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繁花》的舞台剧、沪剧、清口、评弹等版本完全忠实于小说原著不同，电视剧《繁花》里的故事几乎与原著毫无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繁花》还是有问题，还不是我特别满意的。我特别地爱听意见，有些人读了小说给我提意见，如果觉得有道理，我就把它加在小说里边去。”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张英

责任编辑 | 刘悠翔

胡歌饰演的阿宝走进《上海文学》杂志社，办公室里，一位戴眼镜的老者问道：“侬寻啥人呀？”

阿宝看着满屋堆叠的书刊，反问老者：“你是写书的？”老者说：“现在退休了没事体，写着玩玩。”阿宝追问：“书的名字想好了吗？”“没想好，”老者转过头，“不过第一句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

这是电视剧《繁花》第一集开头的对话，出镜的老者，是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

此时，距离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出版，已经过去十年。

2013年11月，小说出版才半年，王家卫主动找到金宇澄。金宇澄后来回忆：“当时上海有一些同行还不知道这本小说，但是他已经知道。”《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图书后，也有一些人找过金宇澄谈影视改编权，但王家卫的一句话打动了金宇澄：“他说：‘你写的就是我哥哥姐姐的事情。’”

王家卫（左一）与金宇澄（左二）在香港书展。资料图

王家卫和金宇澄都出生在上海，金宇澄年长六岁，小说《繁花》用上海方言写这座城市里跨越四十多年的市井故事，时间的起点是1960年代，两人的少年时代。

2023年12月27日，王家卫执导的电视剧《繁花》在央视八套开播，腾讯视频独家全网直播。为了最大程度保留金宇澄小说《繁花》的特色和腔调，电视剧《繁花》推出普通话版和沪语版两个版本。

王家卫改编之初就有这个想法：“语言对这本书来说是一个文本和表达方法，这本书的台词如果都变成普通话，就好像老舍《茶馆》的京白变成普通话，所以我会尽量保存原来语言的魅力。”

金宇澄曾经写过多部电视剧剧本，但没有参与电视剧《繁花》的剧本创作，他说，小说交给一个导演，剧集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好的导演，不可能原封不动去拍摄小说的。”

与《繁花》的舞台剧、沪剧、清口、评弹等版本完全忠实于小说原著不同，电视剧《繁花》里的故事几乎与原著毫无关系。

小说里有三个男主角，其中沪生和小毛的故事，绝大部分被电视剧版放弃。阿宝成了剧中唯一男主角，住在和平饭店，他的故事变成了1990年代的商战传奇。当时上海人炒股传奇和上海羊毛衫热销全国现象也被引用，编排到外贸商人阿宝身上，成为他的生意和发家故事。

电视剧《繁花》中的唯一男主角阿宝（胡歌饰）。资料图

编剧秦雯还给阿宝安排了一个授业解惑的老师：游本昌扮演的在外贸公司工作过的“老爷叔”。围绕这条事业线，剧中增加了外贸公司里汪小姐（唐嫣饰）和师父、同事的职场竞争。

电视剧《繁花》的叙事被压缩到1993年至1994年的一年时间里，叙事背景和主要场景放在黄河路美食街，不同饭店的恶性竞争和女老板们的勾心斗角也是故事主线。故事的感情线则以阿宝与夜东京酒吧女老板玲子、外贸公司经理汪小姐和至真园老板李李（辛芷蕾饰）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为主。

也许是担心读者有意见，导演王家卫在电视剧开播前，就给小说的粉丝打了预防针：“《繁花》这本书一共有三十一章，没有连贯的故事，表面是饮食男女，里面是山河岁月，时代变迁。面对这样的一个结构，如何下手，简直千头万绪。”

电视剧《繁花》的最后字幕注明：“本剧部分内容来自《上海赋》《野蛮生长》《股市中的红男绿女》和《股市中的悲欢离合》，以上内容均已获得作者或出版社同意。”

