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维诺在埃伊纳乌迪出版社前面的翁贝托国王大街上

“父亲对追求社会公正有强烈的理想，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指导思想。他对各种罪恶行径导致的政体腐化深感沮丧。”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李乃清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多年来，我为一些自己也解释不清的理想活着，但我做了一件好事：生活在树上。”

2023年是意大利当代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诞辰100周年。关于“我们的祖先”三部曲，他曾总结：“《不存在的骑士》是对存在的争取；《分成两半的子爵》是对一种完整存在的向往；《树上的男爵》提出一种并非个人主义的自我实现方式，即忠于个体的自决。”

从事文学创作近40年，卡尔维诺以各种手法表现当代人的生活和心灵，他用“轻、快、精确、形象、繁复”定义了新千年后的文学图景，其精美独到的小说构想、深刻隽永的思维方式对文学先锋思潮产生巨大影响。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将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加西亚·马尔克斯作比，认为三人之中“卡尔维诺最温暖明亮”；中国作家王小波坚信真正的作家应该像卡尔维诺那样“到想象中去营造”，这才是作家该干的事。

▲卡尔维诺与博尔赫斯在罗马艾克塞西尔酒店

“父亲笔下那些角色，就像我自己的祖先。”2023年11月，忙完父亲百年诞辰诸多纪念活动后，卡尔维诺的女儿乔万娜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独家专访，分享对她父亲其人其作的回忆和评价，也介绍了卡尔维诺访谈和传记中鲜少提及的妻子和他们的家庭生活，并向《南方人物周刊》提供了《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她最爱的父亲的一张肖像照和他的一幅自画像（注：见本文倒数第三、第四张插图）。在这两张图片中，卡尔维诺都是思考的神情。

▲《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

编选者: [意]卢卡·巴拉内利 / [意]埃内斯托·费里罗

译者: 毕艳红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3年10月

1981年，晚年卡尔维诺曾为展望2000年提出过“三个法宝”：

1.背诵很多诗歌，“不论你是儿童、青少年，还是老人。如果一个人在精神上不断重复这些诗歌，那么它们将伴随他一生。”

2.专注于困难的、需要发挥到极致的事情，“警惕简单、肤浅、为了做而做的事……不仅在语言上也包括在所做事情上，要专注于精确。”

3.要明白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消失。“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放弃一切，相反，我们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享受其乐趣，但同时要明白，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随时可能烟消云散。”

▲卡尔维诺在巴黎的书房内

1985年9月19日，卡尔维诺因突发脑溢血逝世，为他开颅的主治医生宣称，从未见过像卡尔维诺这般精细复杂的大脑结构。卡尔维诺已离我们远去，但他的经历和作品仍是鼓舞人们认识自身所处的日益复杂的现实世界的精妙工具。

穿梭在现实与梦幻之间，一路心明眼亮

“文学中不可预见的才是有趣的，不可预见的才不可能被编程。”

卡尔维诺如果活到今天，对于当下热火朝天的ChatGPT未必会感到惊讶。乔万娜在采访中说，卡尔维诺有大批探索人工智能的藏书，“早在1967年发表文章《控制论与幽灵》时，他就预测了人工智能将改变我们对现实的认知。”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卡尔维诺的创作愈显抽象：《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在这些作品中，他尝试某种文学实验，依照自定程序排列组合……1981年，卡尔维诺提出假想：给一台电脑编好程序，投喂“能以完全忠实于作者的观念和风格展开文本的所有素材”，他还半开玩笑道，书店里好多书都能由电脑写出来，也许电脑“创作”的效果会更好。

不过，关于生平，卡尔维诺拒绝提供资料，“传记或个人信息属于极为隐私的内容，公开这些犹如进行心理分析。”他强调，“一个作者，只有作品有价值。”为了不让读者失望，他顽皮地补充了一句——“我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东西。但我从来不会告诉你真实。”

▲1925年1月，卡尔维诺与父母在古巴圣曼努埃尔

1923年10月15日，卡尔维诺生于古巴小城，两年后举家迁往意大利圣雷莫，父母为他取名伊塔洛就是为了纪念祖国意大利。“父母在加勒比海旅居多年后决定回国……这种漂泊不定感一直让我对别处充满憧憬。”

