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著名学者黄伟宗，时长共1分22秒)

黄伟宗独家专访：“天生我材必有用”

1月21日凌晨，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中山大学教授黄伟宗先生在穗逝世。多年来，他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和文化学术上都有广泛建树和影响，曾发表个人专著近30部，担任总主编的书系20余个、160多部。特别是作为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他率先开拓珠江文化学术领域，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黄伟宗生前留影。

离世前不久，他接受南方日报、南方+记者独家专访，参与了“文艺名家口述史”项目，该书近期将由南方日报出版社出版。在此次长篇专访中，黄伟宗先生详细回顾了自己从艺60多年来的心路历程，重申了“不做空头学问”“从文学透视文化，以文化观照文学”等治学理念。以下是其中精华片段，以飨读者。

为参加高考，曾两个月内自学高中三年课程

南方+：您是如何走上文学文化研究这条道路的？

黄伟宗：我祖籍广东肇庆，出生在广西贺州一个医药和书香世家。父亲在从医之余，在家族开设了家塾，以讲授《古文评注》为主，兼授唐诗、宋词。他的书房取名为“养真轩”，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然后是背诵经典。这可以说是我的文学启蒙。

黄伟宗在部队时留影。

20世纪50年代初，我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报名参军。部队的革命教育和训练，锻炼了我的意志、品质，使我养成了优良的作风，也增长了我的见识。这段时间，我不仅热爱阅读文学作品，而且发现自己对作家谈创作的书籍和文章尤其感兴趣，如茅盾的《创作的准备》、艾芜的《文学手册》、艾青的《诗论》、巴人的《文学论稿》、萧殷的《与习作者谈写作》等。

1955年夏，我从部队转业复员之后，决定继续读书深造。当时距离公布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7月7日）只有三个月了，我每天抓紧一切机会看书、学习、做笔记，连吃饭睡觉时也默念功课，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地步，用两个月的时间自学完了高中三年全部课本。高考结束后，我接到了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在中大读书期间，我开始发表文章，由此开启文学生涯。

黄伟宗在中山大学读书期间留影。

南方+： 您早期是从事编辑和文艺理论批评工作的，这段经历对您日后的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黄伟宗：1959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羊城晚报》《花地》文艺副刊担任责编。《花地》见证了许多重大文艺事件和文坛风云，广东乃至全国许多名家名作，都是在这里首发或者连载的：欧阳山的《三家巷》、吴有恒的《山乡风云录》、陈残云的《香飘四季》、秦牧的《愤怒的海》 ……陈残云的《香飘四季》发表后十分轰动，小说初版就印了十数万册，仍然供不应求，这放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还有1961年，围绕长篇小说《金沙洲》，广东报刊发起了一场关于文艺“典型”问题的大讨论，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这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在这段时间，我一边做编辑，一边给《三家巷》等作品写评论文章，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做法对我影响很深，坚持了数十年直到现在。

1962年，黄伟宗（右一）在阳江海边与《花地》副刊同仁留影。

南方+：您与很多老作家都有过频繁的交往，印象最深的名家有哪些呢？

黄伟宗：我有幸接触到许多文坛前辈，像欧阳山、陈残云、黄秋耘、吴有恒、黄谷柳等，让我切身地体会到长者的宽厚、温暖和智慧。比如秦牧，他当时是《羊城晚报》副总编辑，那会儿已经是名声在外的大作家，性格却很低调，沉默少言，没有架子，待人接物亲切、随和。每天都能见到他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认真地审看出版前的报纸大样，用笔在上面批注圈改，字迹密密麻麻。他写文章的速度快得惊人，而且不打草稿、不用修改，洋洋洒洒、下笔立就。记得他曾说过自己写文章的诀窍：写作就像是量体裁衣，将布料按照你想要的样式和尺寸剪裁下来，真是妙语！

还有一位对我影响至深的前辈作家，就是欧阳山。在我的心目中，欧阳老是个一辈子追求纯粹和完美、坚持理想信念的人。他曾经对我说过，为了文学，他宁可“粉身碎骨”！从过去搞革命工作，到从事文学创作，他有官不做、有福不享，甘愿天天埋头“爬格子”，过着一种“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式的生活，就是为了追求艺术的完美、人生的完美、社会的完美。

他的一生，始终贯穿着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不管经历了什么样的大风大浪、严峻考验，他都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和做人的原则，从不因为“风向”的变幻左右摇摆。他晚年因为身患重病，视力严重衰退，在双目几近失明的情况下依旧顽强工作，采用口述录音、秘书整理的方法重写《三家巷》。每当想起这些情景，都让我领悟到他的作品中贯穿的那种为文艺事业献身的精神。