木心的随笔集《上海赋》提供了民国时期上海生活的掌故与风俗。冯仑写的《野蛮生长》是电视剧《繁花》里“爷叔”的重要思想源头，也是“爷叔”指导阿宝赚钱的理论依据。应健中的小说《股市中的红男绿女》和《股市中的悲欢离合》则为电视剧《繁花》的前三集剧情设定提供了故事展开的基础，也是阿宝通过股票赚取第一桶金成为“宝总”的基础。

王家卫提到原著里有一千多处“不响”，认为这是一种“留白”，也是自己改编这本书的密码：“作为剧来说，最有起伏、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应该是阿宝。在原著里，阿宝有两个，一个是六十年代的工人阿宝，还有一个是九十年代‘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的宝总。是什么让阿宝成为宝总，书里面没有提到过。原著‘不响’，我们可以补白。我们没有能力还原足本的《繁花》，但是我们肯定可以给出一个你在原著里看不到的上海阿宝。”

如今，电视剧《繁花》已开播16集，金宇澄拒绝了所有媒体的采访。南方周末曾于2013年3月小说《繁花》出版和2023年9月电视剧《繁花》预备开播前，对金宇澄进行了两次专访，以下内容均为首次发表。

“《繁花》最合适的改编形式还没人做”

南方周末：王家卫拍《繁花》的同名电视剧，你参与了哪些工作？

金宇澄：王家卫是上海人，对《繁花》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他是第一次拍电视剧，参照了美剧的生产流程和做法。在电视剧拍摄前，我只是把小说的影视改编权给了他，然后应他的邀请，参与了最早期的策划环节，比如收集历史材料，做某些内容的解释，做一些初期的准备，包括做一些故事场地调查。

之后，《繁花》的整个剧本创作，都跟我没有关系，我连剧情都不知道。编剧是《我的前半生》编剧秦雯，我只是有时候和导演、编剧聊大天，几个人喝一下午茶，讲讲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上海的各种事情，然后记录在案。

南方周末：很多导演都爱找小说原著作者写剧本，比如冯小刚爱找王朔和刘震云。

金宇澄：冯小刚真的是找刘震云去写剧本，王家卫不是，他就是想跟作者聊这个小说。他的电影《花样年华》，也是在香港生活的上海作家写的剧本底稿，导演自己也介入剧本创作。你根本搞不清楚王家卫的剧本和故事，究竟是怎么形成最后的版本的。

当然，另一方面，作为《繁花》的作者，我也不是太想知道电视剧的故事走向。任何一个导演，不管把你的小说变成电影还是电视剧，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主张。只不过很多电影电视剧，需要有一个小说托底，有那么一个故事固定的氛围在里面，再进一步创作比较方便。

南方周末：王家卫签的《繁花》版权包括电影版，现在电视剧已经拍完了。电影版进行得怎么样？

金宇澄：现在就我所知道的信息，王家卫就是在做一个《繁花》的剧集版。电影的项目没有知悉过，至少在我这边不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我也不大问他，他忙得要命，电视剧杀青已经一年多了，但一直在补拍镜头。王家卫的这个性格大家知道，不到最后1分钟，根本不知道他取舍的是什么，拍下来的东西最后究竟会取其中多少，也不知道。

电视剧《繁花》剧照。资料图

南方周末：王家卫没给你看电视剧的样片吗？

金宇澄：我就看了20分钟的电视剧样片，我觉得画面确实就像电影一样，做得确实不一样，他的这种艺术特点非常明显的。至于到最后，电视剧真的要播出时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也不知道。

王家卫就说我：老金你真是亏，你这个《繁花》，那么多故事，换一个人能写好几部作品了。这是王家卫的原话。我当时回答他说，我是不考虑这个，我就是要把小说做到最好就好了，做到没东西就结束了。

