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向《南方周末》提供的第一条线索是，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三农”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后在头版刊发长篇报道《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责任编辑 | 钱昊平

李思德（农健/图）

李思德或许是《南方周末》最特殊的一位读者。从2000年到2014年，这位湖北人持续向《南方周末》提供家乡监利县（现监利市）的新闻线索，并以特约撰稿人的方式参与部分报道的采写工作。

15年间，《南方周末》先后刊发了二十多篇关于监利的报道，题材涵盖“三农”、财政、税费改革、教育、反腐等多个重要领域，大部分报道刊发后都引起全国关注。

他向《南方周末》提供的第一条线索是，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就“三农”问题上书国务院总理，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后在头版刊发长篇报道《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引起全国轰动。

此后，李思德频频就当地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突出问题进行观察分析，先后配合《南方周末》几代记者在监利采访报道。

波澜壮阔的时代变革赋予观察监利改革的样本意义，他以“编外记者”身份持续对监利进行观察和监督。

他的个人命运也和《南方周末》的成长高度契合。这些报道给他带来声誉，也带来“愤青”的称号。不过，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愤青”。“我只是一个朴素正义观的坚定维护者。遇到不公平的事，我没办法装作没看到。”

最近几年，年岁渐长的李思德将主要精力花在文学创作上。不过，他仍然没有放弃对社会问题的监督。

决定报料后辞职

李思德生于1968年，监利县人，父母都是农民。高考时，李思德以4分之差落榜，高中毕业后进入当地乡镇工作，主要工作任务是给领导写材料，后来又被借调到监利县委办公室。

工作中，他对新闻那种天生的敏感逐渐显露出来。1997年，李思德听说当地农村有个普通家庭，丈夫病死，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生活，妻子想要改嫁，丈夫的兄弟要求不能带走财产。于是，这个女人招来赘婿，让刚满14岁的大女儿结婚，她自己净身出户，重组家庭。不过，赘婿好吃懒做，虐待两姐妹，两年后才被女孩的叔、伯们发现。

听到消息后，李思德就赶了过去，采写的稿件在监利县官方刊物《监利通讯》上发表了，标题是《噩梦醒来是早晨》。这篇报道在监利县引起巨大轰动，县司法部门出面解除了大女儿的婚姻关系，女孩被政府部门介绍到附近的工厂打工挣钱，妹妹也得以重返校园，平日由村支书照顾她们的生活。

“那时候我才知道新闻报道对社会的影响力原来这么大。”李思德说。当时，也有南方周末记者联系李思德，想请他介绍采访。“但是报道发出来以后我个人的压力也非常大，当时只能婉拒。”

那是他和《南方周末》这份报纸的第一次接触。

再次接触是2000年。李思德在工作中偶然得知，监利县棋盘乡时任党委书记李昌平就当地农民的沉重负担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写陈情信，直指当地农村劳动力流失、农业税沉重等沉疴。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指示农业部派员到监利调查。

李思德在办公室看到了李昌平的陈情信全文和农业部的暗访调查结论，以及国务院领导的批示。

“当时我一下子就反应过来，这件事要是报道出去，有可能改变中央的农村工作政策。”他解释，监利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也是中国中部地区传统农村社会治理的一个样本。

他设法与李昌平取得联系，两人后来进行两次彻夜长谈。第二个晚上，李昌平声泪俱下。他对李思德说，不管他个人因为这封陈情信遭受多大的压力，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下去。

李思德决定向《南方周末》报料。2000年8月24日，《南方周末》刊发报道《乡党委书记含泪上书，国务院领导动情批复》，监利的““三农””问题就此走进全国视野。

发稿前，幕后“功臣”李思德关机了。他在朋友安排的住处待了几天，一直没有开机。后来亲近的朋友四处打听他的消息，他才开机一一报平安。“这样的报道能够刊发出来，就是一个奇迹。刊发以后能引起全国的关注，是一个更大的奇迹。当年，监利的人均农民负担就有明显的下降。”

实际上，在报道刊发之前，李思德已经辞去公职，决定是下决心向《南方周末》报料后就作出的。

“县委办的压力、亲戚朋友熟人的压力，我不知道我能不能顶得住。”李思德说，辞职是唯一的办法。那一年，他32岁。

冒险

辞去县委办的工作之后，李思德成为一名“公民记者”。他不隶属于任何一家机构媒体，而是以公民的身份对他的家乡监利进行观察和监督。

2000年以后，时代的浪潮滚滚而来，改革是国家的主旋律。2002年，李思德身边吃公家饭的亲友大规模离岗。他注意到，监利正在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税费改革，为了减轻财政负担，监利八千名公职人员一月离岗。

于是，他又联系了南方周末报社。报社派出记者和李思德一起采访。途中，恰好遇上时任湖北省委书记正在监利蹲点检查监利的税费改革情况。

正在采访的两人萌生一个想法：有没有可能采访到省委书记？

在一个深夜，李思德拨通了省委书记房间的固定电话，表明来意后获邀上楼详谈。李思德至今记得当晚的情景：省委书记穿着睡衣把他们迎进房间，一边打招呼一边说自己刚洗完澡，只能穿着睡衣接待记者。

