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藤诗织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姜晓明
自25岁遭受性侵害后,伊藤诗织始终以“记者”和“受害者”这两个身份交替出现。在漫长的时间里,伊藤诗织都训诫自己:“你已不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比起活命,她更在乎“社会身份的健全”,因而格外注重记者身份不被剥夺。
上一次伊藤诗织来到中国,我在采访她时有许多问题不敢问(点击阅读《伊藤诗织 被期待的“黑箱”打破者》),正如她那些年遇到的许多记者——总是隐晦含糊、小心翼翼,“似乎生怕触碰到不该触碰的肿块脓疮”。这次,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应该小心委婉、避重就轻的时候”。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欧阳诗蕾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尝试自杀之后,伊藤诗织来到了中国。
那时,她在遭受性侵后已经维权四年,正值加害人、日本著名政治新闻记者山口敬之对她的民事诉讼进入庭审环节。“我被痛苦击落,内心明明渴望活下去”,却无法卸除因自我保护而穿戴的重重盔甲。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荷,伊藤诗织在2019年夏半带恍惚地开启了中国之旅,这也成为她生命里的重要转机——这段经历在伊藤诗织2023年在中国出版的《裸泳》中才被袒露。
开始这次采访前,我回忆上次面访伊藤诗织时的情景——也许有一些轻生者的痕迹被我忽略了。2019年,30岁的伊藤诗织到访中国时正因性侵案处于舆论的漩涡中,在北京、成都、上海等地举行的新书《黑箱》沙龙中,她对自己在中国的高关注度感到惊讶,活动里酣畅淋漓的表达也多少带了发泄的意味。那次采访开始前,伊藤诗织还热情地与我分享她手中的冰镇哈密瓜,但她依然在紧张和担忧,哪怕身处安全的环境。说起偶遇貌似山口敬之的人而恐慌症发作时,她的胳膊立刻起了明显的鸡皮疙瘩。
2023年10月底,伊藤诗织再次来到中国,这次的行程相当低调。“案子胜诉了,我既不兴奋,也不悲伤,内心没有丝毫波澜。”作为胜诉者、受害者的伊藤诗织,是日本史上首位公开长相并且以本名发起性侵诉讼的女性。
2019年12月18日,东京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胜诉,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写着“胜诉”大字的白纸。第二天,伊藤诗织就以记者身份出席了山口敬之的新闻发布会——败诉的山口敬之召开记者会否认强奸指控,并表示要上诉。台下,伊藤诗织一身职业正装,神态镇定地端坐参会。
▲2019年12月18日,东京法院宣判伊藤诗织诉山口敬之性侵案胜诉,伊藤诗织在法庭外手持“胜诉”大字的白纸 图/视觉中国
自25岁遭受性侵害后,伊藤诗织始终以“记者”和“受害者”这两个身份交替出现。在漫长的时间里,伊藤诗织都训诫自己:“你已不再可能拥有真正的人生。”比起活命,她更在乎“社会身份的健全”,因而格外注重记者身份不被剥夺。她压抑感受和痛苦,镇定地表达和回应,总是以第三方视角向媒体介绍这位“当事人”的经历,没有柔弱地当众痛哭,没有以被拯救的形象出现,由此遭到日本社会的不断网暴,也引发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完美受害者”的探讨。
她对自身处境有着高度自知。每次耗尽心力接受采访,她都希望媒体聚焦在法律和社会体制的改良升级上,但“许多记者似乎生怕触碰到不该触碰的肿块脓疮”,“这根本就不是应该小心委婉、避重就轻的时候。”四年前的中国行,她向我表示,“我不希望我的脸在封面上”,但也接受她的面部特写照片出现在活动预告、新书封面、活动大海报上。对BBC纪录片的片名“Japan’s Secret Shame(日本之耻)”,她不认同,但“我必须接受被标签化……当很多标签化的事情出现时,我并不高兴,但我同意”。她平静地说着这些她必须接受的部分,身心都超负荷地运转。
“想来诗织必定是痛不欲生吧。”当她自杀未遂时,挚友麻美说。在麻美看来,“正义感异常强烈,体力过人”的伊藤诗织,七年来全力奔跑,过度透支了自己。
