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71年，时值明朝隆庆五年，阳江、电白一带发生了一场严重倭患。

这一年，倭寇袭击阳江、电白沿海乡村，荼毒生灵，接着多个军事城池相继失陷，援兵惨败，死伤惨重，人心浮动，甚至阳江县乃至肇庆府高层动议将县城内迁至太平驿。

也正是自这一年始，阳江至高州、雷州一带的倭患，明朝军事文献将之定义为“严势日张”，在很大程度上触发了五年后即万历四年广东海防的重大调整——裁撤建成仅10年的雷州府海防同知管辖的乌兔水寨，在阳江设北津水寨，成为新的广东6大水寨之一，同时完善了阳江海防机构，增设较高级别海防军官坐镇，并派驻更高级别的参将统筹阳江电白一带的海防和陆路军事，实现了海陆一体防御战略。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视海防建设的朝代，自开国皇帝朱元璋晚期开始在阳江沿海建立海朗城、双鱼城等海防设施以来，终于到明朝中叶万历初，在阳江构筑起了一套极为完备的海防设施和体系，而许多海防设备惠及清朝，沿用数百年，至今保留了诸多遗迹，还有众多文韵墨客。

阳西县国家AAA景区——七贤书院（即忠勇祠），始建于明朝万历初年，以纪念明朝阳江抗倭牺牲勇士。阳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明前期海防初成

三卫所拱卫阳江

阳江古代海防建设在南北朝时已有记载，其重要职责是打击海盗。据《南史》萧劢（一作萧励）传记载，当时俚人不顺服朝廷，许多做了海盗。萧劢任广州刺史时对其征讨，所获物资除了奖励将士，还有很多剩余，其在任时连同海贸所得一年可数次向朝廷进奉。

当时阳江地属高凉郡（治在今江城区），是俚人聚居区，因为地理位置重要，在南朝梁中期约528年，朝廷接受萧劢的建议在阳江设高州，以强化边疆管理，尤其震慑岭南地区主体族群——俚人。

不过，俚人在后来成了高凉等沿海一带海贸极为重要的参与者和保卫者。许多俚人文化研究者认为，以冼氏为代表，积极参与到当时东南亚等地海贸中。南梁中期约535年高凉士族冯氏——高凉太守冯宝和俚人首领冼夫人联姻后，在动乱的南北朝到唐初长达百年时间里，确保了高凉乃至岭南上百年相对的稳定，期间深度参与到海南开发。

《南史*梁宗室》记载萧劢上表在高凉郡立高州。冯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梁时高州、高凉郡治均在今阳江。  

此后至元朝，阳江海防建设记载并不多，但和南北朝相似，以保护海贸为重要内容，且以驻兵或巡海为主。其中唐朝时，恩州（初州治在恩平后移至阳江）设有清海军，辖兵3000人，不过据《广东海防史》考证，当时广东海防重点在珠三角出海口，设屯门镇，以此为第一道防线。

北宋时，广东设“巡海水师营垒”等。根据《武经总要》记载，水师从广州出海口一直巡海到西沙群岛，从巡海路径看，水师必过阳江海域。另据《宋史*地理志六》记载，阳江县还设有四大军事设施：海口、海陵、博腊、逐训四砦（按：《宋史•职官志》载：“砦置于险扼控御去处，设砦官，招收土军，阅习武艺，以防盗贼。”），从位置来看，海陵寨应与海防有关，其他三寨不知其位置无法判断为海或陆防用。

此外，北宋时或在阳江设有保护海上商船安全的机构：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载在溽洲还设有“望舶巡检司”，不过，溽洲位置学界有争议，有说在海陵岛，也有说在今天江门台山市上下川岛。到南宋末年，即1279年，南宋小朝廷在崖山海战大败后，重臣张世杰还曾短暂屯兵阳江海陵岛及其海域，不过不久就溺亡于该海域，至今海陵岛有张世杰墓。

从元朝开始，来自日本的倭患日渐严重，元朝应对策略也更为积极：延续军事扩张策略，甚至两次征讨日本。

到明朝时，海防重要对象，已与宋以前保卫海贸目的有很大不同：“备倭”。朱元璋曾派遣官员与日本交涉失败后加快了海防建设。策略却比以往相对保守——防御为主，且更重视在陆地上建立海防设施，而非建水师。不过，阳江海防作为广东海防体系的一部分，与以往朝代相比得到质的变化：在明朝前期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的相对固定的运作体系，许多史料都有相关记载。

