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发表《劳燕》后，旅居加拿大的著名作家张翎萌生了用英语写作的想法。虽然她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且在海外定居多年，但这对她来说，仍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二三十年来，张翎一直用母语创作，《流年物语》《余震》《金山》《劳燕》等作品蜚声海内外。对历史的观照与对灾难的思考，在张翎作品中时常闪现，其中流露的人性光芒令读者印象尤为深刻。暌违六年推出的新作《归海》（英文版名为Where Waters Meet），依然如此。

《归海》。

张翎告诉记者，《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讲述了英语教师袁凤从加拿大返回故土，往返于扑朔迷离的久远记忆，探寻“袁春雨”分别作为母亲、妻子和女儿的故事。她坦言，将这个系列命名为“战争的孩子”，是因为她不想正面书写战争，而是想写战争的后续影响。这里的“孩子”，并非指年龄意义上的孩童，而是指任何一个被战争和灾难殃及的人。不过，有许多“孩子”从灾难中站立起来，寻觅重生的力量，这恰是人性的光亮所在。

张翎与朋友们在广州方所书店分享创作心得。

用英语写作，是脑子寻找舌头的过程

南方+：为何您在海外定居多年，之前却仍一直用母语写作？

张翎：我本科和第一个硕士学位都是英美文学专业，算起来也有过将近七年的正规英文训练，按道理说是可以使用英文来写作的。而我一直选择用母语写作的最重要原因是，母语是唯一一种可以最贴切地表达我的情绪的语言。

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只要他的第二语言经过了足够的训练，是完全可以胜任用第二语言构架小说情节的。但是小说毕竟不同于简单的“讲故事”，它需要铺设情绪和营造氛围——这是母语所赋予的一种特殊能力。用母语时，我可以写出接近于“传神”的境界，而使用第二语言，我却只能停留在“达意”的层面。

有过了接近于“传神”的体验，我不满足于仅仅停留在“达意”的层面。所以这些年里，我一直坚持用母语写作。

张翎近照。

南方+：《归海》是您第一部用英文和中文同时创作的小说，为何这次会选择用英语来书写故土的故事？

张翎：这次我决定用英语写《归海》，其中一个原因是《劳燕》的英译本A Single Swallow，在译本市场低迷的状况下，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不错的表现，曾多周居亚马逊中国文学和二战历史小说类榜首，英文出版社就签下了我之后的两本书。

而一些亚马逊的美国读者留言说：在读《劳燕》之前，他们不知道日本侵略过中国。这个反馈给了我很强烈的震撼——一些我们认为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可能还是存在认知盲点。既然《劳燕》是我的“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一部，这三部的主题都是和战争相关的，那我为何不尝试直接用英文写，告诉英文读者我所知道的一小角抗战历史呢？

《劳燕》。

南方+：在用英语创作时有没有遇到一些挑战？

张翎：首先是要过语言关。这里的“语言”不仅仅是指词汇量，而是指和这门语言相关的所有方面。在母语写作里，我们选择一个词语时，不仅知道它字面的意义，也深知它词底的褒贬、联想、双关、语气等更为微妙的内涵，是可以有意识地选择一些词语来建构属于自己的语言风格的。

而在第二语言里，直觉层面的判断能力大大削弱。要在英语中找一个传神的说法，就得比中文多花三五倍的力气。英文写作的过程是一个脑子永远在寻找舌头的过程。这个过程有些耗神，但一旦两者彼此找到，却是妙不可言。英文词是多音节的，能构成与单音节的汉语词不同的节奏和乐感。我写完了一段话，轻轻地读一遍，那种新奇的节奏会带给我极大的兴奋感。

另一个挑战是如何用英文表述一个非英语文化习俗的概念，并在详述和略述中间作出选择。一些对中文读者很熟悉的事件，对英文读者来说可能是完全陌生的。但小说不同于学术论文，不能依赖注脚。于是我就得绞尽脑汁把背景知识编织进故事叙述中。

我已经用母语写了二三十年的小说，母语是我的舒适区。一个人在舒适区里行走，熟门熟路，不会走丢。可是进入第二语言写作时，所有从前积累的经验、信誉和读者群一下子归零，我发觉自己完全孤独地站在分叉点，也没有地图。但无知者往往是无畏的，一个慌张找路的人是不太会顾忌姿势和步态的。这种久违的初生牛犊的鲁莽感，突然让我感觉又有了新的成长空间。

张翎近照。

南方+：两个版本间有何不同？

张翎：我写这部英文小说时，当时并没有考虑出中文版本，所以这个创作思路是完全以英文进行的。但写完之后，国内有出版社知道了，就鼓励我出一个中文版。编辑坚持要我自己来写中文版，她认为我的中文语言风格在读者心中已经有了一些辨识度，换个人来做纯粹的译本会丢失读者。

于是我开始了中文版《归海》的再创作过程。我之所以称它为“再创作”，是因为它不是简单的翻译，而是一个部分重写的过程，要考虑背景知识的详略重置，英文读者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所知不多，需要作详细一些的描述。

Where Waters Meet

而对中文读者来说，他们熟知这些历史背景，在中文版里就可以简略带过。但反过来，书中涉及加拿大生活场景的部分，英语读者是相当熟悉的，而中文读者就需要多一些解释。再者，中文版添加了一些符合中文阅读习惯的起承转合的过渡段落。如果按照英文本直译，中文读者读起来会感觉突兀生硬和不连贯。

在日常生活里，看到历史的一角

南方+：您在哪一年开始酝酿《归海》的故事？

张翎：《归海》是“战争的孩子”三部曲的第二部，第一部是2017年推出的《劳燕》。早在动笔写《劳燕》时，就已经有了三部曲的整体计划。由于《归海》有中英两个版本，所以耗费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劳燕》发表六年后，才有了《归海》。但这六年并不完全是写作的时间，其中有一部分是耗费在整理案头资料上。在过去几年里，我做了许多关于二战亚洲战场的书面调研和实地采风，由于三部曲的主题是一致的，有些调研资料是可以共享的。

