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干脏活的人，我们亏欠他们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欠他们的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我们的代理人，承认这些脏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不管其内容多么令人不安。”

南方周末记者 张锐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临近春节，垃圾中转站的工人往往异常忙碌。各个社区和街道的垃圾被环卫工人运送过来，中转站的工人用机器压缩装罐，然后由专车转运到垃圾处理厂，进行焚烧发电或填埋。

某沿海城市一街道垃圾中转站的工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环卫车平常每天要拉走14罐垃圾，春节前增长到21罐。工作十余年，她几乎没有度过一个完整的春节，每天从凌晨四点忙到晚上九点。中转站的工作环境恶劣，空气中总是弥漫着垃圾的腐臭味道，操作机器也存在较大风险。

每天产生这些生活垃圾的居民，却很少目睹和思考这些垃圾的去处——垃圾中转站的选址往往距离居民区较远，以避免对周边居民区产生不良影响；而那些环卫工人、垃圾中转站的操纵员、垃圾焚烧厂的员工日复一日承担了这些“脏活”。

2024年1月30日，度假胜地马尔代夫娜拉杜岛附近的垃圾堆。垃圾和废物处理一直是马尔代夫的难题。视觉中国

类似这样的“脏活”同样引起了美国作家、记者埃亚勒·普雷斯的注意。他的整个调查持续数年，访谈对象包括美国监狱中的看守、无人机操纵员、屠宰工人等，完成了《脏活：必要工作的道德伤害》一书。

在《脏活》中，埃亚勒·普雷斯对“脏活”的定义有四点：第一，使用暴力对他人、动物和环境造成实质性伤害，比如屠宰工人宰杀动物；第二，干脏活需要做一些被“体面人”认为是肮脏、下作的事情；第三，脏活会对从事相关工作的人造成伤害，工人会感到自己被贬低和羞辱；第四，脏活取决于“体面人”的默示授权，“体面人”认为这类工作对维持社会秩序不可或缺。

干脏活产生的灰烬、污浊的空气等进入工人的衣服和身体，“体面人”对此视而不见或选择性遗忘，“不想目睹肮脏或令人讨厌的事情”。脏活分配的背景是经济的不平等，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最无力抵抗的人”

受访者弗洛尔在一家禽屠宰场工作，在“活体吊杀”车间，把活鸡送上传送带，看着活鸡被电流击昏然后被自动割喉器割断脖子，每分钟65只。另一位移民受访者提起工作时，西班牙监工吼着“动起来”，甚至限制内急的工人上厕所，简直是“种植园资本主义”。

这家屠宰场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近期，以得克萨斯州为代表的美国州政府同白宫在边境移民问题上的争执升级。弗洛尔就是得州160万“影子人”中的一员，她出生于墨西哥中北部，通过“蛇头”横渡格兰德河，偷渡至得州。

正是这些边境移民的“脏活”维持了美国人“体面”的生活。通过“生鲜直达”的方式，体面人吃上了肉。埃亚勒·普雷斯在书中提到一组数据，1960年到2019年美国的人均鸡肉消费量增加两倍多，2019年有超过两万家鸡肉快餐连锁店开业。

另一方面，埃亚勒·普雷斯形容，屠宰车间“变成了类似监狱的存在”，迁移到“不引人注目的边缘”。工人们的时薪是低廉的，并且要承受流水线中的工伤，目睹和参与“屠杀”。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日，欧洲一家肉类加工厂，工人在处理肉类。视觉中国

“美国和所有现代社会一样，公民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受益于分配给其他人的脏活：不是充当雇主，而是消费其生产的产品。”埃亚勒·普雷斯说，“弗洛尔·马丁内斯为私人公司而非美国政府工作，对她供职的行业影响最大的显然是美国人民的胃口。美国人消费了大量的鸡肉、牛肉和猪肉，同时很轻易就能避免靠近生产现场”。

如果按照“脏活”定义，超市收银员、清洁工、快递员等低薪群体从事的“累活”不被视为“脏活”。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清洁工、快递员等当然会遭受道德伤害和其他伤害。但这项工作所造成的伤害无法与监狱和无人机基地相提并论，前者监禁精神疾病患者，让他们挨饿和遭受虐待，后者对无辜者进行‘定点暗杀’。我想研究造成这种伤害的案例，并研究这种伤害如何塑造工人的经历。”

埃亚勒·普雷斯在调查中发现，脏活分配绝非随机，而是比例失衡地分配给某些贫困阶级和有色人种集中的偏远地区。这些工作落到了落后地区的高中毕业生、无证移民、女性和有色人种之中，“干脏活的主要是社会弱势阶层，不像那些生活富裕的阶层，拥有技能和资历、社会流动性和权势”，从事脏活者几乎都是“最无力抵抗的人”，他们可以选择退出，但是缺乏教育和技能的工人为了谋生别无选择。