明朝初年创立的卫所军事制度，类似屯田制，将军事与农业结合，粮食由卫所自给自足。士兵则是世袭，一人参军，全家为军籍，如死亡则家里其他成年男丁需递补，士兵有两个任务，既干农活也练兵和打仗。

康熙二十七年《阳江县志》记载，海朗所、双鱼所均建于明朝洪武二十七年（1394）。

洪武期间，即朱元璋当政时在广东沿海要地设立了众多卫所，以加强海防。其中，洪武二十七年（1394），广东都指挥使花茂在阳江设立了海朗所、双鱼所，还分别建立了城池，其中海朗所城城墙周长580丈，高一丈四尺；双鱼所城略小，周长480丈，高一丈八尺。

两者均临海，海朗所城在当时的阳江县东南五十里，即今天阳江市阳东区大沟镇海头村委会；双鱼所城在阳江县西南一百五十里，即今阳江市阳西县上洋镇双鱼城村委会双鱼城村。几者形成“掎角之势”（民国《阳江志》语），守卫着阳江。

两卫所设有旗军。据万历八年（1579）修编的《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海朗城旗军284名；双鱼所旗军人数，《阳江志》则根据雍正《广东通志》载明朝时为277名。

道光《阳江县志》舆图，海朗所（右边红线内）和双鱼所（左边红线内）在阳江县城所在位置。

阳江两海防卫所建立后，各设一名备倭官，并采取会哨制度，每年汛期备倭官带领本所旗军根据信地的而驾船巡海。一年分春冬两汛，自清明前三日起至大暑前一日止，谓之“春汛”；自霜降前一日起至小寒前一日止，谓之“冬汛”。

阳江水兵组成不详，推测疍民是重要力量。据明黄佐《广东通志》载，至少在朱元璋当政时，广东沿海蛋户（即疍民）是其核心，尤其是居无定所或为海盗的蛋户。

此前，洪武元年（1368），明朝已在阳江县城设立阳江所，不过，阳江所隶属肇庆卫，非海防卫所功能，但所辖沿海建立的营堡或烽堠（即烽火台）事实上承担了海防功能。据嘉靖十四年（1535）《广东通志初稿》统计，当时阳江所所辖沿海的营堡和烽堠有18个，其中那苏烽堠、北津烽堠、那贡烽堠、丰头、平章、戙船澳等均在沿海。

此外，明正统十年（1442），还在海陵设有巡检司，《苍梧总督军门志》载设有巡检一员，徭编弓兵六十名。

这些军事设施和制度，为阳江在沿海构筑起了一道严密的防线：一旦有贼或倭寇从海上登陆，沿海烽堠立即启动报警，巡检司则可承担起巡逻和治安任务，城寨可有效防御进犯者，而卫所旗军则成为抵御进犯者的核心力量。

北津位于漠阳江出海口，明清时船从此入漠阳江水路可直达阳江县城。

倭寇袭击情势危

北津水寨雄出广东海防稳

然而，看似严密的海防线，随着时间的流逝阳江海防开始松弛，公元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根据2000年《阳江县志》，当时广东免调东莞乌艚船协守阳江，并撤各卫军官，极大削弱了阳江海防力量。

阳江海防松弛后，到明朝隆庆时，迎来大挑战，且战事频繁。历经明朝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官员的叶春及评论撤戎后，盗贼“如履堂皇，一陷海朗，再陷双鱼，三寇阳江”，正如其所言，自隆庆开始阳江形势日趋严重——

1568年，时隆庆二年四月，藤峒瑶民起义，海朗城被攻陷；两年后，倭寇攻陷了广海卫的新宁（今江门台山市），阳江告急，“知县王仲筑高阳江城墙五尺以防御”。

次年即1571年，闽人林道乾、诸良宝、许恩、郑大汉等流窜至阳江，占领了北津、海陵，接着倭寇袭击了阳江、电白一带，沿海乡村惨遭荼毒。200余名倭寇自阳江县双鱼登岸，后攻陷电白城，肇庆府丞郭文通率师赴援，驻兵阳江，遇倭于红花根（应在今阳西县上红花艮、下红花根一带），大败。当时阳江知县王仲、府丞郭文通曾建议迁县城往太平驿，不过未被通过。

