是认为乡村不重要，乡村会消失，需要发展大城市。美国只有3%不到的农业人口，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也会如此，城市化可以解决农村的问题。但国际城镇化经验表明，居住乡村的人口并不少，有“穷人的城市，富人的乡下”的说法。单纯发展超大城市的思维是危险的，是一种GDP至上主义的体现。乡村是很少交易的，自己洗衣做饭不生产GDP；一到城市，到洗衣房洗衣服，去饭馆吃饭，都生产GDP。有的城市一到下大雨，街道就变成了河流。这是资源过度集中导致的治理问题。法国的地下水道五百年了却还在使用，是因为政府利用规划让人口没有那么集中。

第二种思路是发展县级城市。一定要建设一大批中小城市，让人口相对分散，分散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路径。从人口结构来说，中小城市的建设非常重要，有助于改善生育环境。

第三种思路就是城乡一体化。我觉得这里还是要思考，首先是不是完全让市场主导城镇化，促进城乡间的双向流动。以前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无论谁在哪里发了财，或者在哪里当了大官，最终还是要落叶归根，归根到自己以前出生的地方。这是中国传统的优势，流传了几千年。今天人们所见到的大多数乡村建筑都是双向流动的产物。

今天，各个地方的优质资源都在城市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农民进城来享受这些优质资源呢？而且农民进城也是缩小城乡差异、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广东的“百千万工程”不是乡村的孤立振兴，而必须将实现城乡一体化、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起考虑。这不仅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是乡村作为制度体系的现代化问题和农民的现代化问题。成功的现代化都是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人的层面同步、协调发展的现代化，而不成功的现代化都是单方面、单向面的现代化。如果说农业的现代化可以对应物质的现代化，那么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就是农村治理制度的现代化的问题，包括城乡双向流动制度，而人的层面的现代化就是文化、社会生活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