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后真相时代媒体权力失衡，技术因素促使群体极化现象日趋复杂。本文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探究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舆论和群体极化之间的关系，群体极化的新特征、原因，网络空间治理的对策与思考。标签化新闻迎合群众情绪；算法过滤形成信息茧房，增强群体认同；权威传播异化为个人解读，破坏集体记忆。群体与舆论场域相互影响，共同推动极端化。网络空间治理需要平衡新闻舆论引导的积极意义和负面影响，不能因噎废食，需区分引导与歪曲、利用与滥用，以推进网络群体的理性与理智，通过积极调控为“清朗”系列行动等整治指引方向。

【关键词】后真相时代  群体极化  舆论引导

面对高度发达的社交媒体，科技的便利使得普通民众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利，“人人都是判官”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新闻的传播场域逐步转向社交平台，新闻生产不再仅仅是属于专业新闻工作者的领域，人人都有可能制造下一个热点新闻，权力的下放使得新闻传播环境复杂化和失序化。大量非专业人士参与新闻制作导致信息质量参差不齐、真假难辨，而专业媒体把关疏忽、新闻“乌龙”频发，受众也更易受到各类谣言等负面信息的影响，共同推动了“后真相时代”的来临。

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上的群体极化现象愈发严峻，出现了新的特征与转变，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的反转与情绪化和网络群体的盲目对峙与冲突相互影响与互构，使得网络环境愈发复杂。聚焦于此，本文从群体极化理论出发，探讨后真相时代的舆论和群体极化之间的关系，分析群体极化的新特点与变化，思考群体和舆论未来的方向和治理策略，引导群体理性讨论，避免极化。

一、群体极化的原因及影响

早在1961年，传媒学者詹姆斯·斯托纳首先提出了群体极化这一论点，之后美国当代法哲学家凯斯·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一书将群体极化定义为“团体成员一开始即有某些偏向，在商议后人们朝偏向的方向继续移动，最后形成极端的观点。”国内外对群体极化的研究聚焦在群体极化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上，采用定性、定量和混合研究方法。伴随着科技的便利化和数字化发展，虚拟生活中的网民逐渐构筑起“自我孤岛”和“网络集聚岛”，群体极化逐步呈现出更多样态：情绪宣泄式的舆论声讨、道德审判式的网络暴力、党同伐异式的圈层对抗、线下线上串联的社会运动等诸多样态。而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虚拟环境对受众的情绪和社交心理的影响共同造成了群体极化现象的加剧。

（一）群体极化的成因

首先，技术加速群体集聚成为网络群体集聚的基础。互联网弱化人际交往的物理空间领域，让交友集聚打破时空限制。根据第5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统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市场上活跃的APP数量有260万款，其中社交类即时通信工具用户规模高达10.47亿人，庞大的用户群体伴随着海量的信息内容，不断促使数字技术加快信息传播与过滤，让网民快速筛查遇见对同一事物感兴趣的人，并通过同时关注、即时讨论，进而形成群体。根据这一特点，社交媒体也相应设置了各自的交互版块，利用算法推送让互联网中的个体迅速识别彼此并加入某一群体，例如微博的超话设置、豆瓣的小组讨论、微信的社群等，群体集聚的难度大大降低，技术成为网络群体构成的加速器。

其次，群体性孤独与情感的盲目宣泄使得网民加入群体，集聚一堂发出一种声音呈现极化现象。数字时代下，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雪莉提出的“群体性孤独症候”愈发明显，根据《报告》显示，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民的每周上网时长是29.1个小时，相较于2022年2月上涨2.4小时。线下社交时间的减少与网络虚拟生活时长的增加使得网民的精神和情感生活愈发空虚和难以真正满足，人们既渴望独处又期待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接触。心理学家谢里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仅仅是接触并不足以促进群际关系，一般性接触还经常会加剧对外群体的偏见。由此，渴望沟通的人们在网络语境下更加沉迷于在网络“界面社会”进行讨论与交流。而身处“情感共同体”中的网民，对个人情感的表达与群体价值的认同要优先于对事实真相的追求。网民对碎片化的世界理解浅表化、感性化、盲目化，公共热点事件刺激网民情感，包括愤怒感、正义感、安全感等，共情使得“个人”成为“群体”，网络碎片重新拼接起情感共鸣、共振，情感宣泄取代事实真相成为事件重点。