原来的设想是在十年里完成三部曲，现在六七年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两部。第三部应该能在计划之中完成。

南方+：“移民”话题一直让您感兴趣的原因是什么？

张翎：《归海》和《劳燕》虽然是关于故土的故事，但都夹杂着越洋的内容和视角，我的移民经历在其间肯定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战争的孩子”三部曲最重要的主题还不是关于移民和文化冲突的。我在美国和加拿大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师，在诊所里我遇见了许多从各个战场上下来的退役军人和从世界各地涌来的战争难民。在这些人身上我看到了战争遗留下来的记忆和创伤，这些创伤在战争和灾难发生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旧潜藏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这一段工作经历给我的小说写作带来了充沛的灵感，我就把这些灵感带入了自己族裔的故事里。

早在2007年我写下关于唐山大地震的《余震》时，战争、灾难和创伤就已经是我关注的话题，一直延续至今。但这个主题很大，在《归海》里，我选择了一个小切口进入，这个小切口就是母亲死后留下的秘密。沿着这个切口走进去，可以看见一角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这双在蚌壳里寻找珍珠的探求的眼睛，采用的是一个海外的视角——这和我的移民经历有着脱不开的干系。

《余震》。

南方+：《归海》有不少段落写到了女主人公袁凤对于十六岁以后的想象，这个年纪对于您来说有没有特殊的意义？

张翎：袁凤是一个纯粹虚构的人物，但写这个虚构人物，尤其是她的少女时代，对我来说并不费力。她的少女时代和我的少女时代相隔不太遥远。写她十六岁时想的事，可以用得上我的观察和记忆。十六岁对袁凤和我都是生命中的分水岭，她遇见了英语老师孟龙——她魂系一生的初恋，而我则走上社会，先做代课老师，后进厂当了车床操作工。

十六岁是我一生中最漫长最孤独的一年。由于我一直没有停止读书自学，我进厂时心智远比同龄人成熟，但身体发育却严重拖着后腿——我看上去还像个孩子。那时我度日如年地渴望长成十八岁，那是厂里大部分年轻女孩的岁数。

我渴望回到学校上学，渴望同伴，渴望友情和爱情，渴望被看见……在那个年代里，那种渴望和焦虑的损耗力，几乎可以窒息一颗灵魂。在今天看来瞬息即逝的一年，在那时简直长得永远捱不到头。十六岁时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

穿越时空，广东人的基因一脉相承

南方+：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留意到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女性？

张翎：在我成长的环境中，我的家族里到处都是这样的女人。我外婆生下十一个子女，存活了十个，在那个婴儿存活率极低的年代里，这简直是奇迹。

外婆是一个拥有市井智慧的人，她节省地使用着生命力，节省地使用着精神和物质上的一切，不把气血耗费在无谓的情绪上，硬是把这样一个大家庭、这艘到处漏风漏雨的破船，在风雨飘摇中摇到了岸边。

无论男女，十个子女都接受了那个年代所能得到的良好教育。我从小就是听我母亲讲她的家族里那些难以置信的女性的生存故事长大的。那些在生活的缝隙中流淌着、存活下来的女人，是我文学生命的营养，她们早就排着队等在我的记忆中，等待着某个电闪雷鸣的时刻，迫不及待地跳到纸上。

张翎近照。

南方+：她们的故事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翎：我家族中的这些女性不仅是我文学创作取之不竭的营养，她们也影响了我面对生活的态度。我没学会她们的强悍，但也学了一点她们的耐心。写作是一种漫长的创伤，每一本书的诞生过程，都在消耗我的生命。一位美国著名作家曾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Every one of my books has killed me a little more” （我写的每一本书都又多索了一点我的命）。尤其是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开头是兴奋的，结尾也是兴奋的，但中间的过程像在暗夜中爬山——那是走也走不到头的黑暗，熬也熬不完的疲惫。

假如没有“走到了才能活下去”的耐心和期盼，也许我没法坚持写那么久的小说，尤其是创伤题材的小说。但所幸的是，每一次写完一部小说，我都能从情绪中及时抽身，忘记过去，专注面前。

南方+：在《金山》中塑造“金山伯”形象时，您多次到访广东，有没有一些细节让您印象深刻？

张翎：我数次来到广东，在调研采风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历史中的广东人；而在会友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生活在当下的广东人。历史中的那一代广东人，能吃苦，敢为了改变生活现状远走他乡。可是走得再远，总也恋家，终其一生念念不忘“叶落归根”。

他们会把他乡的种种精彩，千山万水地带回故乡，所以才会有开平碉楼那样神奇的中西合璧的建筑物。在那些碉楼里，你可以发现祖宗牌位、中国书法条幅与维多利亚式的咖啡器具、西洋挂钟并列的奇特景象。

开平碉楼。

虽然远走西洋、南洋谋生的时代早已过去，但“金山伯”身上的某些特质，在今天的广东人身上依旧彰显。开放、务实、不情绪化、不拧巴、不抠死理、懂得尊重个人边界和隐私、很容易顺应环境的变化……这些当年“金山伯”在外埠求生存发展所养成的个性，也像基因一样传承到了当代广东人身上。

《金山》。

每次来到广东，我都能感觉到一条鲜明的个性脉络，穿过一个半世纪的时空距离，跳跃在广东的市井街面，将广东人与其他省市的人区分开来。

【采写】南方+记者 戴雪晴

【统筹】刘炜茗

【图片】受访者提供（部分源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