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是毛泽东生活、工作和战斗过的地方。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欧阳湘介绍，毛泽东生前曾先后10余次来到广东，多次对广东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3次到广东

欧阳湘介绍，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曾3次到广东，生活和工作总计时间约1年半。在大革命中心和策源地广州，毛泽东实现从地方性领导人到全国性政治人物的角色转换。

第一次是1923年4月至7月，到广州出席中共三大。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在湘区的工作成绩受到充分肯定。他在国共合作、工农运动等问题上的意见，获与会多数代表认同。因此，毛泽东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中央局秘书，处理党中央的日常事务。

第二次是1924年1月至2月，到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此次在广州的活动，主要是参加与此相关的三次不同性质的会议。

毛泽东1924年1月到广州以后，第一项主要行程是参加中共党团会议。1924年1月17日，中共党团举行了全体会议，会议主要就中共党团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原则进行了研究。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表现了共产党人勇猛进取、踏实奋斗的革命精神，获代表们关注和认可，并获孙中山赏识，当选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毛泽东还出席了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在2月9日的一中全会第四次会议上，十项议案有四项由毛泽东提出，除第二案未成立外，其余三项分别交审查或中执委参考。

第三次是1925年9月中旬至1926年11月，除短暂到韶关调研外，他一直在广州从事革命活动。

欧阳湘介绍，此次毛泽东在广州的革命活动可分为紧密相关又相对独立的三个方面。

一是国共合作。毛泽东作为广州国民党中央的重要干部，并为国民党二大的召开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会后，毛泽东继续为维护国共合作、反击国民党右派而斗争。毛泽东对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起到了重要作用，毛泽东参与会议筹办工作，执笔为《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撰写了《发刊词》，负责宣言起草工作。

二是革命宣传。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他亲自主编《政治周报》，组织对西山会议派和戴季陶主义的反击。任内锐意整顿部务，使宣传工作走上正轨；注意宣传部组织系统的建立和健全工作，国民党二大后各方代表来广州甚多，毛泽东多方罗致，聘请各方人才分任干事，宣传部人才济济。

三是人才培养。例如在黄埔军校，毛泽东曾参加招生工作，后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期间，又曾应邀到校演讲。1926年2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开始筹备第六届农讲所。这一届的农讲所规模空前，共招收来自全国20个省区学员327人。办学上也独具特色，注重研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重视调查研究，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广州农讲所培养大批革命干部，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是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创举，在中共党史和干部教育史上也有重要地位。通过农讲所，毛泽东为培养农运干部，领导全国农民运动、推动北伐战争做了大量工作；同时树立“为农民说话做事”形象，并为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准备了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至少8次到广东

欧阳湘介绍，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毛泽东至少8次来广东，或主持会议、会见外宾，处理党政要务，或指阅文件、研读论著、撰述文章，或调查研究、体察社情、关注民生，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累计达半年之久。

第一次是1954年11月3日至24日。1954年11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齐聚广州，审议国家计划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党中央的主要负责同志，在首都北京之外的城市会聚，集中将近1个月的时间，系统审阅五年计划草案，这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多见。毛泽东还在会议间隙中重游了第六届农讲所旧址，参观了中山纪念堂、三元里抗英烈士纪念碑、广州苏维埃政府旧址等，并在越秀山游泳池游泳。

第二次是1955年12月，主要工作是重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为了批判某些错误思想和建议某些东西，毛泽东还为部分材料写了104条按语，共计4万多字，其中大部分都是12月份写就和修改的。毛泽东加写的按语，充分体现了他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

第三次是1956年5月3日至30日。此次行程恰值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发表之后，是为中共八大决策加快社会主义建设展开的经济工作调查工作之一，对于毛泽东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有重要意义。这一次毛泽东选择乘飞机，也是他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乘飞机外出视察。1956年广州之行，毛泽东下珠江游泳10余次，为实现“万里长江横渡”打下了基础。

第四至六次都是在1958年。1958年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北京中南海办公。这一年，也是毛泽东来广州次数最多的一年。1958年1月，开完南宁会议后，毛泽东到广州停留了2天，会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夫人，并亲切接见广东和广州的干部群众，观看文艺演出。4月，毛泽东在广州停留了将近半个月，到棠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进行视察，深入群众，体察民情。12月，他又在广州待了近半个月，与陈伯达、胡乔木一起修改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公报稿。

第七次是1960年1月27日至3月9日。期间，毛泽东主要完成了两项工作：一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读完第34章至第36章，以及结束语。在读书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思想和观点。二是审定《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收录从1925年12月到1949年9月各时期最主要的、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此次在广州期间，毛泽东还为中央起草了一些重要批语和指示，进行了一系列外事活动。

第八次是1961年2月13日至3月29日。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三南会议和中央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史称“广州会议”。会议取得两个重大成果：一是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农业六十条”，初步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左”倾错误；二是在全党重新掀起调查研究之风，一定程度恢复和发扬了实事求是传统。

毛泽东思想在广东萌芽、发展

“在广东，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深入探讨中国的基本国情，探索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并进行了理论著述活动，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环节。”欧阳湘介绍说。

毛泽东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期间撰写的论著，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为重要。后来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和《毛泽东著作选读》，这篇文章都是开卷篇。在穗期间，毛泽东还撰写了《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等。毛泽东这些论著，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毛泽东在广州，对事关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进行了睿智的理论思考，构成了毛泽东国情认识和农民问题学说的基本框架和思想渊源。

从实践的基础上看，在广州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农运政策、广州农民运动特别是农民讲习所对于推动全国农民运动，包括湖南农民运动具有重要影响。毛泽东通过参与筹办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广东省农民协会之机，比较完整掌握了广东革命运动现状、问题和发展趋向。这为他观察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准备了条件。

从理论形成过程来考察，广东经验对于毛泽东有着重大影响。1926年1月公开出版的《海丰农民运动》，集中体现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经验，在全国有极大影响。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广州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他的理论在广东接受了最初检验。他参与制定农运政策、深入思考农民问题，为后来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广东继续探索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他深入工厂农村和部队开展调查研究，在视察和参观活动中密切联系群众，了解人民的生产生活。他在广州作出了许多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决策，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他经常在这里听取南方各省区工作汇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指导性意见；他在广州主持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就事关全国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发展。在穗期间，毛泽东进行重要的理论著述，就事关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倡导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提倡调查研究。

【采写】南方+记者 尚黎阳

【通联】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

【联合出品】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