肾功能衰竭是心脏移植的禁忌证之一。当一位心衰终末期合并肾衰竭尿毒症的患者需要进行心脏移植时，该怎么办？面对这一医学难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医护团队给出了答案。

日前，中山一院成功实施了一例心肾同期联合移植手术，帮助患者克服围手术期的一系列风险。目前，患者的移植心脏与肾脏正常运作、功能良好，已于近日顺利出院。

挑战手术“禁区”

家住外地的梁先生两年前被诊断为尿毒症，接受血液透析，但之后逐渐开始出现胸闷、气促症状，活动耐力下降，诊断为合并冠心病。

进行了冠状动脉支架植入后，梁先生的症状一度改善，但2023年3月开始，他再次出现胸闷、气喘，再次进行支架植入却因冠脉狭窄严重无法通过而失败。后来，他的胸闷、气促症状逐渐加重，呼吸困难、无法躺平。

到了中山一院心脏外科就诊时，他被诊断为缺血性心肌病、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冠心病、慢性肾脏病等。专家们还在考虑下一步治疗方案期间，梁先生的病情急转直下，在一次血液透析前突然昏倒失去意识，呼吸心跳骤停，所幸被救回并送入重症监护室治疗。

中山一院心脏外科副主任医师熊迈表示，梁先生的心脏已经处于终末期，又经历这次抢救打击，已不堪一击，只有进行心脏移植才能救他一命。

但是，肾功能衰竭是心脏移植的禁忌证之一。病魔前后夹击，梁先生要怎么办？

这时，中山一院心脏外科主任、教授吴钟凯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心脏移植与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

这种手术曾被认为是“禁区”——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手术后的容量管理（可理解为摄入和排出液体量的管理）非常严格，可以说相互矛盾。

说得简单点，心脏移植后需要“相对脱水”，如果没有良好的肾功能支持，非常难度过围手术期；但肾移植后又需要有一定的“水压”，给心脏带来负担。

虽然手术的难度和风险都较大，但家属反复要求积极救治，中山一院随即进行了多学科专家会诊，梁先生进行心肾联合移植的指征明确。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在报伦理审批后不久，合适的器官捐献者就出现了。

9月28日，梁先生被转运到手术室进行手术。吴钟凯、熊迈和主治医师冯康倪首先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历经4小时顺利完成。随着供心欢快地跳动，原来所需要的大剂量血管活性药物逐渐减少至停用，心脏移植的效果立竿见影，令医护人员十分鼓舞。

紧接着，肾移植科主任、教授王长希和副主任医师李军进行同期肾移植。肾脏移植完成后不久，患者便可以排尿，标志着此次多学科联合器官移植手术取得成功。

把握抗排斥药的微妙平衡

手术完成了，但梁先生距离康复还有很长、很难的一段路要走。

术后第三天，梁先生转回心脏外科普通病房进行康复治疗，本来康复顺利的他，却在一次进食中发生误吸，食物进入气管，一度生命垂危。

医护团队从他的气管、支气管中洗出了大量的肉渣样食糜，梁先生虽然保住了性命，但病情变得难以控制，移植肾逐渐少尿、无尿，心脏容量负荷过重，呼吸道感染，出现腹泻，抗免疫排斥药物不耐受，营养支持跟不上，身体虚弱无力，治疗一度陷入泥潭，相当一段时间内不见好转。

呼吸道氧疗，每日按需翻身、拍背、吸痰，床边血液透析，每日2至3小时的肺部理疗、呼吸功能锻炼、肢体锻炼，量身定做的肠内营养套餐……所幸，ICU以及心脏外科全体医护齐心协力，不离不弃，并联系兄弟科室协助救治工作。

鉴于梁先生的虚弱状态、高感染风险、心肾联合移植高排斥风险，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医师傅茜、医生张桓熙以及呼吸科、细菌室、药学部等专家反复会诊，共同制定抗感染方案及个体化抗排斥方案。

在医护精心治疗和家属梁夫人的细心呵护下，梁先生的病情日益好转，顺利拔除了气管套管，吞咽功能逐渐恢复，可以经口进食，活动耐量也慢慢增加，移植心脏功能良好，移植肾超声检测形态、血流信号、血管阻力指标良好，尿量逐渐恢复。今年元旦前，梁先生已顺利出院，回家休养。

“除了容量控制的难题，心肾联合移植还会遇到抗排斥药物浓度的问题。我们要在心脏移植所需的药物浓度下限，以及肾脏移植所需的药物浓度上限之间把握微妙的平衡。”吴钟凯说，“如果心肾分开两次移植，在手术角度看会简单一些，但因为供体不同，术后的抗排斥难度更大。这次心肾联合移植的成功，体现出广东医疗技术的高水平，也为未来的同类型手术创造先例、打开思路。”

南方+记者 钟哲

通讯员 梁嘉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