（二）群体极化的影响

当个体进入群体之后经历自我意识模糊、独立思考能力下降进而被强观点裹挟，最终变成“失去理智的暴力的群体”。突发公共事件发生时，意见领袖转发并表明立场，网民群体围观并选择立场，相同的意见抱团集结，经过情绪刺激、共鸣传染形成“一边倒”的群体，表达强势意见。因此群体也被赋予更多的符号意义，蕴含了无限的能量价值。随着外界刺激因素的变化，兴奋方式和兴奋程度不断发生变化，不可控性大大增强，群体极化在互联网时代下愈发对立与分化。既可以成为宣传国家、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也可以成为摧毁一个平台、个人的最后一片雪花。

相较于个人决策与表达，群体更容易偏向于冒险或保守中的某一极端。群体极化也可以发挥正面导向的积极作用。2023年“丫丫回国”的新闻吸引了无数网民关注和讨论，在主流媒体的连续追踪报道下，网络互动中的民众自觉把个人注意和动物保护、国家形象、国际安全等联系在一起，自觉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增强民族团结、社会凝聚力。但另一方面，“网络暴力”“键盘侠”等也是群体极化在网络中的直接表现。“狂热追捧”和“千夫所指”的反向共生使得本该包容的网络世界成为对立矛盾群体滋生的温床。

二、后真相时代下的新闻舆论与群体极化之间的联系

“后真相”从字面拆解开来分为“后”与“真相”。对于“真相”的探究不论是新闻领域、历史领域，或者政治、哲学、社会领域都由来已久。但不论是从哲学角度还是从人类思考本性的角度，真相都十分复杂。真相和现实之间羁绊颇深，依赖于现实但其不等同于现实。“所有的真相在现实中都有自己的‘真相制造者’”，每一个真相都要以（且必须以）某一个具体的事实为基础，这个事实也必须是现实的一个方面。英国哲学家朱利安·巴吉尼曾深入探讨真相的多元认识，提出了“真相更像是一个有机的、完整的真实花园，其中有些特征将持续永恒，有些品质则会随着时间交替成长、改变与消亡”的隐喻。简言之，可以把真相定义为现实的某个面向的客观与共识呈现。而“后”字则更具有后现代意味，“后”置于“真相”之前实则将真相本体后置使得“后真相”更具有想象色彩，一部分学者认为“后真相”就是没有真相的“真相”，一部分认为“后真相”是渐行渐远的衰弱的“真相”；一部分学者从社会舆论角度出发认为其是介于“真相”和“谣言”之间由信仰与情感所建构起的真相。本文聚焦舆论失真引发的后真相时代，当后真相置于网络大数据时代，面对鱼龙混杂的信息和舆论不断传播与衍化，对后真相时代的舆论认识、发展成因与变化便需要进一步的细化与研究。

一方面，在当下社交媒体泛滥的舆论环境中，网民主要通过兴趣社群获得信息，媒介素养的水平高低差异使其对新闻真伪的辨别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在商业利益和“眼球经济”的驱动下，为了获得群体的注意力，平台对内容不加甄别的无差别传播，都导致传统媒体时代的严肃新闻被消解，严肃深入报道被轻浮娱乐内容掩盖，后真相时代下，新闻舆论场情况更加复杂，新闻传播舆论的变化和群体行为的极化之间呈双向互构性。

（一）群体与新闻生产者相互妥协，媚俗标签背后是“情绪宣泄”的娱乐

新媒体时代改变了新闻传播的生态，改变了话语表达方式。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指出：“新媒介会改变话语的结构，电子媒介决定性地、不可逆转地改变了符号环境的性质。”在传统媒体、智能媒体融合协作的今天，新闻的报道结构、语言方式等传播模式面临冲击。