这一年的倭寇侵犯及其战事影响非常大，《苍梧总督军门志》称之为高雷一带“严势日张”之年，此后，阳江形势更加危急。

1572年，正月，倭寇扰阳江，二月，又攻陷电白军事设施神电卫，阳江又告急。

1573年，此时已是万历元年，四月时，  林乾道、诸良宝再犯阳江，入江城，西门外民房焚毁殆尽。次年，双鱼所被倭寇攻陷……

海朗城遗址，明朝中叶这里曾发生过战事，城池被攻陷。

实际上，海防松弛很大程度上源于明中期卫所制的衰落，卫所的许多军士不愿服兵役，逃兵、冒名顶替等现象日益普遍。民国《阳江志》引用《庄志》记载海朗所的一个案例非常典型：按规定，海朗所每年需调200名军卒到两广总督府梧州操练，嘉靖十年（1531），该所首领正千户张宏申请免调遣，上面虽然同意了，但张宏却因此获罪。为何申请免调？因为当时一入卫所军职，全家终身军籍，很难有上升空间，而且不仅要操练、打仗还得种地自己养活自己，因此“军甚苦之，逃亡者众”。

面对海盗侵犯和倭患，阳江防御力量弱，还应与阳江驻军隶属多个体系，以及当时广东防御主次有很大关系。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刻印的《筹海图编》记载，广东海防中前期分为东、中、西三路，东路为惠州、潮州府，中路为广州府，西路为高州、雷州、廉州府。

在此体系中，阳江海防地位并不高，被分属中、西两路：海朗所隶属广海卫，广海卫属中路广州府；双鱼所隶属神电卫，神电卫属西路。当时的阳江所又属肇庆卫，肇庆卫不属于上述三路，功能上都非海防。也就是说阳江三所分属不同指挥架构，战时并不利于指挥。

到了明中期，倭患日益严重，但据《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1571年之前，广东倭患主要在东路的潮惠一带，中路以西，及西路的防御较弱。

此前，面对倭患，广东海防在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进行过重大调整，设置了六大水寨，把海防第一道防线从原来沿海岸向前推进到海上，但此时阳江海防地位仍不高，属白鸽门水寨巡防信地。隆庆六年（1572），还设有东西路巡海参将二员，以西路巡海参将一员，恩阳守备一员，驻防阳江增强防倭。

万历初两广总督凌云翼在《酌时宜定职掌，以便责成以重海防疏》中，也认为阳江及西沿海防守并不严，仍远远比不过东路，也是频遭倭寇冲破防线的重要原因。

万历八年（1579）修编《苍梧总督军门志》记载当时广东有6大水寨，位于阳江的北津是其中之一。

终于在万历四年（1576），阳江海防迎来了彻底改变，而且在广东海防中地位非常高。当时两广总督凌云翼向朝廷上书建议将“西路巡海参将改为海防，于此增设一水寨，名曰北津寨”，很快得到批复，并裁撤了乌兔水寨，新设北津寨成为新的广东6大水寨之一，驻防海陵澳。北津寨士兵、船只数量也是除南头水寨之外最多的：兵额2277人，拥有乌艚、横江白艚、玄钟、哨马、叭喇唬等大小船只74艘。

设北津水寨后，阳江海域完全结束了此前分属东西两路的局面：此时，广海卫以西、神电卫以东海域划归北津寨，巡防范围东至今天上下川岛的三洲山起，下至今天湛江吴川赤水港止，海岸线绵延五六百公里。

当时，还对原有城防设施进行了提升，其中海朗所城增高了三尺。10年后，即1586年，又重修北津城，并开凿水道将城内外贯通，与水寨互为依托。该城在今天阳江市阳东区雅韶镇北津村。

同时，针对此前海防机构级别低，陆海军互不统辖等机制问题，两广总督完善了阳江海防机构，增设较高级别海防军官坐镇阳江：万历三年（1576），阳江设海防同知，相当于正五品，以便于与同级别但分属不同指挥体系的海朗、双鱼两所沟通；万历四年，又改西路巡海参将为阳电海防参将，级别更高。次年，阳电海防参将兼管陆路，加强了阳江海防和陆路军事协作，从而实现了指挥体系的海陆一体化。

