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员梁戟从小在山西长大，对于他饰演的主人公梁哲，一个大龄北漂男青年一路上遭遇的审视，他有现实的体会。（受访者供图/ 图）

在煤矿，一年多的汗水与时间，换成手头五万多人民币的储蓄，他得以逃离牢笼，将它们置换成银幕上的一百多分钟。

找不到钱就向朋友借，他甚至借了网贷。剧组班底很快搭建。出镜的人里，只有两个专业演员，其余都是菅浩栋的姥爷、表姐和姨等。拍摄地点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一些剧组人员受不了严寒艰苦的环境，不少志愿者、录音师、跟焦员中途走掉。

文｜南方周末记者 潘轩

责任编辑｜李慕琰

故事从一辆回乡的大巴车开始。

煤城山西，拉煤车呼啸而过，在国道扬起烟尘。一位年轻人拖着行李箱入画，缺了一角的行李箱拖动起来时有嵌顿。上了巴士，年轻人脸色沉闷。年尾，人们踏上归家的旅途，车厢里被本地方言塞满，言语间充满对出门务工者的探询，譬如工作、收入与婚姻。年轻人一五一十交底：在北京混，三十多岁，没结婚也没恋爱对象。流言蜚语在车厢内压低声音流传。

2024年1月中旬上映的电影《夜幕将至》，复制着每一位外出打工者的归乡足迹：从一线大城市，换乘各式交通工具、直走到中国大地最末梢单元——那些空荡荡的村庄。导演菅浩栋在山西忻州的一个村子里长大，北漂九年，饱尝影视从业者的贫穷与困顿，三十多岁，离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很远。

2019年，爷爷离世，菅浩栋回到山西老家。老人生前对他的现状抱有遗憾，“没看到（孙子）成家”。在爷爷的葬礼上，他得知，在燕郊城中村里租的那间自建公寓遭遇清退，满屋家私都被扔了出来。这一现实经历构成了电影的开头：一位北漂青年梁哲因此踏上了失意的回家路。

一年前，《夜幕将至》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亮相，斩获了“费穆荣誉最佳影片”“迷影选择荣誉”“桐叶荣誉”三项荣誉。其中一篇授奖词写道：“《夜幕将至》以公路片的叙事方式，讲述了一个当代青年在还乡的一天路途上发生的故事，呈现出一个典型的北漂务工人员身处的具体困境。该片叙事简洁凝练，无废章、有闲笔，情绪收放有度，每个段落构思精巧。”

站上领奖台的青年导演言辞朴素，坦承拍片的艰难：因为筹不到款拍摄，一度借了网贷。平遥影展的最佳影片奖金100万，其中一半归导演。“奖金正好能够把我欠下的钱填平。”菅浩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你把它当作一个公路片也可以，你把它当作一个回乡故事也可以，你把它当作现在青年导演很擅长的‘写自己的生活’也可以……我在里面非常真切地看到了我们某一种共同的情绪的映照——我们的迷惘、我们的挫败、我们的不甘和小小的躁动……”在北京大学举行的首映式上，学者戴锦华评价，“我们可以把这部电影当作这样一面镜子。”

电影《夜幕将至》讲述了一位外出打工者的归乡旅途。（受访者供图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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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矿工决定拍电影

如果没有一次旁逸斜出的起念，菅浩栋如今的人生也许会和大多数同学朋友类似：拉煤车、去一线下井，或者干脆去打扫澡堂。在煤城，人的命运早与煤矿密切绑定。

在城市末梢的村庄，土地之下埋藏煤矿，黑色的煤炭兑换成人们的生计。菅浩栋说，一些小型的村庄挖到地面开裂，煤炭挖空后，村庄行将坍塌，村民们得到一笔钱去县城安家，自此移民。

菅浩栋并非影视专业出身。17岁时，从雁北煤校毕业的他拒绝父亲的就业建议，不愿去矿上做工，转而报考大同大学的采矿专科班。在学校里，他“不安分”地拍起电影。

为了积攒拍电影的启动资金，毕业后，菅浩栋在本省煤矿谋职，顺理成章地成为矿工。体力劳动者，流出的汗水换成直接的收入，“下一个井挣一个钱”。每刷卡下一次矿井，便能得到50元的基础下坑费。矿上帮缴五险一金，算国企，每月收入能有六千元。

他形容在地下世界穿行时的黑暗，和普通人坐车穿隧道无异。矿工们头上戴着头灯，只照亮眼前的一小片区域。矿井的巷道并不狭窄，三米挑高，无需躬身走过。但喧嚣充溢周身，割煤机举着“巨大的齿轮”朝前挺进。机器的轰鸣磨损了大多数人的听力，很多在矿上干了一辈子的人，带着煤肺病、衰弱的听力和眼疾返回家乡。

在嘈杂里，菅浩栋无暇顾及其他，只在巷道里走路时想一想地平线以上的事，比如自己筹划拍摄的独立电影《光盲》，剧本和人物的走向。那部电影的主角是一个名为菅广福的老人，年轻时在外地当盲人按摩师，年老返回村庄，发现房子已成危房。

这部电影是农村纪实题材，通过农村盲人的眼睛看农村的变化，菅浩栋说，同类题材，此前他知道的，只有娄烨的《推拿》。

他对现实议题保持关切，将同属山西籍的导演贾樟柯奉为前辈与偶像。他认可贾樟柯所说，“拍电影是接近自由的方式”，觉得无非是要把现实中不能说的抱怨，在电影里传达出来。

每次从矿里出来，煤渣顽固地盘踞在矿工们的脸颊和指缝里，有对象的青年工人借来女朋友的卸妆油，菅浩栋则每次用硬质毛巾狠狠搓去。眼皮里的煤渣最难清理，久而久之像长出了黑眼圈。老矿工们说着菅浩栋听不懂的各地方言，彼此间难以交流；同龄人忙着上网、抽烟、恋爱，菅浩栋目标明确，“只知道自己来这儿就是赚钱，然后离开去拍电影”。