▲1933年10月，卡尔维诺与弟弟在圣约翰

少年时光，卡尔维诺痴迷漫画和电影，银幕中的世界让他感到“饱满、必要、连贯”，他曾梦想成为戏剧家，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修读农学，后转去文学院。在高中同学的记忆中，卡尔维诺乐于倾听，但惜字如金，“只会用他深沉的、近乎男中音的噪音偶尔发表一句讽刺评论或冷酷笑话，让你震惊不已。”

1940年夏，战争闯入17岁的卡尔维诺的生活，激起他强烈的情感。1941年春，他创作了一批“超短篇小说”，将它们整理成册，题为《我疯癫还是他人疯癫》，投稿遭到拒绝，但这没有扼杀他的创作抱负。1943年夏，卡尔维诺再次拾笔，写作“关于未来的超短篇小说或存在主义的寓言故事”，涉及难以理解的生活、个人模糊的身份，反对专制和群众的聚集本能。

“当人无法清楚地表达他的思想时，就会通过寓言表达出来。这些超短篇小说源于法西斯统治下的苦闷时期，一位年轻人的政治或社会经历。”

▲1949年的卡尔维诺

1944年，卡尔维诺加入意大利共产党，参与反抗纳粹的游击战。这年11月15日他被捕入狱。次日清晨，隔壁牢房一群工人被杀，卡尔维诺则被带上车送往征兵中心。在途中他设法逃脱，在一个隧道中躲了三天三夜，并从那儿翻山越岭，找到了游击队。

游击战争是卡尔维诺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经历，他同政治的紧密关系一直持续到1957年。这年，他出版了代表作《树上的男爵》，讲述一个男爵因对贵族阶层虚伪的价值观深恶痛绝，决意离开家庭，到树上生活。“距离，才是价值所在。既需要远离但又不能因此而放弃斗争……我的男爵生活在树上：这就是我想如何看待有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

▲《树上的男爵》首页手稿

卡尔维诺曾在巴黎隐居了15年，与罗兰·巴特等人交往密切。巴特曾在一档法国电视节目上评价卡尔维诺：“他的情感流露和创作中……有种敏感，也可说是人性，甚至我想说是仁慈……在他的观察评判中，总有一种不伤人也不咄咄逼人的讽刺，其中有疏离，有微笑，还有同情。”

去世前一年，面对“想成为哪个文学人物”的提问，卡尔维诺坦言心仪莎翁笔下的茂丘西奥（注：《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罗密欧的朋友和仆人），“我钦佩他在那个野蛮世界中持有轻盈、奇妙的幻想……我还钦佩他在凯普莱特与蒙太古的深仇宿怨中所具有的智慧和充满理性的声音……茂丘西奥遵守旧的骑士精神准则……他是一位现代的、充满怀疑精神和讽刺精神的人……他穿梭在现实与梦幻之间，一路心明眼亮。”

▲1950年或1951年，卡尔维诺与巴勃罗·聂鲁达在都灵

从抵抗运动文学中起步，

不断挑战迷宫般的监狱

“在一个每个人都抢着发表意见和要做出判断的时代与国度，帕洛马尔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逢想要提出什么主张时，就先咬舌三次。当他咬过舌头后仍觉得对自己的主张能够信服，他才说出来。”

1962年，卡尔维诺在《梅那坡》杂志上发表文章《挑战迷宫》。《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的作者指出：“这篇文章的标题似乎正式概括了卡尔维诺不断实验的原因：20世纪人类徘徊于迷宫般的监狱之中，而他执着于给这监狱下定义，因为失败总是在背后伏击探索者-制图师……对始终没有结论的认知活动进行挑战……这种温顺而又坚决的斯多葛主义贯穿于《观察者》（1963），这部小说是对‘意大利图景’系列的圆满收尾。这一系列还包括《阿根廷蚂蚁》、《房产投机》和《烟云》。”用卡尔维诺自己的话来说，这批作品试图“用逼真的客观性描绘社会”。

