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王玉海
珠江潮涌,岭南春早!
1月30日,珠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开幕,珠海市市长黄志豪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透露,2023年珠海规上工业总产值历史性地迈过6000亿元大关,工业经济正扛起这座珠江口西岸核心城市的发展大梁。
这是珠海经济特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事件。珠海向未来敞开怀抱,明确将与港澳强化联动、与兄弟城市深化合作、与广大企业携手共进,向陆地拓空间、向海洋拓空间、向天空拓空间,加快把珠海建设成为创新企业集聚的“产业森林”、各类人才集聚的“美好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珠海实践拓展“陆海空”广阔空间。
目标鼓舞人心,号角已经吹响,这是珠海打造未来技术的策源地、未来产业的集聚地和未来城市的样板地的实践蓝图。
面向未来的城市宣言,呼唤珠海这样的改革先锋,向陆地、向海洋、向天空创出无限的空间。
机遇难得未来可期
珠海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发布实施5周年。
珠海面临着两大形势:一是区域战略形势,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下,珠海处在联系粤东粤西、协同珠江东西两岸的转换轴心,广东需要珠海成为引领发展的又一重要引擎;二是新的时代发展形势,珠海拥有粤港澳大湾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现代化国际化经济特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四区叠加”的优势,随着“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的落地实施,和即将实施的“粤车南下”,湾区任督二脉已被打通,珠海将迎来历史性机遇。
这为珠海提供了千载难逢的三大机遇。
一是珠海定位为“协同港澳、联通全国、直达国际”的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随着港珠澳大桥联通鹤港高速再延伸到黄茅海通道,珠海在省域范围的区域协调中将扮演重要角色。
二是珠海作为内地唯一与港澳同时陆桥相连的城市,为香港和澳门拓展内部腹地提供转圜的余地和张力。
三是珠海将真正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在打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服务“一带一路”、构建全面开放新格局上的战略地位更加重要。
在这样的形势下,可以说,2024年珠海经济增长目标确定为6%是完全可期待的。再充分考虑一些不利影响和超预期因素干扰,随着疫情后2023年的有效恢复,珠海经济增长潜能将进一步释放,珠海经济增速是可以达到甚至超过6%。
宏观架构已经成形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粤港澳大湾区宏观布局已落子成形,四梁八柱已搭建,珠海成为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核心城市,将来会承担起承转合的轴心作用。
《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发展规划》明确,要打造以珠海为核心,以中山、江门、阳江为发展极,构建“一核三极、两圈四轴”的都市圈总体发展格局。一条以珠海为中心枢纽,港珠澳大桥为轴,覆盖全国、服务全球的“湾区西走廊”正在加速崛起。
珠海正以珠江西岸都市圈核心城市之势,搭建起“东西双城”骨骼,大城市的空间格局正在打开。
我们看到,《珠海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将构建“2035双城架构空间格局”,具体为“一主一副,一特一优,若干组团”城镇空间结构,“工业西进、城市西拓”。
如今,航空新城已成为珠海西部的城市封面,滨海商务区、湖心新城、平沙新城等西部片区正在加深产城融合。跨越城市东西板块的一座座大桥跨江越海,连接港珠澳大桥的全程高速贯穿珠海城市东西,轨道交通也已延伸至西区,“轨道上的大珠海”呼之欲出。
全市9大产业园区,地处西区的金湾、斗门就占了6个,整个西部地区常住人口体量也达到了“百万级别”。
同样的逻辑,依托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珠海成了跨越珠江口两岸、连通粤东粤西的枢纽轴心。
此次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抢抓深中通道、黄茅海大桥建成通车机遇,加快推动深珠通道前期研究工作,推进南珠(中)城际香山至拱北段建设,促进珠西都市圈与广州、深圳两大都市圈联动合作。
通过一系列向珠江东岸延展的重点交通工程,与“湾区西走廊”的黄茅海大桥串联成线,将打通珠江两岸交通脉络,畅通物流、资金流、产业流。
可以预见,这些重大交通工程举措,将进一步夯实珠海承东启西、联动港澳、辐射粤西的枢纽地位,并由“交通枢纽”升级为“经济枢纽”。
科创更新不断迭代
珠海的科技创新引人关注。
据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科技创新发展报告(2022)》,全国288个城市中,珠海科技创新总指数为0.3036,位列全国14位;在地级市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排名中,珠海连续三年位列第二,仅次于苏州市。2023上半年,珠海高新技术企业总数达2308家,高新技术企业规上工业增加值占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到71.2%。
如果说蓝天碧海青山如黛是珠海的自然底色,那么科技创新就是浓墨重彩的人文亮色。这集中反映在持续迭代更新的鼓励创新的政策措施上。
20世纪90年代初,珠海在全国首开“科技重奖”的先河。1999年,珠海审议通过《珠海市技术成果入股与提成条例》,在全国率先以地方性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了科学技术成果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入股。2020年,珠海出台《珠海市珠港澳科技创新合作项目管理办法》,成为全国首个从市级层面支持港澳科技创新合作的政策。
尤其是2011年1月1日起实施的《珠海经济特区科技创新促进条例》,更具有综合性和迭代性。这是珠海第一部促进科技创新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10年2次修改,由1.0到3.0版本。不断完善不断更新,成为科技创新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法规。《条例》用好用足经济特区立法权,以科技创新全链条为主线,开创了多个“全国率先”,彰显了特区科技创新生态路径的探索与迭代。
