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再媒介化”是透视媒介本质以及各媒介之间生态关系的重要理论资源，对于“再媒介化”学理资源的把握能够为思考抽象内容的落地性传播提供启示。大视听时代为广电生态描摹了“视听+”的别样图景，“视听+”的本质内核是在视听传播场域中对于媒介材料的“再媒介化”展现，即依托现代智能传播技术，按照视听规律将媒介材料进行重新组织、编排，创制出全新的视听影像成果。在此语境中，本文以文献综述的方式先对“再媒介化”进行了理论追溯与意义阐释，并选取《从延安出发》为研究样本，以“再媒介化”建构分析框架，结合媒介情境论等进行理论搭桥，试从“语法”“语言”“语意”三个维度对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传播进行研究，以期为大视听时代“红色精神”的创新叙事作出“抛砖引玉”的贡献。研究发现，“再媒介化”既革新了红色精神的传播形态（视听“语法”），又丰盈了历史史实的价值底蕴（视听“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深认知主体的精神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视听“语意”）。

【关键词】大视听  视听传播  再媒介化  红色精神  媒介物质性

一、视听传播中“再媒介化”的研究现状

（一）“再媒介化”的意涵价值

自杰伊·大卫·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创著的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问世以降，“再媒介化”（Remediation）概念正式在传播学滥觞。“倘若一种媒介视野短见、故步自封，其只会不断僵化，并会最终退场。但是，其能够凭借其他媒介的优势来重获新生。因而，‘再媒介化’实则是一种媒介以改革的方式在另一种媒介中的再现，进行彼此重塑。”作为大视听时代的一大传播特质，“再媒介化”在推动红色精神传播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一般而言，“再媒介化”是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质言之，“再媒介化”所体现的并非简单的不同媒介形式之间的“加法”逻辑，而是各媒介传播方式、传播特质、传播风格、传播效果等要素的彼此接洽与融合。正如博尔特和格鲁辛所言，“人类文明中的任何媒介永远无法以孤立的形式运转，因为各媒介之间始终保持尊重与竞争的关联”。这一理论的问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学界中部分学者对于“旧媒介”的忽视。

新型数字媒介的哲学化表现徘徊于“直感性”（Immediacy）与“超直感性”（Hypermediacy）之间，徘徊于“透明性”和“模糊性”之间。这种徘徊是理解新媒介改造旧媒介或重塑其他当代媒介方法的路径。虽然每一种新媒介能够通过改造旧媒介为我们提供更为直观或真实的体验，但是其同样会让我们意识到媒介自身的存有。这种“再媒介化”过程让我们认识到所有媒介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它们与飞机、建筑等一样具有实体性。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的媒介“变体学”（Variantology）更是关注到了新媒介与旧媒介之间的“纠葛”“交缠”。此外，诸如布鲁斯·斯泰灵（Bruce Sterling）提出的“死亡媒介”（Dead Media）与媒介考古学学者提出的“僵尸媒介”（Zombie media）都具有“再媒介化”思想的影子。他们认为，媒介不会真正逝去，而将以全新样态复现。质言之，旧媒介不仅是新媒介的奠基物，而且并不会因为新媒介的诞生而消失匿迹，其始终以有形或无形的“再媒介”方式与新媒介共世存有，最终形成“复合型媒介”，并在交互状态下，以“用户感知”的形式得到证成、得以显现。（“有形”体现在外显的直接可知性，如“移动设备”与“纸质读物”的结合，在视觉、触觉等外部层面的直接可感；“无形”体现在内隐的间接探知性，如“电影”与“游戏”结合所形构而成的全新交互体验。其间既包括电影感知，也包括打游戏时的官能调动。一定主动性的释放能够影响电影剧情走向。）无论是“有形”还是“无形”，用户对于媒介的感知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齐林斯基所言的共时维度的“似曾相识”（Sense of déjà vu）现象。