卡尔维诺的感受力深受意大利诗人蒙塔莱的影响，1944年秋冬在狱中绝望无助时，蒙塔莱的诗句拯救过他。描绘“意大利图景”时，卡尔维诺发现了恐怖、畸形、不可预见的蒙塔莱笔下的“生活之恶”（《生活之恶》是蒙塔莱的名篇，着重描写人生的艰辛与苦难），他于1961年在都灵科托伦戈的投票站内做监票员的所见所闻，成为某种强烈的抵抗需求——不要放弃挑战，不要放弃“制图师”的工具。

“我也是从抵抗运动的文学中起步的作家之一。我不愿放弃抵抗运动文学中史诗般的冒险，不愿放弃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能量。当代生活的图景无法满足我这种需求，所以我将写作转向超越我们的时代、也超越社会现实的奇幻冒险风格中……我喜欢行动甚于静止，意愿甚于顺从，例外甚于惯例。”

1960年代初，卡尔维诺的生活重心发生转移：离开都灵，在罗马和巴黎之间来回奔波，他表示，有些利古里亚人从未离开故土，犹如礁石上的帽贝，另一些人则“以世界为家，随遇而安”，而他自己属于后者。

▲1964年，卡尔维诺夫妻在古巴哈瓦那水族馆

1962年4月，卡尔维诺在巴黎友人家中结识俄裔阿根廷女子埃丝特·朱迪思·辛格，她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际原子能机构担任翻译。1964年他们在哈瓦那完婚，两人的蜜月之旅有点回归故土的意味。借此古巴之行，卡尔维诺还与切·格瓦拉进行了会面。

“我听见他放声大笑来回应我，笑声里充满了讥讽……他不愿意接受暂时和平的假象，他要求自己与他人具备最崇高的牺牲精神，他坚信今天若不做出牺牲，明天将会付出更大的牺牲。”1967年，卡尔维诺回忆那次会面，“于我们而言，格瓦拉是召唤革命和未来世界的一切事物的绝对引力，他激烈批判我们自以为能心安理得的所有姿态。”

1965年，卡尔维诺携新婚妻子迁入罗马新居，他们的女儿乔万娜不久之后降生。40年来第一次做父亲，卡尔维诺因这种“意想不到的乐趣”激动不已。“作为父亲，我尽量顺其自然；我不会试图弱化无聊且专制的父亲形象，我做自然的我自已。”在1980年的采访中，卡尔维诺解释他“无为”的教育之道，“只要家人在一起能够快乐，一个家庭就能运转……无须每天都快乐，要不就成了动物，但要有快乐的潜在能力、生活顺利而不会事事惨败的潜在能力……我只是想教大家如何去反抗当前由环境强加的所有教育方法，这些方法都可以被定义为虚假且愚蠢。”

▲1966年，卡尔维诺与女儿乔万娜在一起

四十多年后，卡尔维诺的女儿乔万娜向我们追忆了她的父亲和他们的家庭生活。

《树上的男爵》与《房产危机》

都基于家族真实经历

南方人物周刊：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到了忽必烈，可否聊聊他对东方，尤其是对中国的想象和认知？

乔万娜：我父亲阅读过不少中国经典著作，他非常熟悉中国历史，他和自己那些汉学家朋友对此有过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很遗憾，他生前没有机会去中国旅行，他也意识到自己对东方的认知可能和大多数西方人一样相对主观。

事实上，《看不见的城市》叙述者某种程度上也道出了忽必烈和马可·波罗两人语言完全不同，他们的对话不是基于语词表达，而是通过某些展示或表演来叙说的，在这样的交流中，谈话者需要推断和想象对方可能在陈说的内容，这位蒙古大汗和威尼斯旅行家之间的对话就如书中所描绘的那些城市一样虚幻。

▲20世纪60年代初，卡尔维诺与帕索里尼

南方人物周刊：卡尔维诺少时就痴迷电影，当时尤爱美国、法国电影，你们父女俩是否也常一起观影？

乔万娜：当我们住在巴黎时，我父母每周至少去一次电影院，有时他们会带我同去，他们都喜欢1950年代的那些美国经典电影，我敢说那时我跟着他们看了所有弗雷德·阿斯泰尔的电影。