直到诉讼结束、舆论逐渐平息,伊藤诗织开始写作《裸泳》,才开始细看此前被自己掠过的是什么,“我因遭受性侵而导致的心理创伤,是一份经年累月依然不依不饶且持续扰动我日常生活的痛苦体验。”在书中,她说自己常做被老男人骚扰的噩梦;她常会在胸罩里藏一支录音笔,无论是警方调查还是其他活动,“不再信任日常打交道的一切”;“性暴力的创伤,也会波及受害者身边的亲人,令他们痛心彻骨。这种强烈的冲击,有时甚至会摧毁关系,导致双方断绝来往。”
2022年,伊藤诗织前往乌克兰做俄乌冲突的报道,持续研究全球的性暴力。刚果医生穆奎格有句名言:“强暴,是最低廉有效的战争武器。”在伊藤诗织看来,每当战火、纷争、暴力或侵略行动爆发时,必然有妇女儿童置身于性虐待、性暴力的蹂躏之中。作为记者、作家和纪录片制作人,她觉得自己还有许多工作应该好好去做。
“是中国的读者们,分担了我内心汹涌却难以言表的伤痛,教会我卸掉铁甲的方法。而今,我终于得以身无一丝挂碍地自在畅泳,亦敢于书写不加任何粉饰的‘赤裸裸’的文字。”这一次,伊藤诗织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正因为有那些影响,才有现在的我”
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7月,你和我说到你的恐慌症和巨大压力,但最近我读到你的新书《裸泳》才知道,你在开启中国旅程之前,曾经试图了结自己的生命,这确实令我心惊。当时长达四年的申诉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伊藤诗织:是有(自杀)这回事,所以我也一度想是否应取消前往中国的计划。但我得以撑过来之后,想着不能就此停下前进的步伐,于是还是去了中国。去之前,刚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所以那时脑海中的思绪还很飘忽不定。但前往中国,与读者们相遇后,我感到“我可以身处于此处”,在大家的帮助下,我飘荡的心绪重新回到了地面。我真的获得了中国读者们的诸多帮助。
四年的岁月谈起来并不简单。虽然曾受到过很多影响,但也正因为有那些影响,才有现在的我,这很重要。
▲《裸泳》
南方人物周刊:从2015到2022年,你都被性侵相关的诉讼案围绕,你的生活和动态被媒体和社会反复剖析,但另一方面,你是否感到自己成为了某种偶像——被人们推举到很高的位置,被寄予过多期待,甚至你的诉讼结果关系到许多人的信念,你观察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有什么样的变化?
伊藤诗织:社会的目光的确曾给我带来极大的压力,我也经常会感到要被那些压力压垮了。然而,那样的社会只是世界的某一部分。世界是宽广的,完全不受那般影响的场所和人更多。定义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在我看来某种意义上是给自己贴标签,所以我没怎么想过这点。我只是做着当下自己能做的工作。
南方人物周刊:你在2019年到中国的多场沙龙,现场反应都很热烈。读者不仅期待你在中国和韩国的性骚扰事件上发声,还希望你在全球女性主义运动方面发表更多洞见。你对这样沉甸甸的期待,是否疲惫或无法承受,你在其他国家是否也会收获这样的关注与期待?
伊藤诗织:不,我完全没有感到疲惫。要说的话,大家向我投来那些问题时,其中是饱含着巨大热情的,所以我反而满是兴奋和激动,感到“哦!我有伙伴!”说实话,在欧洲举办的活动中,虽然我也能感受到类似的伙伴感,但其中也带有一种看待不同事物的眼光,像是“啊,亚洲、日本原来是这样的,和以前的我们很相似”。所以和中国读者的相遇,令我非常雀跃。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能不能表达清楚。在日本遇到的读者,由于有日语的壁垒或者说礼仪感,不时会感到互相之间有一堵薄墙。而我记得在与中国读者沟通时,大家都用劲十足,会用语言尽可能地去表达自己的全部想法和情感。这令我感到非常开心,我也很感动能与那么多年龄相仿的人相遇。
“裸泳”前的漫长治愈
南方人物周刊:在过去这些年,面对自己的受害事件时,采用新闻记者第三方视角的职业态度来配合采访;面对他人遭受的性暴力,则以受害者的第一视角给予对方最大程度的情感支撑。长期以来的“新闻记者”与“受害者”两种身份和状态的分裂,至今依然存在吗?