珠海已形成良好的科技创新生态。
一是创新主体蓬勃发展,此次珠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披露,珠海在2023年一年内就推动了1272家企业参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增长28.6%,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1家、超过前4批次累计总和。
二是R&D(研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不断上升,珠海R&D经费占全市GDP比重从2010年的1.7%持续增长。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118亿元、增长3.8%,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147.7件、居全省第二。
三是创新人才不断聚集。全市人才总量突破90万人,培育珠海首个中国工程院院士,10人入选国家级重大人才工程,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校区等研发能力强的高校汇聚于此,为珠海高质量发展注入原始创新能力。
四是创新平台初具规模。通过“珠海英才计划”,累计选拔高层次人才952名,产业青年优秀人才1926名,入选各级创新创业团队184个,累计创建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创新实践基地120家。
产业蝶变奠定底气
珠海经济特区建立初期,就坚持生态立市,选择“以高新技术及高附加值产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摒弃粗放式的工业发展模式,严格限制低附加值、高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进驻,把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企业作为重点。
如今在产业转型的大趋势下,珠海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绿色环保新兴产业的坚守,显示出其前瞻性和发展的空间,迎来了产业蝶变的契机。
在科技创新动力的驱动下,新兴的产业力量正强势崛起,推进和形成珠海产业集群下的“产业森林”。
先看一组数据:2023年,珠海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6000亿元、增长5.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工业投资增长3.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6.8%、工业技改投资增长10.8%。
再细察,工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2022年的30.1%提升至2023年的35.8%,工业投资实现近十五年来首次超过房地产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支撑。
比较既往,珠海的城市发展曾经一度高度依赖房地产,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近年来珠海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卓有成效。
珠海此次宣誓,要向陆地拓空间、向海洋拓空间、向天空拓空间,加快把珠海建设成为创新企业集聚的“产业森林”、各类人才集聚的“美好家园”,为中国式现代化珠海实践拓展“陆海空”广阔空间。
在促进产业集群“产业森林”的形成过程中,珠海从“小而美”“小而精”向“大而强”“大而优”的产业集群转型跨越。
从“选好苗子种工厂”,到“搭建平台”推动产业园区提质升级,再到集聚资源优势培育“产业森林”,产业向“新”而行,科技向“产”进发。发展的逻辑是由当初“点”上的项目,成长为“产业链”上的企业,再进一步向“面”上的产业集群蝶变演进。
不久前,中共珠海市委九届六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向“未来技术的策源地、未来产业的集聚地和未来城市的样板地”目标奋进。
其根本是要实现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这是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的迫切需要,也是推动珠海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2024年及以后,要在如下几个方面重点发力。
一是整合科技创新资源。集成共享高端科技创新资源,优化科技创新资源服务体系。借鉴上海、深圳等市的成功经验做法,充分利用智能化、信息化技术手段,建立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开放共享的专门平台,最终整合建设成为“一网通办、一站服务”的珠海市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专门平台。
二是瞄准关键产业领域。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围绕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企业—技术先进服务企业—高成长创新型(独角兽)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发展全链条,部署科技创新资源,瞄准颠覆性技术领域和新兴支柱产业领域,有重点地培养和发展一批具有创新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
三是促进产业变革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如今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珠海要把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未来产业谋篇布局贯通起来,推动未来技术产业化、现有产业未来化,以科技创新促产业变革,构建以新质生产力为战略支撑、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建设“云上智城”、打造“天空之城”,强化产业链关键环节和关键供应链布局,挺起珠海现代化建设的产业脊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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