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的云

我与几位常联系的老同学，几乎不在同一城市，甚至不在同一时区、同一大洲，我们成为原子化社会里流动的一个个小点。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张宇欣 发自昆明

图/贝贝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2月初，我回到老家昆明。如果没有高原的阳光，十几度都算冷天。而太阳“烤”着的时候，整个人便会热烘烘起来。

在澳洲的高中好友贝贝给我发来微信：“自从去北京上大学，就从来没有在昆明过过完整的一年，每次回来都只能感受到一个季节的切片，就觉得，如果能待满一年那就太幸运了。”在家乡待一年，2023年，30岁的她竟真的做到了。我羡慕且佩服。

因上学、工作，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贝贝都很少有机会回家乡。每每被问起老家在哪，我们说，“云南。”“哇，云南好地方，”对方一般回。“对对，”我们附和。对方很可能又会问，“云南哪里？”我们又说，“昆明。”“昆明啊，好地方，四季如春！”对方一般这么接。“是的是的，”我们再次附和，“只是现在很少享受到。”寒暄结束。

上个春节，我带着未完成的工作提前回老家（和此时一样），见到了贝贝，她辞了在墨尔本的工作，一份非盈利机构的社工。

2022年的冬天，在长达三年的新冠疫情防疫政策转向之前，三年没能回国的贝贝决定裸辞，回家。见过了新冠病毒对人们身体的影响后，她希望在政策调整期、家人被感染时，至少自己能陪伴在旁。

“我们类似移民的身份，本来就缺乏家人支持的关系网络，再加上隔离，物理和心理上都处于极度孤立的状态，我好像活到现在第一次感觉到很深的孤独。在那样一个无常的状态下，就会渴望一些稍微确定的东西。在我的脑海里，（确定的）就是家乡，风景也好、人也好。”在回不了家的日子里，她错过了太多：最好朋友的婚礼；家里的一只狗狗离世。

压倒性的情绪在一次和奶奶打视频时溢出来，“我像在对着手机进行一些没有情感投入的交流，一句话都讲不出来了。这个状态有一点荒谬。我的工作是帮助有困境的家庭或个人处理事情，但我家人遇到同样困境的时候，我又没有办法去他们身边，我觉得这个顺序不太对。”

新冠疫情期间，作为社工，贝贝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加大，尽管她想尽办法给自己充电，“让自己继续保持正常的状态”，但是，“客户也很难，到了后期我觉得我被耗尽了。”她提前三个月知会工作的机构，然后辞职回国，在隔离大巴上度过了自己30岁的生日。

贝贝结束隔离的那一天，当地不再查红码，国家疫情防控政策大转向。贝贝成为全家第一个被感染的人；还好，她说，家人感染时，她好得差不多了。奶奶遇到紧急状况，叫救护车，前面排了九十多人。折腾许久，奶奶终于吸上氧气。过了两三周，奶奶精神好转。在焦心的同时，贝贝庆幸自己做了正确的决定。

▲贝贝新冠康复之后第一次出门，去喂了海鸥

到去年春节前，贝贝家人的病情已经稳定下来，我们一起在昆明的小馆子吃家乡菜，点了酸木瓜炒鸡、野花冰稀饭、板蓝根汤、水蕨菜等等（我的备忘录里竟还存有当时的菜单）。贝贝说起，她刚刚和几位好友完成爬山的短途旅行，“就是我在澳洲梦寐以求想要看到的连绵的山脉，那种光影参差，跟四川、贵州、福建的山都不一样。”

墨尔本是海滨城市，海边散步、海里游泳、海钓都是容易事，然而贝贝还是更喜欢山。“在云南，被山包裹着，自我消失了，融入了自然，我会觉得很安全、很自在；初到澳洲的时候，去海边，觉得人是被暴露在了自然里。”

春节过完，包括我在内的老同学匆匆回到各自的工作地，只有贝贝留在昆明。她说，“像我妈妈的发小，到现在她周末一起去玩的还是那四五个，同样一群人，一直都在昆明，甚至就在很近的几个区。但你看我们，大家都分散了。”

是这样的。我与几位常联系的老同学，几乎不在同一城市，甚至不在同一时区、同一大洲，我们成为原子化社会里流动的一个个小点。

2023年3月，贝贝来了一趟北京。我在工作之余与她去法国文化中心看过几次长片短片——看电影是我能长期保持稳定内核的方式。另一次，我们相约到月坛公园看花——贝贝到得早，我进公园时，看见她跷着二郎腿，正悠悠闲闲地坐在花坛边上看一本书。

我后来几次问贝贝，你在昆明都干什么呢？她罗列了一遍：

陪爸妈去了一趟普洱，爬山，看少数民族的寨子；

和退休的妈妈一起去了一趟景德镇，上陶瓷兴趣班；

和最好的朋友一起从早7点到晚7点环滇池骑行，过去的风景没有彻底消失，新晋的景点又很有新意，没有被工业流水线冲击的小餐馆做着原汁原味的农家菜，不是大城市连锁餐厅的味道；

借了一辆山地车，晚饭后天凉下来，随便找条路骑一两个小时，直行绿灯亮了就直行，左转灯亮了就向左。

▲贝贝和朋友一起环滇池骑行

“脑子里面关于故乡最珍视最喜欢的那一部分，好像被真的按摩到了。我觉得像是确认了一部分很重要的自我。”贝贝说。

贝贝还跟我解释，她回家这一年主要不是休息，是当“家庭社工”。“我是以更成熟的状态回家的。以前的我对于家庭中不合理的问题更多是消极反抗，这一次回去可以用更坚定的态度去直面这些问题，以更平等的身份参与到家庭事务当中。那句话不是说，个人的即政治的？”

在与我有3小时时差的墨尔本，贝贝隔着屏幕如是向我总结她过去这一年。两个多月前她回到澳洲，重新找工作。

和贝贝相比，我的这一年委实平平无奇：走钢丝似的勉强完成了工作量，去了几个电影节展，攒下了一百多张电影票根，仅此而已。而贝贝真正体验了一次gap year。

“我之前可能是一个还挺容易焦虑的人，就希望用这样一次机会去挑战。”贝贝说。

容易焦虑的是什么？我问。

“我想一下……不允许自己放松，不允许自己停下来，稍微跟别人的节奏不一样了，就好像没有在认真生活，或者说，以为生活似乎有唯一的答案。”

平日里我和贝贝时不时会在微信上交流。有时我发消息过去，游完泳再看手机，她也刚游完泳，传来一张露天泳池的照片，夕阳透过云朵照在水面上。

同为异乡人，我觉得贝贝适应得比我要好很多。虽然她目前是这样的处境——“又开始找工作，又是一个人，身边的朋友都买房了，我还是一个居无定所的人。”

有一天晚上她在海边看到了漂亮的鱼，给我发来视频。“但我现在逐渐开始享受这种不完全属于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完全属于某一种文化的游离的状态，没有被任何一种身份定义或者束缚，无依无靠又自由自在的感觉。”贝贝说。

有时她会给我发来她拍的照片、视频，环滇池、环草海的；和朋友滑滑板的；还有一次她去大坝散步（我们一般笼统称呼滇池附近一带为“大坝”），很多人唱歌，有中年人，也有年轻人，热闹得像演唱会。她推荐我没事也可以去。“有本书叫《逃避统治的艺术》，我就觉得我们云南人逃避得特别好。”贝贝说。我深以为然。

▲“野象通过”的路牌，贝贝说，“好云南，超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