（二）视听传播研究中“再媒介化”的应用

“再媒介化”在媒介分析方面具有极致潜力。通过对当前不同媒介产品内容的分析，可以发现，新媒介的运营逻辑主要以传播内容的“再媒介化”为创作手段，这样不仅能够为媒介生态输入源源不断的生长资源，而且也为未来的新媒介作品的创作与产制奠定了基础。当前学界中的“再媒介化”研究主要聚焦于“电影”，涉猎话题包括跨媒介、媒介考古、内容生产等。视听作品的创新传播是增强用户黏性，进而获得收益保障的基石。以电影为例，“新的技术基础、新的媒介生态对作为媒介的电影也提出了新的要求，电影也就开始从‘媒介化’走向‘再媒介化’的转型之路。”电影的“再媒介化”体现为“本体可动摇、可操控的基础上进行的跨媒介互动。电影在制作模式、生产方式、叙事话语、视听符码以及营销方式等方面都经历了一系列与新旧各媒介之间‘质’的互动和融合，新的电影形态层出不穷。”除了电影外，也存在其他零星的研究对象，如“游戏”“媒体融合”“山水”“融合新闻”“数字新闻”。虽然关注对象不尽相同，但是此类研究内容都以“创新”为逻辑主线，通过“再媒介化”的理论应用，探索内容传播的全新发展脉络。

“基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所构建的新媒介生态本质上就是一个围绕信息活动展开的，个人、媒介组织、社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互动融合和价值交换的系统。”作为新媒介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再媒介化”能够海纳百川式地吸收、结合不同媒介的价值，形成优势互补，并在动态进程中不断推演、扬弃出一轮又一轮新型的复合媒介，它们增加了媒介符号的门类，营造了多样的感官体验。可以说，“再媒介化”从未完成，永远处于“形成”状态。“再媒介化”所产制出的复合媒介使得原有的媒介成为另一种媒介的内容，并在忠于原创内容的基础上以“二度创作”的方式进行传播形式、传播架构乃至传播语境的“陌生化”，并在媒介、内容、用户的多元交互下最终生成全新的传播意蕴，这也体现了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所言的“和的逻辑”（Logic of AND）思想。

综上，本文认为，对于面临传播渊薮的红色精神而言，“再媒介化”的视听传播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使其化虚为实、化抽象为具体，并让红色精神的横向传播，乃至纵向传承更具落地性与可行性。诚如钱钟书论及“诗”媒介与“画”媒介时所言：“诗的媒介材料是文字，可以抒情达意；大诗人偏不专事‘言志’，而要诗兼图画的作用，给读者以色相。诗跟画各有跳出本位的企图。”当赋有红色精神的红色故事与其他媒介以动态互构的路数相结合，或许能够勾勒出新的传播蓝图，并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背景下，为弘扬红色精神添砖加瓦。

二、大视听时代浪潮中的“再媒介化”传播

由国家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了广电产业的发展目标，强调到2025年，在立足新时代的基础上，各平台视听传播内容质量需更为精良、水平更加高超，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的精品佳作。应用全新智能传播技术，大力发展“大视听”产业，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和信息消费的获得感、幸福感。大视听时代以“视听+”为表征，具体体现在“视听+电商”“视听+教育”“视听+医疗”“视听+文旅”等生态布局之中。无论是“电商”“医疗”“文旅”“教育”，还是本文关注的红色精神都是“再媒介化”传播的媒介材料。而“视听+红色精神”又是大视听时代生态传播链中的必要一环，对推动社会发展、国家建设具有宏大意义。

大视听“再媒介化”传播融合广播、电视、短视频、长视频等视听传播媒介形式，容纳5G、元宇宙、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全息投影等传播技术，为节目制作、信息传播、内容监管、用户互动等环节提供助力，形成“全程”“全效”“全息”“全员”的四位一体视听传播矩阵。在大视听时代背景下，媒介迭代、技术更新、手法改良是传播生态图景的自然展现。历史作为展现红色精神的“旧媒介”，如何在大视听时代得到全新阐扬？红色精神将以何种方式在“再媒介化”的进程中被诠释、被感知、被触及，从而形塑全新的视听审美体验与精神认同？这是广电行业需要关注的话题。

下文将以“再媒介化”为分析框架，结合“媒介情境论”“跨媒介叙事”“传播偏向”等进行理论搭桥，引入具有代表性的视听传播作品，对实际案例展开横向分析，力求在红色精神创新传播的分析过程中展开质性研究。具体而言，下文将基于《从延安出发》的节目分析，探索红色精神在视听传播中的“再媒介化”传播的具体体现维度，以期破现存的传播掣肘，为我国红色精神的视听化传播提供思路，从内容创制等视角探索红色精神创新传播的方式，化解其“曲高和寡”的传播危机，助力中国红色故事的讲述。