从海防设施、机构及机制的全方位调整后，阳江海防体系已日益完善，此后，自万历中期到明朝灭亡，在阳江各县志中再未见海盗或倭寇侵占阳江的相关记载。

阳西县七贤书院（忠勇祠）一角。阳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英雄喋血阳西双鱼

建忠勇祠至今纪念

万历四年之后，阳江倭寇迅速减少，也应与两年前在今阳西双鱼到儒洞一带的一场抗倭大胜仗有很大关联，该战涌现了许多抗倭勇士，喋血沙场，至今受到当地人纪念。

这场大战是在万历二年（1574）冬，《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十一用了477字的较大篇幅详细叙述了该场大战事前布局、战争经过，以及余波——

双鱼所城远离其他军事驻地，属于“临海孤城”，援兵少，而城池的军士羸弱，见到倭寇聚集在城下，立即人心惶惶，阵脚自乱，城池很快被占领。

两广总督殷正茂震怒，要求总兵等官戴罪征讨，并调三路大军围剿：一路由总兵张元勋、监军副使赵可怀自新会出发；一路由岭西守巡参政刘志伊、佥事石磐自肇庆出发；一路由参将梁守愚阳江出发。

各路兵马会攻倭寇，领兵者已料定倭寇会败退，且海上无船，必从陆路逃窜，于是在今阳西的儒洞设伏兵，以逸待劳。果不其然，倭寇败走儒洞，被伏军夹击，一战于蓝水，再战于施村（康熙二十年<1681>《阳江县志》记载推测应在今阳西上洋镇双鱼城30里处。蓝水地名县志未载，但根据战争描述，也应在今双鱼城附近），所向披靡，共擒斩倭寇812名，夺回被俘男女61人以及马匹等物资无数。一部分倭寇逃跑丛林中，也被官兵分道剿灭。

接着又有100余名倭寇，自外海由白额港（应为阳江县志中记载的北额港，即今天阳西沙扒港）登陆后屯聚旺夫、坪石等山（旺夫山应为望夫山，在今阳西县新圩镇北5公里），官军日夜围攻，敌将溃败部分突围出来后，夺船顺流东下，官兵用大炮把船击沉，倭寇溺死、被生擒和斩杀共26名，余者逃入阳江康洲鸢步岭，后陆续被“荡平”。

《苍梧总督军门志》用了477字的较大篇幅，详细记载了万历二年（1574）冬载双鱼城附近抗倭大战的起因、谋划布局、战争经过。

《苍梧总督军门志》用了477字的较大篇幅，详细记载了万历二年（1574）冬载双鱼城附近抗倭大战的起因、谋划布局、战争经过。

此战极大震慑住了海盗与倭寇，此后史料中阳江再无如此大战记载。此战还涌现了把总葛子明等许多抗倭勇士。民国《阳江志》记载，葛子明是浙江金华人，此次大战中，他冲锋陷阵，手刃三名倭寇，但左臂也被砍伤，几乎断裂，仍大呼鼓励众将士奋勇杀敌，后与葛文光、金高龙、娄子和、娄安邦等十余人战死沙场。

此战的3年前，即1571年，时值明朝隆庆五年阳江、电白一带发生的那场严重倭患中，当时总兵张元勋与倭寇大战于儒洞、电白之间，官兵死伤更为惨重，把总娄龙、麦胜等37人血洒疆场。

为纪念娄龙、葛子明等抗倭牺牲勇士，当地人在万历三年（1575）修建了忠勇祠，得到了阳江、电白两地人的祭奠。忠勇祠建成后，电白知县王许之写下《忠勇祠记》，称“尽心报国曰忠，捐躲躯殉国曰勇”。后祠堂废弃，到清乾隆年间又重建，统称为七贤书院。

七贤书院分前、后二院，前院奉祀唐宋时发配岭南的李德裕、赵鼎、胡诠、苏轼、苏辙、秦观等七贤，后院为忠勇祠。

该书院至今保存较好，在今阳江市阳西县织篢镇太平村，阳西县博物馆也位于书院。书院坐北朝南，三进院落，左右设两廊、厢房，为四合院砖木结构祠堂建筑，厅堂建筑为硬山顶，基本保留着清式建筑风格，去年书院升级为国家AAA级景区，而明代抗倭牺牲勇士的故事和精神至今相传并感染着人们。

