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南粤古驿道是广东历史上重要的军事之路、商旅之路、民族迁徙与文化融合之路。作为广东最具代表性和标志意义的文化线路,南粤古驿道遍及全省,具有空间分布广、时间跨度长、人文资源多、地区影响深大等特点。粤北古驿道是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的龙头和轴心,分布于广东中部北江上游,上承五岭、下启珠江、东南向海,对全省古代水陆交通网络总体格局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更对珠三角及湾区经济社会发展举足轻重。南粤古驿道历经秦汉以来两千余年时光磨砺,如今已很难悉数对全省古驿道进行发掘复原,宜采取流域研究方法,对由某一江河水系统摄的人文地理单元进行系统分析和一般规律研究,从而为特定时期该流域古代交通网络形成发展的总体过程建立分析框架。基于这一思路,作者以北江流域粤北古驿道为切入点,从流域文化地理视角对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的构成要素、分布体系、人文地理格局进行系统分析,由点及面,寄以管窥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的岭南地域特色。
图为南粤古驿道历时演进示意图。(资料来源《广东省南粤古驿道线路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一、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的构成要素及分布体系
北江是广东省流域面积最广的河流。武江、浈江北出骑田岭和大庾岭,沿途又有数条主要支流南汇于珠江,是省内主要的南北贯通的水路交通干线。粤北古驿道沿北江水道在省内分布延伸,随之发展为网络发育最充分、流域分布特征最显著的陆路交通干线。水陆并行相济是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十分突出的地域特点,也是北江流域人文地理格局历史形成的环境基础。北江流域汉越先民适应自然地理环境,增进地区间民族文化交流的历程,既是开拓流域水陆交通路网的建设过程,也是构筑跨地区民族交往之路的文化旅程,两者互为表征、相互印证。
1.1构成要素
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自北向南分布于广东北部、中部及南部,辐射北江上游、珠三角平原、环珠江口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北及湘粤交界骑田岭及南部大瑶山,南至珠江口沿海。为适应流域地形变化,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发展出类型丰富的构成要素和层级完备的分布体系。根据功能类型与分布地区,采取同类合并、相近归纳的方法,可初步建立以下要素体系。
图为秦汉时期南粤古驿道北江上游水陆交通网。
(1)关隘
广东境内山地比例高达96%以上,粤北独享“岭南屋脊”美誉。驿道关隘多因借天险,在山关隘口、河道水口等处设关楼、边墙、方城、烽燧、烟墩、水寨等具有军事防御和预警功能的哨卡设施。各边关哨卡间以峤道、栈道相连,使重要的军事据点隐蔽在自然山水之中。如秦-湘漓漕运水道之严关、湟水水道及沿线之湟浦关、洭浦关、阳山关,以及浈阳峡栈道等。
图为英德浈阳峡。(资料来源网络)
(2)军事营寨
因战略防御需要,军事营寨选址亦多因借自然山险。在区域制高点,地势易守难攻之地布署营寨和驻军点,如秦-湘漓漕运水道沿线古秦城、西汉文帝时期九嶷山驻军点。其中,九嶷驻军因巧妙布署在五岭山脉西南隅,西可与越城岭严关、古秦城为协,东可据高峻山势威慑骑田岭山口。以少而精的兵力和最精当的布署,形成对五岭内外的有效压制。
(3)生活聚落
相对于军事营寨,生活聚落更侧重民用功能,是古驿道沿线传统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中代表。比如东汉建武十五年(39年),时任桂阳郡太守卫飒以“(桂阳)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请于浛洸、浈阳、曲江凿山开道,列亭传,置邮驿。并设专人驻扎亭驿,负责传递公文战报、核查行旅商贩、羁押遣送囚徒匪盗等,从而避免了征发当地山民百姓撑船摆渡、凿山通道的 “传役”之苦。自此之后,“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随着流民重返家园,湟水、浈水水陆交通沿线渐成聚落。人们甚至一改山居游耕旧俗,开始转为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定期缴纳赋税,成为受汉王朝承认的户籍平民。一方乡土由此始成。
