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梅州侨乡村客家房屋。（视觉中国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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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辈而言，在老家建房意味着出人头地。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弟弟、妹妹而言，老家不过是度假的地方。大多数时候，屋内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住。

离开老家那天，我一直往车窗外看，想找那些有生机的房子——屋顶晾晒着衣服、被单，门口有几盆长势茂盛的植物，大门虚掩着，似乎主人很快就会回来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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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责任编辑｜谭畅

早在春节前两个月，父亲便多次在家族群里强调“必须回家过年”。

理由很简单，他和伯父合力在广东梅州老家盖起两层新房。这是这个大家庭近年来最重要的大事。为此，家庭成员都得回去，在新房里过个团圆年。

房子，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农村家庭的财富象征。对于在外生活数十年的父亲而言，老家建房不是必须的，却是心中梦想。如今梦圆，又恰逢春节，值得好好操办庆祝一番。

不同分量的乡愁

距离除夕还有6天，爸妈便带着弟弟妹妹赶回老家，准备过节事宜。没能赶上行程的我，被单独安排和姑姑一块回去。

老家新建的两层小楼，我早已在家庭群里看过照片。它在爷爷所建的一层楼房之上又扩建了不少，形成小四合院的结构。楼顶加盖一层铁皮棚，彻底解决以往墙体暴晒开裂的问题。

为防止房屋水渠被枯枝落叶堵塞，造成墙体渗漏，院子里的龙眼树、杨桃树、葡萄藤都被一一砍去，覆上平整的水泥地面。儿时常用的摇水井被拆除，以加盖一个房间。一番操作下来，原本不怎么起眼的平房气势开阔起来，可记忆中的温馨小院也没了踪影。

房子是赶工完成的，还有许多不如意之处。院子里堆满了建筑垃圾，需要一斗一斗地运出去；水龙头打开，流出的是泛黄的泥水；新置的家具散发着甲醛味，有些刺鼻。

父亲对我们提出的困难不予置评，“老家建房哪有那么容易”，他又一次强调。

过去一年，爸妈每个月都需自驾回家，监督建房进度，和不同的包工头结算工钱，筹划下一步的工程。两天后，他们再开车赶回东莞，如此往复。

数十万的资金投入是必不可少的，更难的是，还得精准拿捏村里的人情世故。大到和邻里调换土地，确认宅基地边界；小到请泥瓦匠吃饭、递烟，都有讲究，可谓劳心劳力。

某天我拉开房间的窗帘，突然发现窗外有个“眼睛”在转动。那是邻居装的摄像头，能180度旋转。我看到它时，镜头正直勾勾地对着我们家。后来听长辈聊天，才得知这家邻居自我们建房起，便意见不断。长辈们解读，那是邻居眼红，总挑起事端。

梅州老家的新房。（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 摄）

尽管建房有千种困难，却有万般好处。在老家的几天里，父亲贴对联、洗禾坪（晾晒稻谷的空地）、置办家具，只在屋里上上下下，就得走上万步。他和伯父饶有兴致地搬出八十年代的老旧风扇，擦洗干净；早已不用的铝制火锅，也被拾掇出来，摆在显眼的地方。

这种喜悦在除夕当天达到顶峰。那天早晨6点多，父亲便叫醒全家人，要赶在第一拨到祠堂祭祖。正准备洗漱时，奶奶提醒走廊上落下的一只花色蝴蝶是爷爷的化身，大家注意不要踩到。“建了新房，他很欢喜”，奶奶说。

除夕祭祖流程简化不少，只需准备一副“三牲”，煮熟的公鸡、猪肉和鱼。我们在上香时，特意向祖先传达了建房喜讯。因为建了新房，长辈们又增补了一场家神的祭祀，“送”去不少纸钱。

只是，房子承载的乡愁分量有所不同。对父辈而言，他们在老家度过贫困的童年，熬过艰难的青年，如今在老家建房意味着出人头地，达成过去祖辈的期待。

每当有亲戚探访，这座房子过去的模样都被重新忆起。“这里原来是水井位置”“以前有杨桃树，长到墙外去”，他们的谈话溯及此前五十年的家庭记忆。

我的童年在村里度过，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都与这片土地有关。回乡于我而言是亲切的，我喜欢四处走走，看看哪些地方变了，哪些地方没变。可是，要投入熟人社交，还是颇有挑战。