阳西县七贤书院（忠勇祠）一角。阳西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提供 

三大卫所城惠清朝

“双鱼”成阳江县政治副中心长达81年

明朝建立的许多海防设施尤其是卫所城池，并未随着明朝的灭亡而废弃。事实上，这些设施在清朝发挥了重要作用，军屯制也得以延续到清朝雍正时期。而且，在雍正二年（1724）四月，阳江、双鱼、海朗三守御所统一划到归县管，八年（1730）阳江第八屯及双鱼、海朗屯也归县管，改变了明朝分属不同指挥体系格局。

明朝在阳江建立的三个海防城池中，海朗城是清朝最早被废的。现存最早的《阳江县志》是康熙二十年（1681），其舆图明确标注“海朗城，今废”，被废未说明原因。阳江文史学者陈计会研究认为，与海朗城临近的北津城崛起有很大关联，同时受到清康熙前期的两件大事影响：十四年（1675）吴三桂部将马雄反清，突袭阳江，踞城自设县官，以及十六年（1677）的疍民石贵毁北津城，应当波及到近在咫尺的海朗城。不过，海朗城废，其三守御所编制和屯田仍在，到雍正末年才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清初沿海全图》中的阳江海图，翻拍自《广东省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

北津城和双鱼城则在整个清朝发挥着重要作用。

北津城靠近漠阳江唯一出海口北津，北津也是海上贸易重要航道，因此北津城军事作用日益重要，还曾设城垛、炮台等设施。不过，北津城多经磨难，屡毁屡建。康熙元年（1662年）、三年两次“迁海”，北津城被拆城墙、房屋，军队也撤离，到康熙十年（1671）知县孙廷铎重新修复北津城。仅过了6年，海盗石贵又毁北津城，夺去大炮。康熙十八年（1679）岭西兵巡道韩作栋行部至阳江，再次修复北津城，并增设城垛、炮台。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府张纯贤复于北津炮台前添设月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又重修，终在清末民初才被废。

双鱼城在清朝时的军事作用有所减弱，行政职能却有较大提高，最重要标志是雍正年间裁撤双鱼所，增一名县丞，常驻双鱼城办公。县丞地位仅次于当时县最高行政长官知县，也就是说双鱼城地位仅次于阳江县城，相当于县政治副中心。陈计会考证，这里全盛时期人口达三万之众，如今规模远少，却仍然人丁兴旺，有双鱼城村。直到嘉庆十六年（1811）阳江县丞才撤回阳江县城，至此，双鱼城作为县政治副中心，前后共81年。这期间，双鱼城仍驻扎有军队——绿营兵春江协标右营守备。

道光《阳江县志》记载，在1811年广东设水师提督后，下辖水师阳江镇移驻阳江，在双鱼城设有分防，“千总一员，外委把总一员，步守兵二十五名”。1888年阳江镇移到北海，此后双鱼城是否有驻兵不详，何时所废，也未见记载。

清晚期阳江海防地位再升

参与“穿鼻海战”，败退英舰

除利用明朝海防设施外，阳江海防在清朝时海防特征和明朝仍然极为相似，也分前后两个时间段。其中，前期虽设有绿营兵水师，沿海巡哨，在沿海建设炮台、碉楼等大量海防设施，但仍然相对保守，以沿海的陆地防御为主。整体上，阳江和广东海防一样，前主要防台湾郑氏，后“防贼”与“防夷”。

防台湾郑氏，主要是在顺治到康熙初年，沿海地区实行了“海禁”和两次“迁界”，当时阳江内迁50里，沿海迁移户1150丁口，撤陆庐毁田。其海防政策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清初学者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地语》中记载了广东迁界的惨状：

迁界令下达要求三天内要破坏界内建筑设施、迁走人口。于是人们仓皇奔逃，露宿野外，死亡人数上十万。当时人们以为很快能回家，结果遥遥无期，以致父子夫妻相弃，为了生计，卖儿卖女换钱财和粮食，仅“斗粟一儿，百钱一女”，年轻男子为此只能当兵，老弱者无家可归，甚至有的全家饮毒或投河自尽，于是“八郡之民，死者又以数十万计”。迁界后的大界“东起大虎门，西迄防城（今广西防)，地方三千余里”。