南方周末：现在《繁花》有了电视剧和沪语舞台剧，还有评弹、话剧，你喜欢哪一种艺术形式的改编？

金宇澄：沪语舞台剧《繁花》第二季的内容比第一季要好一些；话剧《繁花》都是小说内容，它的观众群还是小，有些原作的味道。电影电视剧的改编，相比要求更高一点。真的变成电视剧或者电影，那就是导演的作品。

我后来才发现，《繁花》最合适的（改编形式）是苏州评话，整本《繁花》可以由一个人按照小说的结构，一点点说下来。但这现在是不可能的任务。你想，艺术家要彻底把这本书给背下来，那要多大的热情、多大的意志力才能做啊？

所以现在最合适的样式反而没人做。过去那种做评话的老先生，一辈子就说几部书，现在谁还会有这么大的兴趣，花这么大的体力、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啊。

“文学就有它自己的重要性”

南方周末：你有一个独特的观点：影视对先锋文学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金宇澄：为什么先锋小说在1990年代就完蛋了？因为影视介入以后，先锋小说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情，改编不了什么东西。1980年代文学风起云涌，但在寻根之后的一些实验文本，只有八十年代写小说的人才会特别在意。

我写《繁花》到最后，要改成东西在《收获》发表的时候，等于八十年代又回来了，好像回归到原来我们这些作家曾经为之努力的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我在《繁花》的样式上不分行、里面出现繁体字、尽量省略标点符号，这些都和影视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要建立一个所谓的语言特征。作家最开心的一件事情应该是找到自己的语言，我就在往这个方向使劲。如果我没经历过八十年代，可能不会去考虑这些，我可能会去考虑要分行，要赏心悦目，要大家都能接受。

我最喜欢的是作家米歇尔·布托尔的小说《变》，这个小说有意思的是，从头到尾都是第二人称“你”，就是一个人在自言自语，你上了火车，车上面有一个铆钉，旁边有个什么铜扣，窗子外边是什么风景。这个小说只有10万字，实际上是写（作家）他从巴黎到米兰，一直坐火车。他有两个情人，一个在巴黎，一个在米兰，连人物名称都没有。当时所谓法国新小说、现代派小说，那批作家就是在千变万化地写这些特征的东西、文学的东西。

中国的先锋文学，到1990年代变成认认真真讲故事，越来越通俗易懂了，包括《上海文学》周介人提出“新市民小说”。

南方周末：当时很多杂志和批评家合力提出了“新写实”“新市民”“新状态”“新生代”“后先锋”等很多名词。

金宇澄：比如池莉的《烦恼人生》，这种新市民小说，要和社会、和时代同步，反映时代的那种无奈。但文学有很多时候不是预想未来、紧贴当下，而是在回顾回去，或者更宽泛。

有一年我到巴黎去，发现法国和中国不一样的地方。酒店房间里有电视机，打开一看是8频道，（节目里）就是一个沙发，一个主持人坐在上面说话，什么豪华的外景都没有。我在法国住了四五天，每天打开电视就是8频道，不是一个老人就是一个小姑娘，在念同一部小说。

在这种节目里，好像文学就有它自己的重要性，不需要其它艺术形式加持。法国人也有《红白蓝》这种实验电影，这和实验文学更加能够联系得上。因为文学和电影是需要实验的，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艺术，不需要一年一年地这么重复做。

南方周末：现在的中国影视剧，大部分内容来自网络小说和类型小说，不再是纯文学了。

金宇澄：很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所谓纯文学和网络小说，壁垒分明，好像网络文学是什么大逆不道一样。我当时就说，这些艺术的区别和特点，分得过于清楚了。我参加过杭州的一次网络小说会议，我说这里面的类型小说，将来说不定也会出一些很好的作家，他们做资料、做什么都特别认真。

但我们纯文学里的所谓虚构作品，说白了也有很多很差劲的东西。我当过编辑，太知道这一点了。纯文学圈里的作家们我觉得还不够灵活。如果我是年轻人的话，我肯定要思考，类型小说、网络小说怎么会有那么多读者啊？这（里面）也有需要学的技巧。