秦汉以降,湘水、漓水、湟水、武水、浈水等江河水口逐渐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城邑聚落,如连州、乳源、韶州、丰阳、云岩、出水岩、柯树下、汝城、城口等。在这些因驿道而兴的传统城镇/村落,还有相当数量的分布于城镇化环境中的古驿道本体线路,目前已成为当地代表性的历史街区,如乳源洲街历史街区。与此相关的还有云门寺等宗教类纪念场所,以及学宫、先贤祠等人文资源丰富的遗产点。它们与聚落环境构成了有机整体,是展现驿道人文景观的集大成之地。
(4)交通节点
亭、塔、楼、桥、牌坊、门阙等,是生活类城邑聚落十分常见而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也是粤北古驿道沿线传统人居环境最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建筑语言。它们常常成为特定历史年代和地区文化的象征。2020年考察人员在乐昌坪石镇塘口村调研时曾遇当地乡民介绍,五十年代武江通航时期沿岸多设栈桥以便接驳,一些构造精良的栈桥设八角栈亭临水而立,江景十分秀丽多姿。
(5)门户枢纽
粤北古驿道沿线所指门户枢纽,以分布地区和规模可分为村落型与城镇型两类,以功能论主要包括码头、渡口、栈桥、港埠等。传统村落中的码头渡口,一般规模不大,更少见工业化影响,通常以本地砖石木材按地方工艺建造而成,既服务于跨地区的长途水陆交通,也是沿线乡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切总以经济、适用为前提。蒸汽时代以前的内河航运船只主要靠风帆和人力摇橹划桨驱动,载重和航速均有限,船到桥头自然直,传统港埠的空间规模、选材形制等,均与当时内河航运方式相匹配,充满乡土生活气息和自然意趣,是北江流域江河文化的缩影。
但是,大型城镇和区域经济都会如北江上游韶关、乳源,还有地处珠江口的广州,不仅港口码头本身的规模体量会相应扩大,依托港口还常常发展起更加可观的商业都会。据清《韶州府志》和《曲江县志》显示韶州府选址及城池形态,老城区东西两岸河道对府城形态的约束力极强,是一座典型的因内河航运而生,以顺应航运需要为营建指导的枢纽型港埠城镇。鸟瞰韶关老城,整个府城像是一艘正在江心游弋的巨轮,风度路十字街便是这艘巨轮的公共甲板。与其说航道、港埠、码头是府城的一部分,倒不如说府城是服务于北江航运、港埠作业和码头市场的场所。
1.2分布体系
从流域地理视角看,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主要沿发源于粤北山区的北江流域展开,并以北江水网作为古驿道构成要素分布体系的地理坐标参照。以北江为轴心,上游区段水陆交通网络向北连接江汉-洞庭湖平原的湘水干流及其主要支流, 向南至韶关汇入北江干流。下游区段水陆交通网络以珠三角中心城市城池环濠、港埠码头、内河航道、出海口和海上航线为节点进行分区段梳理。自北向南,初步归纳出四个路网区段和四层路网节点。其中,以每两个相邻路网出现“Y”字形交汇为标记,析出一层路网节点,自北向南初步可归纳四层路网节点。(表1)
二、人文地理格局
2.1区域地理环境
岭南得名,源于南岭。南岭并非一条山脉,而是一片自西向东错落绵延的分水高地,其上耸立五座具有地理标志意义的山岭,亦称五岭,呈东北-西南坐落,状如地梁,岭南古称“陆梁地”。陆梁交错,许多河谷盆地作为天然越岭通道蛇形岭间,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引导区域古代水陆交通路线逐步联系成网,并使五岭、五水、五省等区域地理要素同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历史上构成了紧密联系的水陆交通体系和流域文化地理单元。
(1)五岭
五岭自西向东分别是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分布在广西、湖南、江西三省与广东省之间,成为天然省界和分水岭。但又因地质时代频发构造断陷,五岭峰峦之间时断时续,形成了众多南北贯通的山谷孔道和成串分布的断陷盆地,导致分水岭分而不绝,为桂粤、湘粤、赣粤、闽粤之间区域交通和长江及珠江各支流水系之间,留下了许许多多可以相互洞穿的天然走廊与峡谷水道。这就是岭南早期交通路线的自然原型。