此外，清朝在沿海大量增设炮台。民国《阳江志》记载，炮台和碉楼有11处，其中除北津炮台、海朗炮台、双鱼炮台是明朝中后期修建外，其他大部分都在中前期修建，从西往东沿海顺序分别是：北额炮台、北额新炮台（两者应在今阳西县沙扒港沿岸）、双鱼炮台、闸坡澳新炮台、戙船澳炮台、丰头炮台、塘口炮台、北津炮台、石觉炮台、海朗炮台、大澳观音山碉楼。

戙船澳炮台遗址平面图，位于闸坡渔港西北炮台山山顶（图来自《沉舟格物——广东海陵戙船澳炮台2020—2021年考古调查》）。

直到1811年开始，清朝才重视广东水师建设，阳江在清朝海防地位逐步提高。当时，广东设水师提督，设阳江镇专管水师，并移驻阳江。阳江镇设标额左右二营，又统辖广海、吴川、硇洲、东山四营，广海在今天江门新会、台山，吴川、硇洲、东山均在今湛江。其管辖海域范围和明朝设立北津水寨时的几乎一致，不过其阳江镇的总兵为正二品，级别高于明朝阳电海防参将。

设阳江镇28年后，阳江水师参与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知名“穿鼻海战”。民国《阳江志》记载，道光十九年（1839）九月，阳江镇左标营战船——一号米艇奉调至虎门防堵，二十八日在穿鼻洋（广州虎门口外）会击英船，米艇被撞沉，不过该战击伤英舰一艘，致使英军败退。

清朝时，阳江并未像明朝中期一样，遭倭寇侵略，反而是“内战”频繁，而阳江镇设立后，对清朝在阳江乃至粤西地区的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民国《阳江志》记载，当时粤西有天地会、红巾会党起义，还有海贼、客匪、土贼、山贼，大小战争持续到清末。至1888年阳江镇移驻北海之前，该镇官兵都参与了各个战事中。

频繁战乱，致使清政府调整了阳江的行政划分，这也是与明朝海防的最大不同。在清同治六年（1867年），阳江县升格为阳江直隶州，领阳春县、开平县、恩平县，虽然三年之后又改为了直隶厅，三县重归肇庆府管辖，但官员级别仍很高，直隶厅同知为从五品，次于州、高于县，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阳江直隶厅又升格为直隶州，领阳春县、恩平县。

晚清为何设置直隶州或直隶厅？王泉伟在《清代沿海诸厅与海疆管理研究》中认为，“沿海厅制中的‘海洋性’特征是非常突出”，通过提升地位，加强边疆地区管理，不过阳江设厅“与广东土客家冲突有关”。

阳江当时也是土客冲突集中地区之一，客家人组成的军事团体还与阳江驻扎官兵长期作战。民国《阳江志》写做“客匪”，2000年《阳江县志》则称之为“客家军”，其与官兵战争贯穿了咸丰当政的十一年，直到同治五年，共长达16年。

海朗城遗址在今阳东区雅韶镇海朗山，山上有石刻，刻有“镇”“海”“山”三字（图由三张图拼接而成）。

600年海防遗址

文韵留香知多少

明朝距今已相隔数百年，其在阳江建立的许多海防设施至今存有遗迹，海朗、双鱼两海防城池历经600多年风霜，北津城修建也超450年。如果不是当地文化工作者的带领和指引，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茂密的草丛、树林或大山中发现它们的痕迹。

海朗城城墙遗址在阳东县大沟镇海头村委会新屋村东北方400米的镇海山上，这里人烟稀少，附近有西部沿海高速、丹东线（国道228）穿过。上山需扒开快齐人高的茂密草丛，脚下则有许多厚厚的蕨类植被，踩在上面软软的。快到山顶，才在密林里发现了三座很特别的巨石，上刻有“镇”“海”“山”三字，石刻时间不详。在山顶有近一米左右宽的山脊线，大部分地方只有一层薄薄的植被，一些地方则仅覆盖一层干瘪的树叶，扒开树叶，下面无一点泥土，全是细小石子构成。

双鱼城古城墙遗址上长满了高大茂密的相思树。

双鱼城则有双鱼城村，村内大多是三层楼高的砖房，外立面均呈黄色。城墙遗址在村北面，超过3米高，城墙已被植被覆盖，城墙遗址上有数不清的相思树，高大茂盛。相思树寓意非常美好，梁启超在《台湾竹枝词》有“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的诗句，虽然双鱼城没有美丽故事传说，不过回想数百年前明朝军士驻扎孤城，一定有相思寄托吧。