“脏活几乎从来没有分配给社会精英：富人和权贵都不必做这种工作，甚至不必去看。相反，它被分配给穷人和边缘群体：选择和机会最少的人。”埃亚勒·普雷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现代社会不断滋生“精英的傲慢”。埃亚勒·普雷斯在书中援引了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优绩制”论断，“优绩制根据人们是否有能力进入令人垂涎的精英教育机构，将其划分为不同收入阶层和职业道路”，而这“严重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尊严和自尊心”。这些缺少顶级大学学历的工人在此后的几十年的机会大大减少。

“脏活被结构性地掩盖起来……这些安排产生了‘文明’效应，将令人不安的事件推到了‘社会生活’的幕后。”埃亚勒·普雷斯在结语中说，“对于干脏活的人，我们亏欠他们什么？至少在我看来，我们欠他们的是愿意把他们看作我们的代理人，承认这些脏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愿意倾听他们的故事，不管其内容多么令人不安。”

“把大部分人纳入可见的部分”

《脏活》的译者李立丰是吉林大学匡亚明学者、法学院教授。他曾在美国、日本进行长时间的学术交流。李立丰一开始把书名译作《埋汰活》，词义上接近于人们嫌弃的“脏活累活”，后来考虑到南方读者的阅读习惯，改为更为书面语化的“脏活”。

与职业相关的身份，李立丰比喻为一种后天的“构造色”。构造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表现形式，它是由于物体内部的微观结构和光线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李立丰认为，职业身份这种构造色的可见，“更多的是社会心理学，甚至是政治学（层面）的安排”。

“我们一定要明确一点，为什么特定的职业会被排列在社会评价光谱的末端，消失于公众视野尽头，”李立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对于社会整体因无力负担，或者无心负担相关政治、经济乃至道德成本而造成的不公平、不正义的行为，必须有人去做，而其所引发的道德危机或者道德谴责，也必须有人背锅，唯有如此，才能一方面保持既有社会结构的持续稳定，另一方面通过责任转嫁的方式保持自身的正当性。”

李立丰说，《脏活》的启发性在于提供了美国现代社会光谱形成的样本，那些没有受过精英教育、缺乏一技之长的移民自然而然成为了“美国梦”熔炉中的廉价燃料，然后被快速消耗殆尽，“如果无法获得如外来移民这类廉价‘燃料’，但要完成同样事情，需要追问一个问题：我们当中的谁应当被列入到光谱的末端？”

李立丰之前在日本访学两年，翻译过《失去的三十年》，他表示自己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日本社会之所以陷入“失去的三十年”，原因之一还在于存在根深蒂固的“社会流动乏力”问题。李立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个人被归入可见抑或不可见的光谱，其正当性很大程度上来自标准化考试，但是“日本的职业群体是高度固化的，没有全国统一高考，由各大学组织考试”。

在日本，尽管蓝领工人收入稳定，貌似体面，但是仍然存在大量的“脏活”群体。李立丰举例，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之后，有大量的人去做日结工作，清理核燃料，同时并未受到充分的防护，这些人做着看不见的工作，“被当做燃料一样烧掉了”，而在这种超稳定的光谱结构下，他们成为可见部分的希望更加渺茫。

大阪乃至全日本最大的贫民窟“西成”，距离大阪最繁华的商业街通天阁只隔了一条逼仄幽深的铁路桥隧道，在李立丰看来，这像极了光谱的结合点：“当你走到隧道的这一端的时候，看到的是繁华的日本，霓虹闪烁，每个人都衣着光鲜、笑容可掬，大家过着物质极大充盈、精神极大满足的生活。当你走过隧道，步入另一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来到另一个世界，所有人明明存在但是却被认为不存在。”这种不可见的光谱印记，深刻而牢固，哪怕只是在履历表中提及西成的出身，就大概率会被用工单位拒之门外。

以下为《脏活》一书的作者埃亚勒·普雷斯近期接受南方周末记者文字专访整理。

我们认为“干净”的工作可能并不干净

南方周末：关于脏活的调查工作持续了多长时间？调查中遇到哪些来自“体面人”的阻碍？

埃亚勒·普雷斯：这本书花了好几年时间来研究和写作。是的，许多“受人尊敬的人”试图阻止我了解真相：例如，我写的得克萨斯州家禽加工厂，我就不被其老板允许进入。进入我写的佛罗里达州的监狱也很困难。正如这些反应所表明的那样，那些组织并从脏活中获利的人不希望世界了解太多关于不得不做这些工作的工人的事情。

南方周末：互联网工作通常意味着“光鲜亮丽”。但如果不和学历、收入挂钩，你认为一项工作被认定为“脏活”，最关键的标准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是的，在美国，这些工作也是高薪的，不被认为是肮脏的。在我的书中，我指出，高科技行业从业者，比我所写的那些从事低薪、卑微工作的肮脏工人生活得更好。但是，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人员从事可能造成社会危害的工作——例如，剥夺人们的隐私，或者将他们的面孔存入数据库，以加强监控。因此，我们认为“干净”的工作可能并不干净。