南方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电影艺术对他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在你看来，他的哪部文学作品最适合拍成电影？

乔万娜：我觉得《树上的男爵》可以拍成一部颇具视觉美感的电影，基于它的整体故事设计，任何时刻情节线都能在低矮的地面和高阔的树上展开。我也很想看到演员们会如何诠释这部小说中的角色，那些人物我自己都觉得非常迷人和有趣。此外，有几部书我对改编成电影不太看好，例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很难用画面来呈现，如果尝试搬上银幕，结果恐怕差强人意，令观众感到困惑。

▲卡尔维诺绘制的“树上的男爵”，刊登在1957年6月的《埃伊纳乌迪简报》上

南方人物周刊：1957年前后，《树上的男爵》与《房产危机》几乎同时出版，但两部作品风格迥异，想请你评价下卡尔维诺在奇幻和现实两个面向的创作。

乔万娜：对我个人而言，比起谈论这两部作品的差异，我对它们的相似性更感兴趣。两个故事潜在的基本主题都是关于自然环境的消失（或毁灭）。《房产危机》更直接、更具自传性，某种程度上，这则小说基本复述了我祖母当初为了支付房产税不得不卖掉自家一大部分花园（她是位植物学家）的经历。

▲卡尔维诺与显微镜前的母亲埃维莉娜·卡尔维诺。埃维莉娜·卡尔维诺（1886—1978），植物学家，发表过大量科学出版物，与丈夫并肩工作，将一生都投入到科学研究中

我祖父母的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奇花异草，它们在欧洲都是独特的珍贵样本。我祖父（一位农艺家）是将牛油果和葡萄介绍引进意大利的第一人，我祖母擅长对不同品种的玫瑰花进行杂交种植，她甚至创造出了一款以我母亲名字命名的玫瑰，并将它作为结婚礼物赠予她。我的祖父母堪称最早的环保主义者，他们著书强调保护生态系统的必要性，这一主题同样贯穿于我父亲的大量文学作品中。当年，我祖母最后不得不将她那座大花园卖掉，它们落到了开发商手里，他们将它埋入水泥地里，在原来的地方堆起一座丑陋的公寓建筑，这座最终消失的我父亲童年时的花园后来在小说《树上的男爵》中再现，也就是书中对（毗邻男爵住处的）维奥兰特家公园的描述。

南方人物周刊：卡尔维诺曾说，“就我而言，抵抗运动将我带入世界，写作上也是如此。”在许多读者眼中，你父亲的作品充满童趣和幻想，但他其实有批判现实和犀利的一面，在你看来，哪些事情是他一生竭力反抗的？传记也提到他和切·格瓦拉的会面，他可曾谈过对古巴革命的看法？

乔万娜：我父亲对追求社会公正有强烈的理想，这是贯穿他一生的指导思想。他对各种罪恶行径导致的政体腐化深感沮丧。我想我父母对与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那次碰面印象平平，他发现这两个领导人都十分教条，自我吹捧，脱离现实。

他将大部分自己写进《马可瓦尔多》

南方人物周刊：你最先读到的是父亲的哪本书？第一次读他的作品是什么感受？

乔万娜：说实话，我不太记得自己第一次读的是他哪部作品了。他的话语一直围绕着我，他笔下那些角色对我而言太熟悉了，他们就好像我自己的祖先。

南方人物周刊：你觉得卡尔维诺与他作品中的哪个人物最像？为什么？

乔万娜：我父亲有些方面和《树上的男爵》里的主人公科西莫很像。在五十多年前我父母在托斯卡纳建造的房子里，我父亲将他的办公室设计成了楼层中的隔间，这个小隔间在最后一格楼梯之上，直通下面宽敞的主厅，他很喜欢窝在那里，就像栖居在一根树枝上，而且他还能“视察”下面来来往往发生的一切。他在这个隔间还开了一扇窗，从那里他可以看到外面树顶上的风景以及树木背后的大海。所以，从某些方面来看，当他写作时，他观察世界的方式和角度与科西莫一样。不过，他也将部分个人印迹植入其他几部作品的人物中。他与我母亲交往初期，曾写信透露给她，他将大部分的自己写进了《马可瓦尔多》，但没人发现。