遗址南面有村道路，北面则是肥沃的田野。在城墙遗址东面，有一个缺口，城墙露出部分能看到许多大型土砖。这里有一条从村里通向田野的水泥道路，开车数公里可到阳江知名的海防古道。与前两遗址不同的是，卫星地图上能清晰看到双鱼城城墙轮廓。

虽然历经600年，但卫星图仍能清晰看到双鱼所城墙轮廓（红线标记内）。 

双鱼城村西北门出口城墙遗址上能清晰看到城砖。

北津城址已毁，根据广东省文物局编《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调查，该城只存东面有一道以山为墙的城墙，外面灰沙，西南角现存一段城墙，石灰夯土外包砖石。

炮台类仅存有大澳观音山碉楼、大澳炮台、戙船澳炮台遗址。其中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的戙船澳炮台，2020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曾对其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并编撰成书《沉舟格物——广东海陵戙船澳炮台2020—2021年考古调查》，炮台数百年，从此书中能一览历史的沧桑。

陈计会考证，在明清长达数百年历史上，许多文人墨客曾在北津、双鱼、海朗等地驻扎，或路过此，咏有许多优秀诗句。

明戏曲家汤显祖被贬广东徐闻典史，当船过双鱼城附近海域时，他眺望双鱼城和望夫山，写下《阳江望夫石》一诗，其中有云“昨夜双鱼何处去，戙船多在海陵山。”

明南京右都督、有儒将之风的张可大曾驻守双鱼城时写有很多不错诗句，当时双鱼城属电白神电卫管，因此将其所写诗命名为《电白集》，其诗清新旷达，颇见军人戍边寂寞和情怀。陈计会《双鱼城风云》中录有其诗十多首，均与双鱼和阳江有关。

其驻守双鱼城时应在万历后期，当时粤西海上初靖，只有日常的巡守事务，其在《刘日龙访予阳江（二首）》等诗颇有清新淡雅，“潮声撼城廓，山色入庭除”，夜晚涛声入梦，胡笳喑哑，自有一番情致。

诗人奉命从双鱼城调防浙江舟山时，又写有离别之作《留别阳电诸友》：“河上正徘徊，悲风万里来。提携双匕首，斟酌几金罍。七子名空在，千秋业未开。吾生非鹿豕，珍重故人哉。”抒发了作者志向未酬，功业未成，壮怀激烈之情，虽然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奔走，但自己也非猪鹿，心中依然珍重故人的情谊。

杜臻《北津》一诗在其《经纬堂诗集》。陈计会提供

北津则更有韵味。“北津潮汐”是清代知名的阳江八景之一，不过其应当在明中叶时已知名，明朝援辽总兵陈策在万历前期任恩阳守备时，就写过《北津潮汐》一诗，其中“鼍江边接大荒潮，万派声归午夜消。日下扶桑烟淡淡，月中银汉影摇摇。”描写的是北津港日落月升的景色。

北津还留有清初两大名人在此和诗故事。清康熙二十三年，开放海禁，工部尚书杜臻巡视粤闽沿海边界，到阳江海域时写有《北津》一诗，时任两广总督吴兴祚也和诗一首《北津寨步杜大司空韵》，该诗最后两句“邻封何处近，咫尺是阳春”颇有意思，陈计会评价看似凑韵，实一语双关，表面指“阳春县”，暗指春天到来。

文人墨客或历史重要人物在这些地方的痕迹，还有留下的诗句，和这些城池遗址一道，成为阳江历史文化和人文景观中不可或缺重要组成部分，也值得阳江人持续挖掘。

备注：

本文除引用古代文献外，还参考了如下海防研究成果：

1.阳江文化学者陈计会关于阳江海防的研究成果：《风烟望北津》《风雨沧桑海朗城》《双鱼城风云》）

2.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研究馆员 暨远志 《明代广东海防遗存研究》

东莞鸦片战争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 张建雄《清代前期及两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广东海防》

以上两篇研究均出自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广东省文物局编的《广东明清海防遗存调查与研究》

【策划】曾超群 杨世华 赵强

【统筹】陈步上

【采写】陈步上

【图片】陈步上 署名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