在煤矿，一年多的汗水与时间，换成手头五万多人民币的储蓄，他得以逃离牢笼，将它们置换成银幕上的一百多分钟。离开煤矿一个月后，每天吐出的痰里还掺杂黑色物质。他说，拍电影是件体力活，如果当矿工是举起150公斤的杠铃，那做导演就是举100公斤。

2019年，爷爷离世，菅浩栋回到山西老家。他将这段现实经历改编为电影里的情节。（受访者供图 / 图）

拍摄第一部独立电影《光盲》时，团队并不专业，很多人还是在校学生，第一次参与电影拍摄。片场常有意外，比如拍了半天，录音员没录上声音，团队的工夫白费。演员也都是素人，来自亲戚或乡邻。父亲尽管对他做导演存有异议，但仍然帮忙联系。县里的领导穿越百里远的山路前来探望，被他晾在一旁。

《光盲》成片顺利，原本计划拍20天，只花了一半的时间。2015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菅浩栋说，自己一口气为《光盲》报了9个国内外的电影节，正在为可能参加国际影展做准备、办理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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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命凝固了，无法往前走”

2014年，菅浩栋曾经算过一次命，盲人算命师傅说，过了28岁，他的人生将会顺风顺水。

拍完独立电影《光盲》，他跑到北京做后期，自此成为北漂影视打工人。之后的五六年，他没能拍过任何一部电影，“写了好几个剧本在找投资，也没有找到”。居住地不断往城市外延搬迁：先住在朝阳的自建公寓，后来去了通州，最后安身在燕郊的城中村公寓里。那里租金低廉，一个月只需400元，因此聚居了不少打工者、做买卖的人。

刚到北京时，菅浩栋遇上网络大电影的繁荣，他在剧组给人做录音师，挑着杆看别人怎么拍。对工作谈不上喜欢，“为了糊口”。2018年，遇上影视行业整顿，2019年一整年，他只接到一个活，帮一部文艺电影拍摄剧组幕后花絮，拍两三个月，每月收入5000元。剩下的九个月空置，他把时间扔在剧本写作里。北漂以来，他的经济状况始终紧张，“只够吃饭交房租”。

算命师傅的预言没能兑换成现实。

《夜幕将至》剧照。（受访者供图 / 图）

三十多岁的关口，他对外界坦承人生陷入困境。他说，摆在面前的无非两条路。“一条让你继续回煤矿下井，一天上班下班加起来12个小时，没日没夜见不到太阳，冒着生命危险，像行尸走肉一样在那里清煤铲煤；一个是让你拍电影，做自己喜欢的事。一个在地底500米，一个在水平线，你愿意选择哪个？”菅浩栋说，从事电影行当，始终能给他一个心理上的依靠。

穷困是很多影视从业者的遭际，这同时也为他带来安慰。“大家都是这样，”他说，“搞影视行业都是这样。”

2020年，疫情暴发，低气压蔓延至影视领域。那年前半年，他被封锁在老家村子，陆续写了三个剧本，带着它们去电影节找创投，折戟而归。年底，“必须要拍这个片子”的想法变得强烈，他说，“对于一个导演来说，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拍电影。”

找不到钱就向朋友借，他甚至借了网贷。剧组班底很快搭建。出镜的人里，只有两个专业演员，其余都是菅浩栋的姥爷、表姐和姨等，因为之前多在菅浩栋的片子里出现，已经能熟练地面对镜头。幕后工作者通过组讯招募，除了各组别领头人相对专业，其余人都是没什么行业经验的年轻人。公路片，拍摄地点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室外。一些剧组人员受不了严寒艰苦的环境，不少志愿者、录音师、跟焦员中途走掉。

剧组的交通工具是六七辆车，没有专职的司机，“谁会开谁开”。有的车牌撞没了，有的卡进了排水沟里，有一次，剧组的箱车和当地的车发生了剐蹭，“当地的人又要找我们，觉得我们是一个大剧组，找我们要钱，发生了很多事。”菅浩栋回忆。

演员梁戟从小在山西长大，对煤城景观留有深刻印象：他童年时跟随父母，多数时间在矿上度过，每天放学，扒住拉煤车的一节后斗回家。对于他饰演的主人公梁哲，一个大龄北漂男青年一路上遭遇的审视，他有现实的体会。“我经常跟我父母讲，我的未来不想被婚姻、房子、车子这些东西捆绑，这些不是生命最重要的东西。”梁戟说。

拍摄《夜幕将至》时，他忘不掉的一个场面是被冻上的黄河，冰面并不平坦，连浪也被冻出形状。“其实黄河是一条生命之河，本来奔涌往前，但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冬天，它被冻住了，就像梁哲此时此刻的生活，被冰封，进入寒冬。好像一个生命凝固了，无法往前走。”梁戟对南方周末记者解读。

电影中，梁哲在辗转了大巴、中巴、拉煤车、私家车后，离家乡只剩一步之遥，父亲穿着丧服，骑摩托车载他回家。拍摄时，现场刮起一阵风，灰色的枯草滚成一团。梁戟视之为“天意”，他坐在菅浩栋父亲的摩托车后，拍了很长的一条镜头。梁戟觉得，影片实际是“顺着所有的交通工具，一点一点地往梁哲心里最深处的地方走去”。随着交通工具变化，《夜幕将至》不断深入生命最早的腹地，直面爷爷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