而五岭之越城、都庞、萌渚地处广西,水陆入粤皆须迂回。仅骑田和大庾地跨湘粤、赣粤之间,且二岭以南山间谷地咸会北江,形成水陆并行的流域交通网。北上,既可取骑田岭,入汉中、京津,也可越大庾岭,经赣闽、浙皖,入大运河北行,是自湘漓水道开通以降古代岭南联系北方中原最为近直的水陆交通路线。又因粤北最高峰石坑崆海拔1902米,占据省域地理制高点,享有“岭南屋脊”美誉。独特的地理标志意义,也使骑田岭和大庾岭成为越岭通道的首选之地。
(2)五水
山和水有着密不可分的环境联系。山地陆梁在经天纬地的同时,为东、西、北三江汇流珠江完成了基础铺垫。韩江虽然源起江西独流入海,但上游梅江曲折西来,为韩江流域水陆交通对接东江提供了便利,使粤东古驿道仍旧成为全省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的不可或缺组成部分,同时保障了广东与浙闽地区的陆海联系,以及经大运河曲折北上的可能。
五水之于岭南区域交通的影响之所以如此重要,在于中国相对缺乏南北贯通的天然江河,难以洞穿中东部极为纵深的腹地,必须借助各地主要江河水网以阶梯式分段相连的方式间接沟通,甚至不惜开挖人工运河。相比之下,仅广东省内就有至少四条水量丰沛的天然江河服务于南北水陆交通,更何况还有三江汇流珠江这不可多得的水力优势。因此,对于岭南古代水陆交通和中国南北大联通而言,由西江、北江、东江、珠江、韩江“五水”共同构成的区域水网,不可避免成为岭南与北方中原加强地区联系的重要战略因素。
五水之中,北江流域面积达4.09万平方公里位居全省之首,主要支流浈江、武江、南江、滃江、连江、绥江等辐射广东北部和中部主要县镇行政区,是地区交通和跨区域交往的主要媒介。北江全长468公里,上通荆湘、下启南越、东南入海,作为全省水能蕴藏量最大的河流,至今仍能满足花都区赤坭镇国家二类口岸花都港承载千吨级货轮进出港,通利河海转运贸易。因此,北江流域自古是岭南北入中原南向海洋,发展河海转运贸易的门户孔道。
(3)五省
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建设不是广东一时一地出现的特例,而是根源于国家政权统一、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融合等深层发展需要的宏观历史结果和区域普遍现象。汉武帝平南越后,为了更好地控制岭南和南海边疆,保持南边长治久安,中原统治者最初将五岭视为天然军事边塞,利用山地自西向东交错绵延的特点,在五岭北麓布置了多个相互独立的地方行政单元,从地理形势上与五岭以南地区相互咬合,强化区域制衡,将五岭山关的天然布防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些地方行政单元古时曾有不同称谓,包括郡县、封国、州府、县乡等,随朝代更迭变化却始终沿袭,演化为今天的省域行政区划。所以,五岭以北有广西、湖南、江西三省与广东省以五岭为邻,同在“岭南屋脊”的屋檐下共生共荣。
2.2流域人文景观
古代交通离不开地理条件。然而交通活动的主体是人,正是人的迁徙、流动和社会交往构成了区域交通历史的重要内容与意义。岭南多元文化交融即与人类迁徙和族群融合有着密切的联系。上世纪50年代,岭南民族志和民族学调查发现,由于珠江流域跨越两个地形高程阶梯,全流域地理环境具有从高原山地向平原丘陵、河流冲击平原、溺谷海湾倾侧下降的立体分布特点,第二级阶梯向第三阶梯断陷下降的过程中形成了数不清的地质褶皱、峡谷、盆地、下切河流等。生存在珠江流域的各族群沿着立体分布的区域地形逐渐形成与之相应的族群文化区,即山地-游耕渔猎文化、平坝河谷-游耕渔猎文化、丘陵-农桑渔猎文化、三角洲平原-渔盐贸易文化等族群文化区。以民族计,包括壮族、苗族、瑶族、侗族、毛南族、京族、白族、仡佬族、彝族、水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以汉族民系计,又有广府、客家、潮汕、疍家等分支。各族群以“大杂居、小聚居”的栖居方式和谐共生,通过山路水道进行联系和社会协作,自然而然地将流域地理、交通网络和族群文化三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苗族住山头,瑶族住篝头,壮族住水头,汉族住街头”的多元文化共生格局。
2.3驿道人居智慧
