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师傅在做糖画

听到他的笑声，突然感觉，做这种辛苦、少利、脆弱的营生，竟也可以是件甜蜜的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图、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旻洁

编辑 / 陈雅峰 rwzkcyf@163.com

过年，是小孩可以名正言顺吃糖的时候。

路过糖画摊的小孩，没有几个不驻足的，都怔怔地望着琳琅的糖画成品。头顶的展示架，插满了糖做的凤凰、花篮、美猴王。糖画的笔触似书法或国画，多留白。多个糖画交错叠放在一起，聚成一团镂空的琥珀。

只高过摊位半个身子的小不点，也要奋力伸手拨一拨木转盘上的指箭，说“好想转一下哟”。父母总是容易心软，还不忘营造氛围：“看幺儿能转到龙不！”

转到龙，就是蒙受了上天的眷顾。这意味着，花同样的钱，可以得到用料最多、体形最大、工艺最复杂的糖画。当然，指箭停留在龙图样上的概率也最低。大多数时候，会转到桃子、蝴蝶、燕子之类的小糖画。

▲糖画摊的木转盘

转糖饼儿（买糖画），人们的兴奋劲儿没变，还像十多年前那样。他们还是喜欢围观师傅作画，喜欢在转盘指针快停下时起哄说“龙！龙！龙！”。糖龙的面积总是比人脸更大，幸运儿接过糖龙的第一刻很开心，吃到中途就会面露难色。

和小时候一样，我还是在棠湖公园逛到糖画摊。这是双流区建成的第一座公园，以环湖的海棠闻名。自1987年建成以来，公园经历了多次修缮、开发和治理。几十年间，餐饮商铺被招来，又被清退。棠湖的水，从清变浊，又从浊变清。

时光仿佛只在糖画摊的结界外奔跑。靠近焦香的甜味，现在的一切就能和过去的影像重合。或许，我们正和几百年前糖画摊边的食客，共享同一份欣喜。花钱去买，才会清醒地回到现实。转一次糖饼儿，十几年前只要两三元钱，现在涨到了10元。

▲棠湖公园一角

关于糖画的起源，唐、宋、明皆有不同版本的民间传说。有证可考的是，清代，糖画生意在四川较为盛行。宣统年间出版的《成都通览》记载，“元旦日街市停贸易，关门闭户，只有小本营生者，专售小儿女之钱，如甘蔗、橘子……糖饼……之类。”“糖饼”，是“糖画”的方言。书中“糖饼摊子”的插图，和现在的糖饼摊极为相似。师傅从脚边的小铁锅舀起热滚滚的糖液，以之为墨，又以铜勺作笔，在石板上画出各种形状的糖画。增加趣味的转盘、展示商品的桩子也一如今日。

1986年，成都市东城区（现锦江区）民间糖画艺术协会成立。协会把“糖饼儿”“糖粑粑儿”“糖灯影儿”的俗称，统一为“糖画”。2008年，成都糖画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棠湖公园的糖画师傅们认为，非遗的名号让他们躲过了公园的去商业化浪潮。至今留在院内的四个糖画摊位，算是得到了某种特许和保护。

得到保护，有时意味着需要戴着镣铐跳舞。四位师傅的手艺和画法各有风格，开创的种类也不同。但是，他们被公园管理者要求统一摊位外观，从服饰到工具皆如此。在羽绒服外，他们都套着一件印有祥龙纹的深蓝唐装。摊位的小车，白底红字地印上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语。糖画转盘的图样，也必须统一打印。

对于最后一点，徐师傅有些遗憾：“打印上去的，没有我画的好看。”徐师傅是公园内四位摊主之一，他的糖画转盘以前都是手绘图案。现在，手绘被打印纸替代了。不过，他默默捍卫着自己最后的艺术追求。在最讨厌的长刀图案上，他贴上了自己画的水墨桃子。

会画画、能写春联，徐师傅为自己感到骄傲。“都说高手在民间，但民间的都是底层出生，能在纸笔上作画的糖画师傅不多。”