南方人物周刊：关于卡尔维诺的传记中涉及你母亲的内容不多，你母亲是怎样一位女性？你父亲最欣赏她身上哪些品质？她对你父亲的生活和创作有哪些影响？

乔万娜：事实上，我刚刚整理出版了我父母交往头两年的书信集《给奇基塔的信，1962-1963》（注：奇基塔即卡尔维诺的夫人），在那些信中他解释了自己想与她分享生活，因为和她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完全被理解，他还提到，他和我母亲的交往激发了他自己最真实最优秀的一面。

我认为我母亲的艺术鉴赏力和她对世界的认知与我父亲正好形成某种互补。她与他此前遇见的女人都不一样，可以说，她完全像是一阵沁人心脾的清风。她生于艺术之家（她的母亲和姐姐都是专业钢琴家），尽管她本人没什么文学创作的雄心，但她热爱阅读。与我父亲一样，我母亲也痴迷于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她也曾旅居数个多语种地区。在我们家，每个人都说不同的语言：我母亲对我父亲说西班牙语，他用意大利语回答，而我说法语。当他俩在我面前说话又不想让我听懂时，他们就说英语，因为英文我学得不多。

南方人物周刊：《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提及你父亲最喜欢的你母亲的一张肖像，你父亲有没有说过为何钟爱这张照片？

乔万娜：我猜你说的应该是摄于1962年的那张照片，他们相识于那年，彼此非常相爱，但那时他们还都住在不同的国家。从我刚才提到的那册书信集里，或许你能从几封情书中找到这批照片的注解。

南方人物周刊：我很喜欢传记中父亲带你去巴黎花卉市场的那张照片，可否跟我们分享下你们父女一起逛花卉市场的经历，你父亲通常选购哪些绿植和花卉？他是如何挑选的？

乔万娜：我也很喜欢这张照片，尽管我有点不记得当时具体去的是哪个花市了。我觉得我父亲选花基本就听我母亲的指示，他崇拜她的审美品位，他曾说他只能住在她装饰的房子里。

南方人物周刊：你母亲似乎也很喜欢艺术收藏，书中关于你们罗马之家的照片，其中有不少她收藏的非洲面具和其他具有异域风情的物件。

乔万娜：1950年代，我母亲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移居巴黎后开始收藏非洲艺术，她常去拉丁区一家名为“粘土”的画廊，那是她好友开的画廊，他们也出售维多利亚时期的哀悼首饰，这些艺术品常将逝者的头发和珠宝结合起来设计，我母亲收藏了大量这类艺术品，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和时尚设计师经常光顾那家画廊，他们常常和我母亲相中同样的艺术品。我记得小时候听她聊起攒钱打算收藏的一个非洲面具刚被伊夫·圣罗兰抢先买走了，圣罗兰是她最喜欢的设计师之一，所以她没因这事太记恨他。

他预测到人工智能会改变我们的认知

南方人物周刊：我读卡尔维诺的书信，印象很深的是，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描述过你5岁时的样子：“快乐、机敏，会说3国语言，对读写、算术不太感兴趣，但无忧无虑、充满想象力。”《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中也提到你父亲自由开明的教育理念。在你记忆中，他是怎样一位父亲？卡尔维诺极富童趣，钟情游戏，你们互动时会做什么游戏吗？

乔万娜：说实话，作为父亲，他是相当严厉的，我不记得他曾陪伴我玩耍，但这可能归因于我如今糟糕的记性。我小时候非常喜欢画画，记得在我们搬到巴黎后最先入住的那栋房子里，我父亲的办公室在顶楼，每天我画完一幅画，就会爬楼梯到他办公室向他展示我的成果，他总是提出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来鼓励我。