“梦想开饭店，出一本大书”

南方周末：小说《繁花》的两条叙事线之一放在1990年代，当时的你一直在做编辑？

金宇澄：当时我也写电视剧，和香港导演谈剧本，也就是挣钱。“报告文学”也成为一种时尚，（当时）《上海文学》处境越来越难，通常是找一帮企业家，配一帮作者，一个个（外出）收集采访，凑够一本集子，由企业赞助出版。

记得1995年《上海文学》联络了山西的潞安煤矿，写一本煤矿报告文学，可以得到赞助，于是单位请了一帮上海作者，包括我们编辑，跑到潞安住了二十天，每人负责一个矿，二十天把它写好。这经历唯一的好处是，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了解各种人。

还记得1990年代写闵行的一个房地产老板，我和大写字台对面的老板聊，差不多结束的阶段，外面下起大雨，我只能在沙发上等，不久秘书进来，他们两人就在我眼前黏黏糊糊、动手动脚，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等雨过天晴，我出了门就跟联系人打电话，让他另请高明，这事我不干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写“报告文学”的记忆。1990年代，一切是丰富和混乱的，像气候合适的原始森林，什么动植物都会出来，什么情况都可以滋生，《繁花》和这十年的经历分不开。

我跟王家卫说过上海乍浦路、黄河路曾经的繁华，我记得某个大年初一，电视新闻报道了除夕夜的盛况，黄河路各饭店攀比鞭炮烟火的场面，路中间都是巨大的一堆烟火残骸，有店家居然抬出单人床那么大的烟花，接近疯狂。

《繁花》关于1990年代的描述就是这样。有人说相比《繁花》的六十年代，九十年代这块比较表面，其实这年代跟现在似曾相识，九十年代也意味着，我们当代还有它的旧风景，根据环境、温度和湿度的变化，呈现相应的状态。

南方周末：城市的复杂性在中国文学里尚没有淋漓尽致的体现，为什么？

金宇澄：据说“故乡”这个词在希腊语的原意就是“母亲城”，希腊自古以来以城市为归宿；我们的传统是上千年的知识分子都在乡试中产生。直到遭遇西方文明的改变，当时的苏州遗老把上海视为“坏地方”，坚决不许有背景的子弟去上海。

1930年代，上海有一本《亭子间嫂嫂》，所谓通俗小说，亭子间嫂嫂待在亭子间里，各行各业的男人都来找她，她以不变应万变。小说通过来人的各种自述，记录当年人群的状态。今天这男人是干吗的，城市的侧面就出来了，这也是严肃文学的主题。

历史上写上海的小说里，《子夜》好在什么地方？现在看好像里面阶级太分明了，写资本家、工人、城市边缘群体，但是它会让你感觉有整体的东西。分成三个点写，就和集中在一个点不一样。

我在《繁花》这个小说里边有一段，在养老院里小毛和阿宝在聊天，说拍电影，拍到上海就是斧头帮、许文强、旗袍、百乐门这一类的。这是一些标志，可以说全国人民都知道，但是真正的市民生活这一块，我就想写一点我所知道的。

电影《股疯》（1994）与电视剧《繁花》同样表现1990年代初的上海，图为片中出现的南京路环形天桥，1985年建，已于2003年拆除。资料图

如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也是历史上最有见多识广读者的时代，那么多的留学生涯，美术音乐舞蹈等经验的培养，各种门类细化的个人兴趣，空前的关注，城市都是更集中的反映，孕育文学的最好温床。城市成为很多人的故乡，人生之源。