一些传播者从商业吸睛意图的角度出发，去选择有助于推进传播的“真相”，原本的真相被主观判断和利益裹挟，而受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渐渐习惯被“强冲击力”的新闻“包裹”，更依赖算法过滤，思考能力退化，一味追求极端和碎片化内容。这些用户又“反哺”媒体制造出更多低质量刺激性信息，形成恶性循环。极端内容下浓烈的情绪色彩易催生出极端群体，而群体极化的规模也会倒逼舆论生产走向极端。“女司机”“未成年”“被拒动手”等，这些系列限定词语使得网民群体陷入无限的狂欢遐想，修饰性词语背后，是对复杂背景的删除与简化。部分新闻生产者也热衷于迎合受众口味，提供符合预期的“真相”。如此碎片化传播使得真相被不断肢解使人难以窥其全貌，只会增强群体凝聚力，促使极化的产生。

（二）算法为群体助力，信息分发的背后逻辑是“流量至上”

算法为网民形塑“舒适区”，圈定媒介现实。算法的不断升级带来信息传播的巨大变革，信息的智能分发使得信息从过去的“被动到受众”到如今“主动找受众”，内在逻辑也从“新闻至上”变为“受众至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进步，个性化推荐机制的普遍使用，这种以迎合和强化用户兴趣的技术、工具的不断衍化与传播效率大幅提升的背后是商业数据利益的最大化开发与利用。

算法通过过滤信息，创造出“信息茧房”，让用户处于舒适区，形成内容消费的闭环，帮助平台获取更多用户黏性，产生更多流量。个性化推荐算法不断升级，先分析用户属性再推荐合适的内容，让信息主动找到目标用户，大大提高了传播效率，然后通过平台设置可以加入不同社群或者群体，最终商家向相应的群体精准投放广告达到收割目的，也反映了商业利益高于新闻价值的现实。所以“流量至上”推动算法无限提升自己，以获取更多用户眼球黏性，将缺乏主观判断力的网民受众注意力集聚，这看似技术的进步、自由与包容的提升，背后是媒介内容对群体的不断细分。平台则在其中通过算法加剧群体极化的速度获得黏性，当用户被圈在过滤信息的茧房里，遇见相似的声音和表达，社区的现代性症候加之信息空间的“巴尔干化”，共同构成了社区实体与虚拟空间的双重结构分化，容易将线上不良情绪快速转化至线下形成具体行动，酿成群体事件，从而危害社区治理的有序性。长此以往，平台助力推动舆情极化，舆情刺激群体情感极化，将加速群体走向极化。

（三）权威与真相互相消解，信息反转背后是群体重构传播生态

在融合媒体时代，新闻传播呈现多向和快速蔓延的特点。大众媒体的信息迅速穿越公共领域进入社交媒体场域，通过用户的转发、评论等互动方式产生指数式爆炸性增长。信息从专业新闻工作者控制的生产场域，进入广大用户参与的传播场域——社交话语场。从大众传播到自发的人际传播，从权威到个人，信息传播成本降低、传播速度加快、传播范围朝着私域社群蔓延，人类已经处在信息过载的拟态环境中。

过去，互联网平台把咨询内容链接在一起重构传播媒介生态；现在，用户群体利用媒介的机制与能力，调动资源信息进行调度与重组，每个人都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轻易实现自己的内容生产与创意社会实践，微资源的社会聚合在多轮快速转发后，信息内容已经脱离原初的语境和意图，进入多个人解读的误读场。在这种用户自主编码解码的反复过程中，信息本身意义也发生主观反转，传播生态也必将呈现新的特征。断裂语境的信息在高速传播中导致受众对事件的碎片化认知，信息过载而缺乏把关，受众与传播信息之间的互动必将消灭“确定性的新闻内容”，推动传播研究的重构，群体沦为数字时代下的数据民工。

三、后真相时代下群体极化的特征与变化

网络舆论反转的群体极化情境下，影响网民群体行为意愿的因素中群际情绪占据主导地位，而网络世界的ID匿名性和焦点关注的地方性都使得群体极化的特征与形成也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隐身与匿名性