三、透视大视听时代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传播

作为中国革命的产物，红色精神是先辈在经历无数战争之后，通过奋勇拼搏、自我牺牲而形塑成的价值认同。作为宝贵的精神形态，红色精神在推动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不断增强人民的凝聚力与爱国情怀。红色精神的现代化传播因大视听时代而得以深化、拓展，各类红色视听传播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向社会输送源源养分。作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80周年”的视听艺术献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下文简称“总台”）联合国家京剧院、中国国家话剧院、中国煤矿文工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国家大剧院等16家国家级文艺院团、院校、演出机构，共同推出了红色文化类节目《从延安出发》，秉持“为人民抒写，为时代立传”的文艺创作使命。可以说，《从延安出发》具有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为分析我国优秀的红色精神的视听创新化传播提供了样本。

（一）视听“语法”的再媒介化：智能科技助力红色精神传播

视听“语法”是视听创作过程中对媒介材料进行组织编排的方式、结构、规律。大视听时代，视听“语法”的再媒介化以智能科技为特质，通过云计算、4K/8K、人工智能、VR、AR、全息投影等技术对媒介材料进行语法化处理，创制出全新的视听作品，并将作品通过传统媒介与网络媒介进行传播。

1.重塑交互情境，营造沉浸式传播

根据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的“媒介情境论”，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会对传播环境产生影响，它们或解构原有的信息传播环境，并对其进行重塑，或直接颠覆固有的传播情境，形塑一种全新的环境。作为新旧媒介对话的意义空间，“再媒介化”中所折射出的媒介换新逻辑解构了以往传播的场景，通过形塑与过去相异的交互场域，进一步刺激传受双方互动方式的改变。从视听传播的角度出发，当前许多节目组都采用了智能技术进行影视作品的制作。AR、VR、全息投影等全新的媒介技术势必会改变传统影视作品的呈现效果以及受众的视听觉美学接受空间。在“再媒介化”的意义空间中，新媒介技术与旧媒介彼此交叠，重塑了受众与作品的交互场景。例如，在《从延安出发》中，追寻者与嘉宾之间以口语为媒介所展开的对话都会依托一棵由XR影像技术建构的金灿绚烂的“文艺之树”为背景进行，在彰显“口述历史”价值意涵的同时，营造出浓郁的科技传播氛围，不仅为追寻者与嘉宾之间的对话形塑了和谐的交互情境，而且增强了节目的感染力与吸引力。此外，节目所打造的全息舞台将“身体媒介”——人脑中所记录的先辈事迹转换为现实、可见的动态场景，为屏幕前的受众提供了获得沉浸式视听体验与重温历史的机会。例如，在追溯冼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过往故事时，演播室舞台通过虚拟现实的媒介技术实现了“技术降雪”，改变了传统节目的信息交互场域与故事讲述的空间。在漫天科技大雪背景的映衬下，观众们看到了手拎皮箱的冼星海毅然决然前往延安的情景，从现实的语境再次认识了这位具有不畏艰险的精神与自我奉献的优良品质的历史楷模。

2.多种渠道互文，推动跨媒介旅行

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所提出的“跨媒介叙事”具有“互文性”特点，传播者通过相应的叙事技巧，如埋藏线索、设置疑点等实现不同媒介样本的彼此连结，最终形成互文效果。不同媒介文本之间的跨平台协作契合了“再媒介化”中各式媒介之间对话协商的内涵。从媒介性质层面来看，纸质媒介、听觉媒介、视觉媒介能够围绕同一话题展开信息传播，实现不同传播场域的互联互通。从媒介平台层面来看，信息在各式媒介平台的分众化、精准化传播能够实现跨场域的平台传播矩阵效果。举例而言，《从延安出发》在传播造势方面便借助了不同媒介平台的优势。例如，节目通过在微博设置热搜话题（#吴磊蹲下的瞬间他们之间缩短了78年#、#7位钢琴家合奏保卫黄河太震撼了#、#从延安出发阵容官宣#），以此引发网民对于节目的关注与探讨；在短视频平台投放后台花絮，满足用户的窥私欲；以及在公众号发布介绍文稿（CMG观察所发布的《创作手记|播放量破亿的背后是志在必成的决心》文章阅读量高达8.7W）等路径展开前期宣传，促动跨媒介叙事，形成裂变式传播。

除此之外，红色精神的现代化传播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语言、文字，视听化的创制运用“多模态”手法将作为媒介材料的红色精神以音乐、音响、图片、数据、动画等再媒介化形式融入影像作品之中，实现跨媒介叙事的效果。《从延安出发》在回首“典籍里的中国”节目时，嘉宾张志清告诉追寻者李光洁，为了能够让观众更好解读“十七世纪的百科全书”——《天工开物》，节目组通过多模态的技术手段让古籍从“纸张”上脱离，跨越到视听媒介之中进行动态化呈现，彰显出节目制作团队“为人民创作”的延安文艺精神。