南方周末：《繁花》里写到许多饭局，饭局是国人日常生活的公共广场，在这场地的交流有意外，有不同阶层的跨界。

金宇澄：饭局包罗万象，是“开无轨电车”的那种讨论会，说什么的都有，活跃，跳跃，每人说话都经过仔细考虑、经过筛选，都有把最重要内容讲出来的心情。

我说过（自己）的梦想是开饭店，里面有几个包房，每个桌子底下都有录音。一年录下来，姓名职位什么都不重要，录音主要是各种话题、细节、故事，把这些内容分门别类编一下，假如饭店生意好的话，这一年就是意义非凡的非虚构大书。书里什么都有了，A说什么、B说什么，发言人都以字母代替，牵扯的具体人名也得换，但各种奇遇、奇人、奇谈怪论，各种私密细节里的上海暗流仍在其中，洋洋大观，是最接近现实的文字叙事，远比小说厚重。

“不做举足轻重的人物”

南方周末：你在文学趣味上，不大喜欢那些宏大的叙述，为什么？

金宇澄：作为一个写作者，在写作上一定要找到自己发现的重要事情，这才是最要紧的。比如有人说我写《繁花》宣传上海话，我根本没有说要提倡普及上海话，只不过我这种写法过去没人写过而已。这个和美术蛮像的，你要有一个独特的辨识度。什么叫宏大叙事啊，这个是评论圈里才这么说的。《红楼梦》也不能算是宏大叙事，而且故事只写了一大半。《战争与和平》就是宏大叙事？所以这种艺术标准很混乱。

南方周末：你会把自己的情感带入小说吗？觉得自己更像《繁花》里的沪生还是阿宝？

金宇澄：我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小说把人物都揉碎了，到最后，人物会完全按照他的规律来走。创作实际上是你要完成这个人物，人物是一个拼贴和消化过的东西。如果说这个人完全是我，我觉得就很不好玩。读者应该抛开这种想法。

南方周末：阿宝也好，沪生也好，这两个人有一种上海老克腊的派头，懂得人生不过如此，逃不过命运，但也要高高兴兴活一场。

金宇澄：很多人在对号入座，说我是阿宝或者是谁，我在上海好几个朋友都不结婚的，他们也会告诉我很多事情，所以我可以写这种不结婚的人——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的，他们是不是摸到了这个城市的脉络了，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坚定地就是这样呢？他们都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也觉得不要去做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电视剧《繁花》中的阿宝与汪小姐。资料图

南方周末：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繁花》也开始国际化，现在出了日文版，英文版也出了，还有其他版本吗？

金宇澄：《繁花》的英文版已经译了五六年，还没有完成，译者是马悦然介绍的，主要翻译台湾作家的作品，也译过（大陆作家）李锐和曹乃谦的小说。现在《繁花》的日文版有了，越南文和韩文版也已经出版了。目前，德文版在翻译当中，还有西班牙语版、意大利语版。法文版2022年就翻译完成了，伽利玛出版社官方宣布2023年9月出版，刚好是法国秋冬时节，那是法国推荐新书效果最好的时候。

南方周末：《繁花》的成功，有没有让你在创作上更加自信？

金宇澄：我这个人是缺乏自信的人。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繁花》还是有问题，还不是我特别满意的。我特别地爱听意见，有些人读了小说给我提意见，如果觉得有道理，我就把它加在小说里边去。

有人说：“你这个小说写到最后，阿宝和沪生这两个主要的人，怎么从来没有内心活动，要不就是笑眯眯的，要不就是干嘛干嘛的。”这个观点引起我注意了，就在小说最后一页写，阿宝和沪生两个人到苏州河边上，见到法国人出来的时候，夜风吹着，阿宝就问沪生，说，“沪生，有人说你老是笑眯眯的，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也不离婚。”完了沪生回答他说：“阿宝，你也是这样，你也是笑眯眯的，人家也在说你啊，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你这个男人。”后来阿宝就说：“实际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什么新鲜事情，如果哪个女人要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到书店里边买几本文艺小说，里边有很多心理描写，看过就完全知道我在想什么。”

如果别人再提出这个疑问，我就用这段话回答他。我在《繁花》里，就是想用不描写心理活动的写法，但是让他们（读者）知道人物是什么心理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