三人落座后，省委书记主动谈起监利的税费改革，毫不掩饰他在蹲点检查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比如他白天看着墙上贴的关于农民负担的“公示”，怀疑是为了应付检查刚贴的，他用左手的两个指头按着“公示”的一角，稍一用劲，还没干的浆糊就从里边冒了出来。

这些生动的细节最终都呈现在《南方周末》刊发的报道《监利税改:八千公职人员一月离岗》中。

这次成功的采访也让李思德备受鼓舞。“我们当地有领导开玩笑说，监利这么多走出去的记者，说监利好话的多，说坏话的就你李思德一个。”他赶紧解释，公开地方政府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绝不是说坏话，“公开问题的最终目的还是解决问题”。

此后，一场更大的“冒险”开始了。

李思德持续监督监利的公权力，他提供新闻线索或参与采访的报道如《湖北监利教育变法》《湖北省监利县两任落马书记的滑铁卢》《湖北洪湖市摊派公务用烟指标》《穷地方，是出贪官的理由？湖北监利腐败观察》《湖北监利县公安局局长选举风波纪实》《从最走红运的农民，到强奸嫌犯 一个明星人大代表的“殒落”》，都先后在《南方周末》刊发，总量超过20篇。

这些报道给他在监利赢得声誉，也带来一些争议，最主要的争议是卖“地”求荣。

按照李思德的说法，这种评价来自监利官场。“报道发出来，我在监利有名了，就变成我卖‘地’求荣了。那我们看到不公平的事情，还能怎么办呢？监利人不能批评监利吗？”

不过，他也因为长期批评监利而收获不少官场上的朋友。“以老干部为主。他们身上都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不惧怕问题，相信国家会变好。”

李思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在监利的形象。辞职后，他出版过一本书，是他过去公开发表过的新闻报道的合集，这本书在监利很受欢迎，他获得了一笔不菲的收入，后来他又用这笔钱在外省投资两家玻璃工厂，每年都能分红。他说，这些收入足以让他在监利维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安安心心地搞新闻、搞文学创作”。

转向文学创作

一个“公民记者”，热情如何能保持15年？

李思德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先讲起2006年向媒体提供监利教育改革线索的一个插曲。

当时，监利每年只有2.6亿元可用财政收入，其中1.2亿元要确保教师刚性工资和基本运转。在2002年农村税费制度改革以前，监利每年的教育支出是1.9亿元，其中农村教育附加、教育集资、教育统筹三项共8000万元左右。这三项收费被取消后，国家转移支付的教育方面拨款只有3000万，也就是说，还有4000多万的缺口无法补上。

2005年8月，监利县将县城仅有的两所高中捆绑改制，以租赁和委托管理的方式交由一家江苏的民营企业管理。监利县政府对此的解释是，中学教育资源严重短缺，改革有利于克服公办教育的种种弊端。而这家民营企业承担了其中一所中学的高额债务后，也面临着赚取高额入校费和垄断优质教育资源的质疑。

李思德获悉，监利在打包出租两所高中之前，曾在党政系统内部征求意见，监利县人大一位主要领导强烈反对，并为此专门给县委书记和县长写信。后来，种种压力之下，他又收回写出的信，也不再公开发表反对意见。

前来采访的记者和李思德获得这封信的复印件，到监利县人大办公室找他求证。他矢口否认曾写信反对，也拒绝接受采访。临别之际，李思德说接下来要去教育局。

半路上，李思德就接到监利县教育局办公室的电话，问他们的来意。“我们就知道被县人大那个领导‘出卖’了。”

李思德给他打去电话，“你不能说实话，我们能理解，你可以保持沉默。但是你还‘告密’，你已经丧失了知识分子的人格”。李思德说，对方闻言，请求他和记者原谅，但是他拒绝了。

“我看到不公平不合理的事情，还是涉及全监利人的事，我没有办法背过脸去。”李思德说，这是他的信念，也是支撑他连续监督监利15年的动力源。

李思德一直觉得四十岁那年是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候。那时他和《南方周末》以及国内其他主流媒体合作密切，推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报道。“四十不惑，我觉得就是找到了生活和工作的意义，才能不惑。我认为《南方周末》一直是中国最好的报纸。”

至于《南方周末》的四十岁，他像对一位老朋友那样说，“希望《南方周末》能保持住一直以来的那份正义感。谢谢你，《南方周末》。祝愿你，四十不惑。”

最近这些年，李思德将主要精力转向文学创作。为了书写疫情初期护士群体的奉献，他对当地医院的护士进行了两年多采访，和医院的一些职工成了好朋友。

他的文学创作关注的另一大主题仍然是“三农”问题。他以家乡的农村生活为蓝本创作了一部中篇小说，目前已被国内主流文学杂志接受，他正在按照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

已经55岁的李思德没有完全放弃监督自己的家乡。对于监利的教育改革，他仍然有话要说，他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2023年12月18日晚上，李思德和几个朋友吃饭。饭后，有人跟他开玩笑，曾经的猎手如今也老了。他没有反驳，但是用连续的重音配合着连续向下挥击的手指：“如果我再看到丑恶的事情，我还是不会装作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