我父亲写过一部童话《生气的画画》，书中主人公小女孩罗多琳就是以我为原型的。我父母在巴黎有一对意大利夫妇朋友，他们的儿子与我同龄，当我们的父母共进晚餐时，傍晚我就不得不和他呆在一起，但我实在受不了他，所以我父亲在那个童话中描述了我和这个小男孩之间的争斗。

▲1940年春，卡尔维诺以假名雅各在杂志《贝托尔多》的“纸篓”专栏上发表了四幅漫画，这是其中一幅《无线电》。漫画中的说明文字：自从他们给我授勋之后，就连电台的报时信号都不敢再对我一个劲儿地“你……你……你……”了（收音机里发出“您……您……您……您……您……您……”的声音）

南方人物周刊：你父亲也喜欢创作漫画，我们在这部传记中看到不少他的自画像和别人给他创作的画像和肖像摄影，父亲的自画像中你最喜欢哪幅？

乔万娜：他大部分自画像都是年轻时创作的，但这一幅是他晚年创作的，我觉得这张自画像很好地捕捉到了他当时的状态：专注地低头看着一本书，或是试图解决某个难题。

▲1975年，卡尔维诺绘制的滑稽自画像

南方人物周刊：别人给你父亲拍摄的照片中，你觉得最能刻画他个性的又是哪张？

乔万娜：我喜欢1936年拍摄的这张我父亲还是个男孩时的照片，那是他最经典的表情，眉头微蹙，不了解他的人看到这神情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生气，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他深思时最典型的样子。

▲卡尔维诺在1936年拍摄的照片

南方人物周刊：我看到有回忆文字记载你父亲术后第二天在病房中与你对话，他曾称你是“乌龟”，这是你们父女间的某个暗号？

乔万娜：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们在托斯卡纳的住宅附近有很多乌龟出没，每年夏天我会去捉几只回来收作宠物、养在花园里。我父亲喜欢观察乌龟，事实上我在多年后读到他写过一个故事《与乌龟对话》（这个故事本来要写进他的小说《帕洛马尔》，但最后没有收入，那可能是我最喜欢的他写的一个短篇故事）。总之，当他在医院接受了8个小时的脑部手术后，在药物的强烈刺激下，他的认知受到了影响，我问他我是谁、试图搞清楚他能否认出我来，我想，当他回答“乌龟”时他已展开了自由的联想。

南方人物周刊：1980年搬到罗马后，据说你父亲特别喜欢观察壁虎？

乔万娜：小说《帕洛马尔》中有个章节就是关于帕洛马尔先生观察他阳台窗户上的一只壁虎，在我们托斯卡纳的家中，我父亲会观察壁虎进入家中的轨迹，小说里那个章节设置的阳台其实在我们罗马的住房。

▲卡尔维诺在罗马家中的露台上

南方人物周刊：在你看来，外界对他最中肯的评价是什么？最大的误解又是什么？你会如何形容他的创作和贡献？

乔万娜：我父亲常被视作一位充满智性的后现代作家，但这个认定简单抽象、过于标签化。他天赋异禀，组织文字和理念进行创作，这些文学作品远远超出语言层面，他使用语言拓展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例如，他致力于超越狭隘的“自我”（ego），那是我们人类颇具种族优越感和中心主义的主观角度，他试图从一只乌龟、一粒原子或者一块岩石的视角展开想象。

他对人工智能也非常感兴趣，关于这方面内容，他曾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做过非常系统化的藏书，如今这批藏书都贡献给了罗马国立中央图书馆。早在他1967年发表的文章《控制论与幽灵》中，他就预测了人工智能将会如何改变我们对现实世界的认知。

南方人物周刊：请你回忆下和父亲最后一次交流的情境。今天，对“100岁”的他，你最想和他说的一句话是？

乔万娜：我父亲去世得非常突然，当时的我还不成熟，一无所知。如果现在我能和他对话，我会亲口告诉他，我很爱他。

（参考文献：“卡尔维诺经典”系列、《生活在树上：卡尔维诺传》《伊塔洛·卡尔维诺：写小说的人，讲故事的人》《Italo Calvino: Letters, 1941-1985》等。感谢译林出版社吴莹莹、金薇协助联络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