驿道人居是指南粤古驿道沿线处于迁徙状态的岭南先民为适应不同地形和气候环境形成的聚居模式。单体民居建筑原型源自西南地区极为普遍的干栏楼居。组群方式从适应地形的需要出发,分为行列式、合院式、围堡式三种基本形态。由于长期处于迁徙之中,驿道人居必须注重因地制宜、顺应自然和适应气候。同时,根据资源条件对人口承载力的波动,不断衍生新的聚居单元。这种对自身发展的适应性,也使得驿道人居的规模通常不会过大,旧屋老寨近旁常可见“新屋”“子寨”。单体民居建筑的形制体量更宜简单轻巧,易复制、利衍生。
如果借鉴民族学对岭南族群文化立体分布特征的分析与概括,驿道人居聚落文化的特征及分布规律也体现了对流域垂直地形的响应。正如黄土高原地区窑洞民居沿崖壁阶地行列式分布属山地适应表现,驿道人居选址亦注重适应地形、趋利避害,多踞山面水系统满足居住、交通和水源需要。聚落主通道一般垂直于江河水道或湖泊水域,以通利水陆风和主导季风,达到通风、除湿和降温作用。单体民居建筑以“踞山面水”干栏楼居为原型,窄面宽大进深,室内以阁楼分为二至三层以强化风压通风,使室内外气流贯通形成整体风环境。独栋民居常联排,呈行列式分布于岭前。组群院落多见“井”字形轴对称布局,厅堂位于各进院落轴对称中心。因山地环境,组群院落进深发展有限,优先向两厢展开,厢房于厅堂两翼对称展开,平面布局相同且数量众多,两两相对如营房。综合以上方面,驿道人居从聚落选址和功能布局所涉及的宏观与微观方面构成了有机统一的环境系统,充分利于水陆风、山地风和主导风的交互作用,也因此适应了岭间河谷盆地和沿海亚热带季风气候对迁徙中的岭南先民提出的生存挑战。
三、结语
南粤古驿道基本概念根源于广东省用于传递文书、运输物资和人员往来的古代邮驿系统。这是古代岭南地区与外界保持信息互通、物资运输和人文交往的重要渠道,首要功能和价值在于地区互通和区域联系,以适应封建王朝中央政权自上而下行使军政经济文化管理大权。因此,南粤古驿道线型文化的命名与人们熟悉的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等以代表性商品为名的商贸文化线路颇为不同。南粤古驿道作为古代岭南区域交通体系的功能定位历史上十分清晰,相应的组织管理体系也非常规范标准,能够满足岭南与北方中原及内陆各州府县乡之间的区域交通联系和社会文化交往。因此,南粤古驿道交通网路的形成和发展,并非古代岭南社会史中的一时之为或孤立现象,而是岭南地区社会建构和经济文化发展的一项持续进行的基本工作,从秦统一岭南到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和清末广州“一口通商”,无不仰赖岭南陆海交通网络的开拓与经营。从这个角度上说,今天的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正是昨天的古代岭南交通网络和地区社会交往的历史见证。它从历史中走来,将古代岭南广泛深入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社会文化交往,与珠江流域地区共同构筑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同世界文明共同构筑人类文明共同体的历史馈赠带给今天和未来。
透过岭南区域史地研究,广东省南粤古驿道文化线路的核心内涵与价值特征可初步概括为以下方面。(1)南粤古驿道是珠江流域中下游重要的流域型交通网络。它使陆海丝绸之路在华南沿海地区实现了一个完美的闭环,更使世界海洋贸易活动紧密联系中国腹地生产基地,并因此孕育了拥有两千余年海洋贸易史的广州港。“水陆并行”“河海交汇”是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突出普遍的分布规律,“陆海门户”是其历史地理区位特征的生动写照。(2)南粤古驿道是岭南与北方中原、海洋世界与中国大陆之间,人口迁徙、民族交融、经贸互惠、文化交往的区域性民族走廊。从古代岭南融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到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再至近现代华侨文化兴起和岭南现代化进程,无一不以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为载体进行密切的区域社会互动和人文交往。(3)南粤古驿道是活态的文化遗产,新的社会活动会赋予其不同的历史价值与文化内涵。华南教育历史和三线建设老工业遗产等历史遗迹,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即使时代更迭社会演进,不同的社会群体在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的历史舞台上会留下新的篇章。他们的故事不仅会延续南粤古驿道的历史文脉,更是在赓续岭南乡土文化。南粤古驿道形成发展的历史已表明,正是岭南乡土文化和区域人文交往的持续滋养,为南粤古驿道交通网络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前提。