现实世界的群体形成与激烈情绪的表达需要在场和身体参与，而当对峙时，心理会呈现出紧张和恐惧等情绪，身体也会伴随颤抖或者紧绷等表征，因此相比之下，线下的群体集聚与极化难度较大。而互联网世界的匿名性与身体不在场则会降低成员的生理和心理难度，加速了群体形成。互联网中网民通过ID来标识自己“用户”的存在和身份，数字化人际网络的连接隐匿了真实的身份信息，网民可以在平台进行比线下生活更为饱满的情绪表达，而互联网的自由度与包容度使得更多个体的情绪表达丧失道德抑制，更为放松与夸张。当突发公共事件到来时，散落的隐身个体迅速抱在一起生成新的匿名群体，有可能是“某某粉丝”也有可能是“某某大队”“某某拥护者”，面具的伪装下群体走向极化发出更为激烈的声音与表达。

（二）突发事件和地方性

在突发事件的触发点上，网络话题表现出一个能量从孕育到突然释放的过程，引起了网络话题的突然膨胀，打破了网络话题的和谐性、稳定性、平衡性，表现出“跳跃”性或“突变”性特征，互联网时代下群体的速度和反应能力与社会舆论宣传的刺激程度呈正相关。现实世界公共事件的突发性和不确定性在互联网的传播也影响了网民群体的反应。突发事件的发生与公民距离的远近程度也会影响网民的关注度。当事件的中心距离与网民越近时，受众对事件的关注度就会大大增加，尤其以事件发生地的网民发声和表达更多，反之，距离较远的网民对事件的关注度就会大大降低。“同城推荐”“本地关注”等平台设置更加助推形成网络群体中的在地群体。

（三）道德审判与情绪性

除了距离因素外，道德审判及带来的情绪极化表达也是群体极化的重要原因和特征。道德审判是个人通过对公序良俗的认知来进行判断的行为，带有一定色彩的批判性。从宏观来说，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的公民道德体系大致相同，但从个体来讲，却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以至于在网络空间中进行道德审判时，不同网民与群体之间由于道德标准不同产生对立性和对抗行为，且因网络空间表达的极简化和非理性使得群体更容易极化。先前研究证明“道德情绪”（涉及愤怒或厌恶等）的表达特别有可能像病毒一样传播，而且表达道德情绪的语言是通过阐明外群体和群体的角色进行扩展，更容易刺激群体的情绪，激发更多的用户参与。后真相时代下舆论真相扑朔迷离，网民心中的朴素正义易被点燃与裹挟，拿起放大镜以更为严格的道德标准对事件或当事人进行批判。而群体的道德认同与点赞等支持行为加剧了群体情绪表达与极化。

四、后真相时代下关于群体极化的应对与思考

群体极化的异质群体在一起往往会产生极端的情感，失去理智，也形成网络舆情下的谣言和网络暴力，对构建和谐良好的网络环境带来较大的风险和压力。而新闻作为大众精神文化产品，致力于消除大众的不确定性，塑造集体认知，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指导群体大众行为的社会责任，对国家社会文化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舆论角度去寻求解决群体极化之道虽然不是万全之策，但却是一条相对容易和可行之道。

（一）积极设立议题，塑造集体记忆，降低群体之间的沟通难度

新闻传播作为文化产品，记录了国家民生的变迁发展，传递大小民情和社会情感，反映时代特征与变化，对公众意识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作为大众的“良心发言人”，新闻要坚持正确引导，传播社会正能量，传承国家优秀文化，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平稳发展。媒体机构通过报道一些典型案例去弘扬社会中的真善美，打击生活中的假恶丑，在公正客观的基础上报道事件真相，引发观众自主思考，肩负起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哈布瓦赫最早明确提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是我们去塑造社会认同的重要力量，是当下我们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麦库姆斯和肖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在今天的传播场景下显得更加重要。面对信息泛滥，议程设置直接影响公众关注议题的讨论。要善用多平台媒体形成同频共振，利用智能媒体的大数据导向和技术便利来协同媒体矩阵，进行积极的议题设定，聚合群体注意力，唤醒集体认同，引导理性行动。