（二）视听“语言”的再媒介化：内容软化利于红色精神传播

视听“语言”是构成视听作品的主体内容。受众对于“内容”的理解是传播有效性的判断标准之一。在国际环境愈加复杂的背景下，重温红色精神、学习先辈的宝贵品质成为重要议题。红色节目的播出“既是对当代人精神的洗礼，也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来精神世界的历史性回眸”。然而，有关红色精神的视听化内容必然归属于宏大题材的作品分类之中，如何在传播的过程中化抽象为具体，避免“曲高和寡”是大视听时代文艺作品需要化解的难题。

1.纵向的共时性，以史为鉴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所提出的“传播的偏向”理念包含了对于“时间偏向”与“空间偏向”的双重辨析。作为昭示红色精神的媒介材料，历史自身的记录往往以口语传播、文字传播的传统手段展开。然而，口头传递有时无法经历时间的考验，客观性与真实性难以保障。文字传播有时无法摆脱先天的严肃刻板，趣味性与可读性难以实现。在此语境中，不同传播媒介之间的对话与合作成为化解单一媒介偏向性不足的可行通路。

具体而言，当一种时间或空间偏向的媒介在信息传播方面形成掣肘时，传播方往往会采用新媒介进行替补，但这并不意味着旧媒介的退场，旧媒介会成为新媒介中的内容，并对新媒介产生影响（如影响新媒介传播的特征或规律），最终促成以“媒介+媒介”的合作方式来消除传播阻碍，形成“再媒介化”的逻辑。视听传播的出现为“赓续历史”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尤其是大视听时代的到来，更是将尘封的历史以再媒介化的传播方式搬上视听舞台，以“轻松”“轻盈”的方式呈现在大众眼前与耳边。既打破了历史的厚重，又实现了回望历史的功效。正如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述，“尽管我们所研究的事情（历史）发生在过去，然而它必须在当前的认识者能够理解的范围内才能复活。”《从延安出发》精心打造了“时空艺术馆”，将史实以“照片”“手稿”“图画”“日用品”等传统媒介进行具象化呈现。例如，在《路遥》板块中，追寻者与嘉宾在时空艺术馆追溯路遥先生的过往时便用到了一个特殊的“道具”——路遥墓碑前的“钢笔”，传达出后辈对于前辈的敬仰与缅怀。此种“传统媒介+新媒介”的传播不仅让观众以“纵向的共时性”方式触达先辈事迹与历史史实，而且契合了再媒介化的本质内核，即“再媒介化是通过一种媒介对另一媒介特性的引用或征用来构建新的艺术形式与图像意义”。

2.把握受众本位，寓教于乐

随着大视听时代浪潮的席卷，过去被喻为“靶子”的被动受众变为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眼中主动的“产消者”（即用户）。因而，单向、一元的线性传播已脱离了当前大视听时代的审美轨道，无法适应用户的接收习惯。尤其对于充满严肃、庄重意味的红色精神而言，如何解构其过往的视听传播方式，重塑双向、互动的交往范式成为一大议题。依托于“再媒介化”的逻辑，节目中的情景剧、歌曲、舞蹈等成为化解传统纸质文字媒介枯燥、无味问题的全新媒介叙事手法。基于相关史料，《从延安出发》采用多种故事讲述技巧，有效规避了居高临下的说教与灌输，激发了观众对于节目的兴趣与关注，达到红色精神在“传播”与“接收”、“表达”与“吸收”方面的平衡。例如，节目采取的“90对90”的访谈方式如同一条无形的主线将节目串联成有机的整体。通过情景剧、口述史、影像资料、歌剧、舞剧等艺术表现形式将个人化的鲜活故事进行呈现，诠释“大我”与“小我”、“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内涵。通过节目的引介，观众了解到，作为一种战斗的艺术宣传形式，“木板画”的发展离不开艺术家古元的推动。古元先生在中学时期就立志投身革命，前往延安创作木板画。其凭借自身的革命壮举将个人的“政治信仰”“人格精神”化约为集体在立场、态度等方面的认同与共识，而红色精神也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得以宣扬。“这种从个体记忆到公共话语的转变过程充分说明，中国革命‘红色基因’自身就寓意着红色社会意识和社会记忆，具有典型特定政治价值属性，其作为一种政治价值坚守，贯穿并延续于中国革命所有历史进程之中。”