(鸣谢:本文主要内容基于2020年《粤北古驿道交通网络的形成与变迁》研究报告。报告编撰得到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东省规划师建筑师工程师志愿者协会的支持和指导。特此感谢!)
图表说明:
除具体说明外,文章所用图表均为作者自摄、改绘。
参考文献:
[1]李孝聪.历史地理学的开创与传承: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J].历史地理研究,2021,41(03):6-9.
[2]辛德勇.历史地理学在中国的创立与发展[J].历史地理研究,2021,41(03):14-21.
[3]樊杰,赵鹏军,周尚意,邓祥征,王琛.人文地理学学科体系与发展战略要点[J].地理学报,2021,76(09):2083-2093.
[4]曹劲.先秦两汉岭南建筑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01.
[5]杨莽华.闽粤赣毗邻区客家民居调查及文化地理因素探析[J].古建园林技术,2021(06):55-58+64.
[6]周星,黄洁.中国文化遗产的人类学研究(上)[J].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2021(04):20-35.
[7]陆大道,刘彦随,方创琳,陈明星,王姣娥,席建超.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和展望[J].地理学报,2020,75(12):2570-2592.
[8]维克托·布克利,刘畅.建筑人类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的现代主义转向[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42(04):2-11.
[9]欧雄全,王蔚.差异与兼容——建筑社会学与建筑人类学研究之比较[J].新建筑,2020(02):112-117.
[10]郭丹丹.中国特色民族研究学科体系建立与中国学派形成(1949~1956)[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6):97-102.
[11]梁伟.文物保护规划的现状与发展研究[J].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3(07):14-19.DOI:10.19490/j.cnki.issn2096-0913.2018.07.003.
[12]周大鸣.民族走廊与族群互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8(06):153-160.DOI:10.13471/j.cnki.jsysusse.2018.06.017.
[13]王丽萍.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的理论与实践——以滇藏茶马古道为例[J].南方文物,2012(04):190-193.
[14]单霁翔.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N]. 文汇报,2012-12-10(00D).DOI:10.28814/n.cnki.nwehu.2012.003707.
[15]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中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国家文物局编.国际文化遗产保护文件选编[G].文物出版社,2007年.
[16]乐黛云.文化自觉与文明共存[J].社会科学,2003(07):116-123.
(原文发布于公众号“广东省三师专业志愿者协会”,作者:王真真,南粤古驿道网采编整理。如涉及版权等问题,请与南粤古驿道网联系。)
订阅后可查看全文(剩余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