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师范大学教授付卫东：调研发现目前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素质类比例不高，以学科学习活动居多。

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君：课后服务应定位为“儿童自我发展时段”，“不是上课的延续，而是孩子自主发展的阵地”。

南方周末记者 杜寒三 南方周末实习生 代紫庭

责任编辑：钱昊平

2021年3月15日，河北沧州市新华区车站小学课后服务活动中，小学生在游戏。（人民视觉供图）

“要开设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阅读、科学、兴趣小组和社团活动等”。

日前，教育部办公厅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严禁强制学生参加课后服务。

通知重申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组织学生刷题备考、讲授新课或集体补课。新规将于2024年春季学期起正式实施。

文件的发布背景，最早要追溯到2017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做好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规定，中小学生是否参加课后服务，由学生家长自愿选择，课后服务内容主要是安排学生做作业、自主阅读、体育、艺术、科普活动等，坚决防止将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

南方周末记者多方采访了解到，指导意见发布6年来，不少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仍以学科学习活动居多，体育、艺术、科普等活动所占比例偏小，甚至还存在讲授新课等明令禁止的行为。

多位受访者表示，要想落实文件要求，需要克服师资短缺等现实困难，也与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教育理念相关。

与应试教育导向有关

不是所有学校都会明示对课后服务的想法，教师需要领会校领导们话里的弦外之音。

浙江省衢州市某小学流传一个说法，有校领导和班主任走在一起，顺嘴说了句，“你们班课后服务人太少了”。该校一位班主任认为，校领导让更多学生参加的要求不言而喻。 

这并非个例。陕西省西安市一位小学老师介绍，尽管学校不会强制，但校领导会让老师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尽量让孩子们多来上”。

在课后服务内容上，音乐等课程开设的初衷是让学生参与兴趣活动。但前述老师说，由于校领导把学生完成作业和提高成绩排在第一位，学生兴趣活动时间基本也在自习。

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教育局原副局长吴丽明看来，课后服务走向畸形和应试教育导向有关。校长愿意通过课后服务给教师争取更多收入，一些学校利用课后服务为应试教育服务，甚至部分地方教育局也“睁只眼闭只眼，不愿意管得过死”。

指导意见发布4年后，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申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但课后服务仍然存在走样变形。有老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上课时间不够用，偶尔会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考试。即使安排学生做作业，完成作业、改错、讲题，并没有时间和精力给学习困难的学生辅导答疑。另有老师表示，在赶教学进度时，偶尔会在课后服务时段上新课。

至于文件中提到的，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离不少地方的现实更为遥远。

2023年10月10日，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印发《宁波市中小学课后服务优质工程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坚决杜绝将课后服务用于学科教学行为，减少以作业辅导为主的简单做法，开设面向不同群体的多样化特色服务”。

但宁波市一位小学老师表示，在她所在的学校，“多样化特色服务”只针对低年级学生。对三年级以上的学生，校长会让老师做家长的思想工作，使全班学生尽可能选择自习。

2021年9月至2022年6月，华中师范大学研究团队对东中西部6省30个县（市、区）进行实地调研或线上调查，调研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现状。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付卫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调研发现目前中小学课后服务内容素质类比例不高，以学科学习活动居多。

师资不足

课后开展素质教育类活动，师资是面临的一大挑战。 

浙江省绍兴市一位小学老师介绍说，她所在的学校课后服务社团，每班仅限两三个名额，社团老师还要对学生进行选拔。

在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校长曹君看来，师资不足是摆在所有学校面前最大的困难，她所在的学校也不例外。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挖掘自身的师资力量外，学校还主动与北京理工大学等高校对接，邀请大学生志愿者开设科普讲堂，挖掘家长的行业和社会资源，并与校外教育机构展开合作。此外，在全校110个社团中，17个社团由学生自行组织。

曹君说，学生需要先提交课程说明，通过教师评审后，还需至少有5名学生报名，社团才能成功开设，“相当于领导力课程”。

显然，像北京十一学校丰台小学这样有意愿、有能力组织素质类课后服务的学校，仍然是少数。

首都师范大学中小学生校外教育研究院院长薛海平注意到，从整体上看，目前课后服务仍是一种兜底保障，在答疑辅导，解决学生学习困难，满足家长个性化、差异化的教育需求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间。

他建议，应该在国家层面尽快建立课后服务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以改变部分地区课后服务质量较低，无法有效满足家长需求的现状。

偏远落后地区无法很好链接校外资源，课后服务如何发展？曹君认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资源条件，北京人文资源丰富，偏远地区以自然资源见长。只要锚定课后服务不是课堂学习延伸，而是学生自我发展时段的方向，资源可以因地制宜，在广阔世界取材创造。

管理者的意愿更重要

在曹君看来，比资源更重要的，是学校管理者愿不愿意这样做。

早在二十多年前，曹君曾在一所名校工作，考上重点中学的学生数量是评价学校和老师的重要指标。彼时也曾兴起过学校托管，以解决家长无法照看孩子的需求。到后来，她身边不少同事把托管演变成补习、测验，“孩子非常疲惫，学校在管理上也失控了”。

曹君觉得，学校管理者站在老师的角度，觉得他们不容易，但站在孩子的立场，“不应该给孩子增加新的课业负担”。

有了前车之鉴，曹君认为应该首先明确课后服务的定位，防止开展过程中变味。为此，她组织老师讨论，最终将课后服务定位为“儿童自我发展时段”，“不是上课的延续，而是孩子自主发展的阵地”。

最新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课后服务有关工作的通知》，进一步释放了规范的信号。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有学校强制要求学生参加课后服务，组织刷题备考、讲授新课、集体补课，增加了学生课业负担。“双减”政策实施目的是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曹君对规范课后服务的看法是，一些创新学校在自发研究教育的规律，探索属于他们的生命力。“只要这些学校成长起来，这种民间的力量会远远大于行政的力量，一定会对更多学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