徐师傅没上过美术院校，画技全靠自学。儿时，村里小学的美术课不能满足他，他就到书店或旧书摊翻找各种画作自己临摹，最喜欢的是国画。徐师傅认为，卖画无法养活自己，没有文凭证明的画，更是如此。两天精雕细琢的画，最多只能卖40元。他放弃以画画为事业，蹬过三轮车，当过建筑工人，做过赶场人。

因为作画的功底，在四个摊位中，徐师傅的糖画看起来更形象，更游刃有余。路过的游人也说，“这家画得更好。”

听到夸赞，徐师傅更乐意分享自己的经验。例如，熬糖的火候很重要，熬过就会发苦。麦芽糖熬出来色泽更浅，比白糖、冰糖更适合做原料。至于画糖画嘛，有时是要看天赋的。有人画了几十年，还是“鬼画桃符”。他也会戏谑地感叹，画得好，可能和卖得好没什么关系。“他们（游人）买画，不会管谁画得好吧。路过哪里，哪家方便，就会到哪里去买。我们都是统一的定价。所以说，还是口岸（商铺位置）最重要。”

37年前，徐师傅的父亲开始在棠湖公园摆摊卖糖画。现在，父亲七十多岁了，接力棒逐渐交到儿子手上。徐家是农民出身，祖辈未接触过糖画。父亲的手艺，学自同一生产队一位会做糖画的老人。“解放前，老人就很懂，也不晓得他从哪里学来的。”从记事起，徐师傅就在家里观摩老人教父亲做糖画，“都不用刻意学，就已经看会了。”

生产队里，有十几人都是老人的糖画学徒，学成摆摊的却只有两个。“卖这个，不怎么挣钱。”父亲在农闲时才去摆摊卖糖画，一九八几年只卖几毛一支。凭着兴趣，父亲还带着小推车，把糖画摊带到了广州、上海。

▲手拿糖龙和糖凤凰的游客

到十几年前徐师傅开始摆摊时，难度已经增加许多。糖画摊不能再摆到校园门口、小区或街道。现在，由于城市管制，棠湖公园成了附近的糖画师傅们唯一能合法经营的场所。小孩是糖画消费的主力军，他们一般只在周末、假期才出来游玩。即使是这个时段的人流，也被近十几年新建的其他公园分走。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现代零食参与竞争。

徐师傅有自己的应对之道。赚得少，就开拓其他收入来源，比如帮人写春联、接民俗协会的商业活动等。平时小孩来得少，他就等到周末、假期再出动。他相信，买糖画的人，看重的不是吃，而是得到糖画的玩乐过程。

糖画摊杂糅着两种速度。生存的压力，是紧锣密鼓的快速。徐师傅必须抓住过年的黄金时期，每天像机器一样，时刻不停地重复着舀糖、画画、粘签的程序，尽可能多地卖出糖画。生趣的呼吸，是轻盈闲适的慢速。徐师傅偶尔抬起头，揶揄着吃糖的小孩，和客人半开玩笑地讨价还价，有时还会收到新春祝福。简单的糖画交易，在语言的交流中变得绵长。

一些客人转到桃子、公鸡之类的小糖画，会恳求换成大龙。徐师傅有时也是会开后门的。他用余光环顾四周，像父亲哄小孩一样对客人说：“好嘛好嘛，现在人少可以。人多了，大家都这样就要不得了。” 他享受摆摊的一大原因是：“快乐是会传染的，看到他们开心，我也好开心。”

听到他的笑声，我突然感觉，做这种辛苦、少利、脆弱的营生，竟也可以是件甜蜜的事。

徐师傅的上一份工作，是批发小商品拿到集市上卖。后来不干了，是因为他卖的小商品已经被时代淘汰了。“现在没有人再用手表、磁带、录音机了。”我问他，“那会担心之后没人买糖画吗？”徐师傅停顿了一会儿，感叹道，“这个东西，也许再过一千年也不会过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