（三）视听“语意”的再媒介化：价值彰显深化红色精神传播

视听“语意”是视听作品所包含的内在价值。大视听时代，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具有深厚的政治价值、精神价值、经济价值。

第一，政治价值。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基于物理学中的“场论”，提出了心理学中的形容人类心理活动的“场论”。根据其“场论”原理，节目所形成的场是由传播者、传播内容等所构成的整体性存在。主持人与嘉宾的言行举止、节目内容的优劣都牵动并影响着整个节目场的走向与氛围。《从延安出发》通过舞台剧、情景剧、话剧等方式将先辈的个人事迹与人生经历以“再媒介化”的方式进行呈现，营构了良好的传播场。在《报童》板块中，节目组通过话剧重现了新华日报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发展历程。正如台词“敌人送报用汽车，咱们送报用双腿”所呈现的那样，节目组通过视听再媒介化的方式讴歌了一群不畏艰险的可爱报童，表现先辈们在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仍毅然决然选择投身革命事业的爱国情怀，这既是红色精神的价值体现，又是对政治信仰的坚守不渝。

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传播一方面能够为国家形塑一个良好的媒介形象。国家媒介形象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人民对于政治、历史、文化、民族等方面的认同感。另一方面，在传递主流价值观的同时，实现了群体之间的情感共鸣并达成理念共识。这一点与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公共空间”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质言之，大视听时代，具备红色基因的各类视听作品为用户建构了一个无形的政治共识空间。在其中，所有个体都能够从自身的立场、想法、观念出发，独立思索。最终，在民主化的视听交互进程中实现红色精神的正确指引与有力感召。

第二，精神价值。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的满足会刺激精神、心灵等内在层面需求的涌现。红色精神是人民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动力源，其具有强大的“名片效应”。“历史不是主体对于客体的简单再现，我们必须把过去纳入到我们的世界中来，历史精神的本质不在于对过去的恢复，而在于与当代生活在思想上的沟通”。在大视听时代，借以先进的传播技术与生动的传播形式，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传播打破了“传播的偏向性”，将英雄故事转换成视听影像，实现过往与现今的接轨、先辈与现辈的对话，发挥陶冶思想情操、培育良好的社会审美、树立正确三观的作用。例如，节目组将党史与绘画艺术相融合，运用技术手段制作“动态画”，折射出“在历史细节中探寻初心使命，从美术经典中领略信仰之美”的红色文艺精神。

第三，经济价值。作为珍贵的红色资源，革命老区、革命遗址承载着丰厚的革命记忆与革命历史。遗址中的文物、照片等共同建构了红色人文景观，助力具象化爱国教育、思想教育。然而，“宝货难售”也是存续的现实问题。如何通过视听传播的方式开掘并利用红色资源是广电关注的聚焦点。大视听时代，红色精神的“再媒介化”传播能够推动红色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精神资源、物质资源转化为经济财富。在《天路》板块中，节目组以“纪实”的方式采录了铁路守护者张生林，回顾50多名铁道兵战士为修铁路而牺牲的故事。“关角山隧道”故事的视听“再媒介化”传播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动拉萨地区的红色旅游产业发展。

四、结语

随着“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抬头，丑化英雄、歪曲史实、否定革命等现象时有发生。在此语境中，抢救“泛黄”“褪色”的革命历史与文化成为文艺创作者的新时代使命。相较于将红色故事简易地搬上广播、电视、短视频等，以“器具”“技术物质”的静态视角看待媒介，“再媒介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存的传播掣肘，从内容创制等维度探索红色党建精神创新传播的方式，化解其“曲高和寡”的传播危机，助力讲好中国红色故事。并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跨越“人类中心主义”“主—客对立”的视角，通过解蔽被忽视的媒介，从物质性面向着手，开掘人、媒介、红色党建精神等多元主体之间的交互关系。

具体而言，在大视听时代，通过融合不同媒介在表情达意方面的结构方式、表达规则，“再媒介化”既创新了红色精神的传播形态（视听“语法”），实现非线性的全息化、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传播，又丰盈了历史史实的价值底蕴（视听“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加深认知主体的精神认同、文化认同、价值认同（视听“语意”）。（参考文献略）

作者：

胡康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2023JX030）阶段性研究成果]

南方传媒研究  2023年第6期  总1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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