通过主动培育集体记忆、确立共同目标、凝聚价值共识，降低群体之间沟通的难度与偏见，是消除不同群体之间壁垒的最佳途径。应主动组织跨群体交流活动，减少偏见，促进理解。注重历史教育和文化传承，凝聚国家认同感，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团结互爱精神。这不仅需要深刻理解受众群体态度与之形成良性互动，还需要政府、社会等多元主体参与。此外，塑造集体记忆也需要避免情绪极化倾向，增强价值理性思考，这是当前新闻传播的重大责任与挑战。

（二）合力监管把关，抑制谣言传播，打造清朗文明的精神家园

不能一味将媒体行业推向市场，走向过度娱乐化之路，而应该让相关部门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做到传播、监管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依法办事，以保证媒体发言有底线、讲良心、守规矩。务必加强媒体行业的监管机制，在初次传播时，做到每一个走向大众的新闻都经过严格审核，确保信息的真实、可信，最大化减少虚假新闻的流出与传播；引导大众在二次转发评论时谨慎用词，要了解清楚事实真相，以客观态度对待新闻，在关键时刻及时对虚假新闻加以批评与抨击，提高媒体的公信力，打造和谐清朗的网络环境，降低群体极化情绪宣泄又反转的频率。

因此，有必要制定禁止传播谣言的法律法规，赋予管理部门处罚权；平台企业也应加大虚假信息检测力度，使用人工智能等技术过滤谣言；政府部门严查转发谣言账号，对故意传播者进行处罚；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鼓励网民监督举报虚假信息。新闻传播本质上是对客观事实的陈述以及社会现象的反映，优化舆论在新闻传播中的引导作用，提高舆论监督在信息传播媒介下的重要性。建立起科学高效的监管机制，规范传播过程中的具体细节，更好地打造文明自由的精神家园。

（三）教育引领网民提升媒介素养，理性甄别信息与群体

网络传播语境呈现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特征。以往的线性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受众获得传播权利的同时也应提升自身媒介素养，建立理性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摆脱算法的束缚和群体的压力，培养社交媒体时代“超级把关人”能力，兼顾个体的自由表达和社会的维护意识。

我国网民规模基础大，40岁以下占比52.5%，20岁以下占比为17.7%，青少年占有很大比重。一方面，学校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开设相关课程并组织讲座，提升学生网民群体识别虚假信息的能力，培养媒介独立思考能力；另一方面，加强意见领袖的引导，防止利用公众影响力扰乱社会，可以设置一些示范性的正面账号，发布辟谣类信息，使用积极心理学等科学理论，引导网民进行理性、理智的网络讨论。积极引导青年群体发挥好领头羊功能；积极引导老年和少年群体，做到不盲从和随波逐流。未来，虚拟网络与元宇宙时代是发展方向，在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一系列的弊端与问题，网民应提前掌握规则，了解运行逻辑，提升甄别能力才能更好地应对未来线上世界。

综上所述，当今新闻舆论场域变革迅速，群体极化现象也愈发复杂。新闻工作者的专业判断与道德规范，要坚定价值导向，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而非市场，引导网络舆论向着理性而健康的方向发展；行业需要在规范新兴新闻传播方式方面提升自治与自律；公众也需要提高信息辨别能力和媒介素养，学校和政府共同发挥好教育引领作用，引导大众理性看待新闻报道，群体和内容平台共同营造追求真相与理性的舆论场域，拒绝走向后真相时代和群体极化。

诚然，群体极化作为极其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样态，本身内部存在着无限的潜力与可能，难以细化与完全肢解加以利用。我们需要在新闻管理、公众教育、舆论引导等方面持续努力，维护网络环境的和谐，实现舆论场域、科技因素与群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必须积极作为，不能因噎废食，逐步探索符合国情的网络空间治理之道。我们期待不同利益相关方通过理性对话，使网络舆论场逐渐理智起来，从而健康发展。（参考文献略）

作者：

袁媛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副教授

苏红云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南方传媒研究  2023年第6期  总105期

欢迎订阅《南方传媒研究》

本刊邮发代号：46-582

本刊唯一投稿、合作邮箱：

nfcmyj@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