对于在城市长大的弟弟、妹妹而言，老家不过是度假的地方，情感浓度远未酿出“乡愁”的味道。

城市生活显然对他们更具吸引力。大年初一，大伯提议一家人到合水水库看看。那是以前小学组织春秋游的首选地，给父辈们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可年轻一辈无人响应，一溜烟的都去县城看电影、喝奶茶。

新房很漂亮，但无法提供年轻人所需的生活。我们只在年节时期回来，待上三五天便得离开。大多数时候，屋内空空荡荡的，没有人住。

更寂静的村庄

房子建至两层楼以后，便成了村里的高地，能看到以往看不到的景象。村里好看的房子真多，两层的、三层的都有，外墙都贴了瓷砖，在太阳底下很是闪亮。

唯有村里的围龙屋，早已没了记忆中的气势，困在一堆水泥房中间，显得凋敝破败。

在我们村子，几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围龙屋，也叫“老屋”。它们一般由半月形的围屋和半月形的池塘构成，中间是宗族祠堂。它是典型的客家民居，讲求风水和礼制，是一个家族的重要象征。

大年初四傍晚，我特地到围龙屋里逛了一圈。两围层的屋子坍塌了大半，部分房子只剩半米高的土泥墙，被就地改为菜地，种上芋头等农作物。看起来，房子的主人无意修缮。

祠堂门口张贴着宗亲委员会公布的春节捐款明细，我仔细看了看，发现祠堂尚有修缮，但是花费不多。2023年最大的一笔支出是给祠堂请花灯（寓意财丁兴旺），花费1688元。印象中，往年捐款的名单要长很多，除了少量大额捐款，还有许多小额捐赠。

村里的围龙屋已坍塌大半。（南方周末记者 刘怡仙 / 摄）

逛完祠堂后，我到干妈家坐了会儿。干妈年过六十，是刘屋为数不多的常住居民。她说，围龙屋坍塌有段时间了，最早是受几次洪水的冲击，土泥墙倒下，“没有人住，就没有人维护，没有生气”。

她颇为感慨。二十多年前，村子里还是很有生机的，家家户户都会耕作，田里要么是绿油油的，要么是金灿灿的，水渠有活水，禾坪上总有孩子追逐打闹。如今禾坪上的荒草已比人还高，几乎无人耕田。

干妈说，目前村里常住的人越来越少。到珠三角城市打工并定居的越来越多，村里剩下的五六十岁的老人，近年来也陆续搬到镇上住，只是偶尔回来看看。我忽然意识到，那些在太阳底下发亮的房子大都是空的，平常无人居住。

教育问题加快了村庄凋敝的速度。早在五年前，村上的小学便因招生人数不足关闭，“有一年不到25个学生”。村小关闭后，村里的小孩只好到三四公里外的镇上读书。起初，村里的老人坚持用电动车接送孙辈上学。五年过后，家里有条件的都到镇上买了房子，在镇上常住。

干妈替十岁的孙子感到可惜，他还住在村里，但是没有玩伴。唯一年龄相近的小男孩，更喜欢抱着手机刷视频，在家里待着。

春节过后，村里便会回归沉寂，“晚上8点，全部人都睡觉了，很安静”。干妈觉得这种寂静有时难以忍受，可城市的喧嚣更难适应，她曾到广州女儿家里住过一段时间，没两个月就回来了，“待不惯”。

可以想象的是，未来十年，村庄人烟更为稀少。到那个时候，崭新的、漂亮的房子还能承载我们的乡愁吗？抑或，从未在乡间生活的年轻人，不再有乡愁。

离开老家那天，我一直往车窗外看，想找那些有生机的房子——屋顶晾晒着衣服、被单，门口有几盆长势茂盛的植物，大门虚掩着，似乎主人很快就会回来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