一生遵循“务实”的座右铭

南方+：您为什么后来会想去中山大学中文系执教？

黄伟宗：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只能业余写点东西，大都是匆匆忙忙急就章，平时无暇看书，只写不学，难免有朝一日会山穷水尽。我发现搞理论批评的有两种人：一是像我一样工作之余写作的人，一是在大学任教的中青年教师。两者都各有优势和局限，前者敏感、实际，有的放矢，但欠缺理论深度和系统性；后者理论基础较好，但有脱离实际之嫌。我想自己是不是可以走出“第三条道路”呢？欧阳老听说此事就叮嘱我：一是不能脱离现实，不要做空头学问；二是不能脱离当前的文艺创作和批评实际，要保持关注、积极参与，理论指导实践。所谓“务实”，一个是时间的“时”，一个是实效的“实”。这些教诲，成了我遵循一生的座右铭。

黄伟宗获广东文艺终身成就奖时南方日报特刊版面。

南方+：随着改革开放后，僵化观念不断被冲破，广东文学界也又一次迎来引领潮流的高峰期。您怎么评价这个时期的广东文坛？

黄伟宗：这是广东文学史上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时期。为什么广东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能不断掀起高潮？因为广东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前沿地，更是思想解放的先行地。具体的表现包括主政者的开明与魄力，舆论环境的松绑，广东媒体的敏锐与发达，还有代表性作家作品的集中涌现。广东报刊在全国最早为《三家巷》《苦斗》《艺海拾贝》等被诬陷的作品及其作者平反；率先发起关于爱情描写的讨论，冲破“禁区”，倡导正常批评；1978年底，广东在全国最早恢复文艺团体组织及活动，广东省作协召开创作座谈会，萧殷策划组织、由黄树森执笔的文章《砸烂“文艺黑线”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创作》，在《南方日报》头版刊登。这是在全国最早否定“文艺黑线论”的文章，极大地促进了全国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还有后来展开《我应该怎么办》等“伤痕文学”的讨论，关于“意识流”“朦胧诗”等问题的讨论，都站在时代的前列，展现了一种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主导意识。

这个时候也恰逢广东文坛老中青各个年龄梯队的作家群纷纷进入创作上的成熟期。这些作家普遍有一种激情、有一种责任心，去创作、去书写时代。陈国凯成名前是广州氮肥厂工人，杨干华当时是农村民办教师，广东“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政策环境，为这些文坛新秀的冒头提供了土壤。因此，那个时期广东文艺思潮、文学创作频频震惊全国，可以说是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珠江文化特质是领潮争先、善于变通

南方+：“珠江文化”是您一生文化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提出这个学术观点的？

黄伟宗：1992年，我57岁时受聘成为省政府文化参事，担任广东文化组组长，主要参与文化调查研究与决策。当时从外部来说，世界兴起了现代文化学， 在“大文化”和“海洋文化”意识的推波助澜之下，兴起了一股席卷全国的“文化热”；从内部来讲，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文化小说”等思潮的持续酝酿、升温，文化领域的决策和研究开发日益受到重视。

那时流行一种说法，说中国没有海洋文化，我认为是片面的。珠江是中国境内第三长的河流，南方最大的水系，它有八个出海口，是内陆文化和海洋文明的连接点。再加上广东省是中国海岸线最长、海疆最广的省，它怎么可能没有海洋文化的痕迹呢？珠江文化跟长江文化、黄河文化相比，有什么不同的特质？珠江文化和海洋文化有着怎样的关系？我开始尝试去深入思考这些问题，决心从水文化跟海疆文化的角度出发，去重新审视我们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

黄伟宗（左一）在台山考察。图片来源：江门日报

南方+：您曾多次带队，奔赴各地对珠江流域进行实地考察研究。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事？

黄伟宗：1993年，我带队先后三次到广东封开县和相邻的广西梧州市进行考察，从史料和古迹的研究勘查中，发现两广之“广”是指“广信”。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岭南时，设立管辖整个南方九郡的交趾部，以广信县为首府所在地。东汉三国以后，广信渐渐成为两广分界。广信原址在今天梧州桂江和封开的贺江交汇处一带。找到古代广信县所在地的意义，不仅在于解决一个历史之谜和一个地名之争的悬案，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弄清广东和珠江文化的源流和在古代的发展走向。

还有一次是在南雄市的梅关珠玑巷。这里是中原文化进入岭南、与岭南百越文化汇合，又转向海外的重要中转站。据历史记载，仅唐宋年间就有三批百万以上移民经此南迁开发岭南，并随后移民至南洋、欧美各地，中国的百家姓当中就多达140多个！据此，我们提出了组织珠玑巷后裔联谊会，开展寻根文化旅游等建议，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珠玑巷一下子成了海内外华裔子孙寻根问祖的热门景点。这是珠江文化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典型实证，也让我看到了工作实实在在的成果，备受鼓舞。