南方周末：那么你对“干净工作”的定义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不确定有什么工作是真正干净的。甚至在许多高薪、有声望的工作中也有道德妥协——例如，作为一名医生，在美国，这需要与营利性连锁医院、营利性保险公司等打交道。我更倾向于认为，所有职业都存在一系列道德困境和负担，但在某些职业中更为尖锐。

南方周末：在你书中提到的那些肮脏的工作中，哪一个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从这个案例中反思最多的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采访的无人机分析师所经历的道德伤害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大多数美国人从未见过或思考过这种形式的战争——由无人机进行的“定点暗杀”——但整天看屏幕的人可没有这种奢侈，他们中的许多人对自己的所见所闻深感不安。

“脏活从来没有分配给社会精英”

南方周末：你从工作内容入手，分析背后的工作人群。通常来说，当你询问对方“你做什么工作”，得到的答案能映照出对方的学历、收入等情况。那么你认为造成“干净工作”和“脏活”这样社会分工的原因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我这本书的一个中心主题是，脏活几乎从来没有分配给美国的社会精英：富人和权贵都不必做这种工作，甚至不必去看。相反，它被分配给穷人和边缘群体：选择和机会最少的人。这使得遮蔽这种工作变得更容易，也就是忽视这些工作对无辜的人和环境、甚至对从事这种工作的人造成的损害。

南方周末：中国古代的孟子曾经劝诫人们“君子远庖厨”，想吃肉，又不忍看见杀生。你认为“体面人”对这些视而不见的理由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这位圣人非常智慧。类似的建议得到了在麦当劳和Chik-fil-A用餐，但不敢踏进屠宰鸡和其他动物的工业屠宰场的美国人的重视。我们之所以对这些工作视而不见，是因为看到它们很不愉快，也是因为如果我们看得太仔细，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受到牵连，也会弄脏自己。

南方周末：“脏活”是如此重要，却得不到公平的报酬。这涉及工作的价值标准的问题。你认为作家这样的工作会比“肮脏的工人”创造更多的财富或精神价值吗？

埃亚勒·普雷斯：如果由我决定，屠宰场的流水线工人的工资将高于华尔街经纪人。这些“肮脏的工人”在疫情期间冒着健康和安全的风险，让美国人可以在冰箱里塞满食物。没有人感谢他们——相反，他们仍然被污名化和边缘化。与此同时，那些从事可能导致金融崩溃的不可告人行为的华尔街分析师将获得六位数的奖金。

南方周末：美国官方、社会或媒体是否积极树立和推广某些“脏活”的榜样，以激励从事脏活的员工获得荣誉或热情？如果从事肮脏工作的工人相信他们的工作是光荣的，这是否意味着道德伤害将消失？

埃亚勒·普雷斯：在美国，脏活工人不受尊重——他们被忽视和隐藏。我们最接近表彰他们中的一些人是在疫情期间，当时许多政客赞扬了“重要工作者”，他们履行了维持社会运转所需的各种职能。当疫情结束，类似的赞扬就消失了，这些工人又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

脏活的社会污名化

南方周末：书中的美国工人无法忍受脏活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上的污名化。除了个人对他们的同情之外，你认为他们工作的内容值得批评吗？肮脏的工作本质上是有罪的吗？

埃亚勒·普雷斯：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只能说我试图在书中解决这个问题。书中的工人并非无辜：他们所做的事情在道德上令人不安。但他们的工作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他们需要工作来养家糊口。我希望读者不会审判他们，而是同情他们，并质疑为什么他们所工作的系统会让如此多的痛苦持续下去。

南方周末：狱警工作在美国属于“脏活”，在另一些国家则属于公务员，不被公众视为“脏活”。“脏活”污名化是否社会和文化定义的结果？

埃亚勒·普雷斯：是的，当然。在一个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里，在剥牛皮的制革厂工作会非常“脏”。但在其他社会，这种工作可能被视为一种手艺，而不是受到同样的歧视。

南方周末：没有人想做“脏活”，但如果这些工作能提供更多的钱，这会改变人们对“脏活”的看法吗？如果一个屠夫的收入和厨师一样，屠宰会成为一份体面的工作吗？

埃亚勒·普雷斯：也许是这样。另一方面，一份工作报酬较低，是因为它们不受欢迎，而它们不受欢迎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带有污点或污名。所以这有点像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南方周末：“脏活”工人往往面临身体肮脏、心理伤害和社会蔑视的三重负担。一些人离开，另一些人仍在继续，为什么有些人永远无法逃脱这些“肮脏的工作”？他们可以选择离开吗？

埃亚勒·普雷斯：答案是令人绝望的，人们并不总是有更好的选择，或者他们担心如果失去工作，他们最终会无家可归或挨饿，这些风险在美国是非常真实的。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改善这些“肮脏工人”状况的关键是什么？

埃亚勒·普雷斯：改善他们处境的关键是采取集体行动。例如，如果职业安全规定得到加强，工人更容易组建工会并集体谈判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屠宰场就不必虐待工人。如果监狱不那么暴力，并且旨在改造人们，而不仅仅是惩罚他们，那么监狱中的脏活就可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