黄伟宗率队考察时留影。

南方+：您认为珠江文化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呢？

黄伟宗：珠江文化是沟通中原内陆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桥梁，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江海一体”。珠江文化从源流到成分都是多元的，与中华民族文化的结构一样，是具有兼容性、包容性的。从地理折射到人的心理，我理解的珠江文化的精髓，就是一种领潮争先的洒脱，以及善于变通的灵活。为什么六祖惠能可以开创禅宗的新局面？为什么改革开放要选择广东作为试验地？为什么从古至今广东人的足迹遍布全世界？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广东人的思想观念深受这种江海一体文化的浸润，受到的束缚和羁绊相对较少，故而敢于“向海而生”、打破陈规、另辟蹊径，从而闯出一条新路。

海洋文化是广东学术研究题中之义

南方+：您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主持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项目。您为什么会特别关注这个学术议题？

黄伟宗：2000年，广东省珠江文化研究会正式成立的那一年，在广东省政府参事室（文史馆）的支持下，我牵头组织了多学科专家组成考察团，先后三次到湛江、雷州、徐闻考察，还到了广西的北海、合浦，以及福建的泉州。经反复论证，确认在徐闻发现的西汉古港是中国海上丝路最早始发港之一。此后我们又通过多次实地考察，从整体上证实广东的海丝古港是数量最多、历史最久、年代最齐全、沿海岸线最长的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大省 ，也再次证明了珠江文化的海洋性、开放性特质，是自古相传而普遍存在的。

历史上，海洋文化及其所具有的开放、传播、交流、变革特性，在世界演进历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今天，江海文化、山水文化，它是一种和平的、优美的文化，也是一种古老的、生态的文化，这样的文化观容易引发全人类最普遍、最深切的共鸣。广东是中国海洋文化大省，拥有广州十三行和黄埔古港、汕头樟林古港、湛江徐闻古港等众多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地理坐标。在海洋文化上下深功夫、做大文章，这是我们广东文化界、学术界研究领域的题中之义。

2003年9月，黄伟宗为“南海Ⅰ号”题词。

南方+：现在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共建正在深入推进之中，您对此有何建言？

黄伟宗：考察之余，我一直在撰写文化散文和文学评论，例如《珠江文珠》《香港之凤》《澳门之门》《深圳之鹏》《珠海之珠》等，这些文章将粤港澳的文学、文化、社会、历史，与我此前所作的珠江文化研究的结晶融会贯通，从文学的角度体现了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内核上一衣带水的深厚渊源。文学评论是我的老本行，我认为“粤派评论”历史与现状的大讨论很值得关注。在厘清相关文学创作脉络、掌握充分的历史文化依据的前提下，将“粤派批评”上升为大湾区文学评论，把“大湾区文学”的定位和内涵搞清楚，找准港澳文学与广东文学的对接点，有利于我们探索地域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多样化途径。

黄伟宗生前留影。

“以超脱做事，以做事超脱”

南方+：您的“高产”在广东文化界是有目共睹的，您是如何保持创作和研究的精力的呢？

黄伟宗：三十年前，我在散文集《浮生文旅》写过一组诗，其中有两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别人不用自己用。山重水复路何方？走得一程是一程。” 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伟大之处，就是喜欢“自讨苦吃”，“做事过一生”是我做人的信条。

我现在双目青光眼加白内障，眼蒙耳背，还是闲不住，总是想做事。三年疫情防控期间，不便外出，我就在家读书、写作。我写过一句话：“人生如同三更梦，世事不过一盘棋。做事过一生，不做事也过一生。不如做点事，多做事；当然是做好事，做实事；以超脱做事，以做事超脱。”“超脱”是什么？就是要站得高一点，超越当下具体事物的一种精神境界。超脱做事，就是以这种境界去做事；做事超脱，就是以做事进入或达到这种精神境界。

黄伟宗著作等身，图为部分代表性作品。

回顾我这一生，“生不逢时又逢时，路未走对又走对。自感知足又不足，问心无愧又有愧。”我现在已届耄耋之年还在做事，自我感觉很有味、很愉快、很充实。对我来说，做事既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只有不断地做事，人的精神才会充实，才会有一种努力活下去的动力。人的自信跟自觉是相辅相成的，有了自觉的行动，取得了一定成果以后，你就会愈发自信；而有了自信，你就会萌生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我的自觉。这是一个循环往复、自我激励的心理过程。这算是我的一点人生体会吧。

【采写】南方+记者 郭珊

【拍摄】仇敏业

【剪辑】陈文夏

图片源于网络，部分源于 “南国文艺”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