伊藤诗织:哦哦哦,这真是一个好问题,很尖锐。我现在到底算是处于什么状态呢?其实几天前,我刚刚剪辑完成了一部个人纪录片的长篇电影。我觉得那部作品应该会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南方人物周刊:最初你不愿成为声泪俱下的“受害者”,而不愿直面痛苦和情感。《黑箱》中,你以记者视角、白描手法来陈述事件。但在新书《裸泳》中,你袒露了很多情感和无法承受的痛苦。七年间你为“活下来”而拼尽全力,所翻越过的最大痛苦是什么?
伊藤诗织:说实话,每当有人安慰我说“时间将会治愈一切”时,我总会在内心反驳说“治愈我的并不是时间”。因为在努力尝试着活下来时,无法简单地想象“活着”这一“日常”还能够再回到自己身边。
之所以并非依靠“时间”,而是通过遇到的人、各种经历得以实现“从‘活下来’到‘活着’”的转变,是因为并没有像“时间将会治愈一切”这句话一般,被动地等待着时间来治愈,而是尽可能地一点点为自己赋能,自主积极地采取行动去获得治愈。
体会到“行动才能得到治愈”这点,是我很大的一个醒悟。最大的痛苦是即将迷失自我、即将被内心的怪物所支配时。翻越过的与其说是巨大的痛苦,应该是直面自杀这件事,我活下来了。
▲《黑箱:日本之耻》
南方人物周刊:2019年你在采访时说遇到和山口敬之相似的人会有恐慌症,但在山口敬之败诉后的媒体发布会上,你一身正装地作为记者坐在台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惧怕?时隔七年后,你才能够去看樱花,这样的漫长恢复还体现在什么方面?
伊藤诗织:作为记者出席了山口的发布会,这对我来说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现在我也已经可以去赏樱了。(当然,有些时候也还是会回想起过去而感到身体不适。)另外,我现在出门时已经可以没有顾虑地和我喜欢的人牵手了。以前有一段时间,因为有人在网上对我的朋友和伴侣发表过分的言论,出于对身边人的保护,我曾减少外出,吃饭也会选择有独立包间的地方。但我并不希望因为这样的事由而限制我与朋友相处的快乐时光,之后也就没有再这样做了。
▲山口敬之 图/BBC纪录片《日本之耻》
南方人物周刊:我上次采访你时,的确许多问题不敢问,也不敢追问。作为受访者,你在这些年观察到许多记者总是隐晦含糊、小心翼翼地向你提问,不敢直切要害。你觉得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伊藤诗织: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应该是出于善意。其中或许有记者自身也有心理创伤,所以不敢提问;也或许有人对这类事情不了解,不知道能不能问,所以不敢提问。当采访时的提问可能会触及受访者的伤疤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记者和受访者的方向性和视角要尽量保持一致。“这样的事情不希望再发生第二次”——多数怀有心理创伤的受访者都会抱有这样的想法。如何去贴近他们这样的想法、通过询问怎样的问题才能将他们的这一信息传递给社会,这些是作为记者要去思考的。
南方人物周刊:作为记者,你的媒体意识很强,反复耗费力气重述经历,是为了让媒体将关注的重点聚焦在法律与社会体制的改良和升级上。如今,日本相应的法律发生了什么变化,社会有了什么改变?至少人们不会再执着于要求“完美受害者”了吧。
伊藤诗织:2023年是日本在刑法修正方面向前迈步的一年。但目前日本的刑法中依旧没有树立“未经同意的性交是强奸”这一概念。要举证强奸,需要证明受害者受到了严重的暴力和胁迫,很遗憾,在这一部分刑法并没有很大的升级。可以说,这等同于法律在要求“完美受害者(被殴打的痕迹显而易见,或是遭受第三者很明显能发觉的暴力行为)”。只要在这一点上没有进步,我认为就很难说日本的刑法有了巨大的改变。
记者生涯
南方人物周刊: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新闻事件当事人,你以多种视角观察各国的性暴力现状,这些地方对性侵受害者的态度有何不同?你说到被忽视的对受害者亲友的影响和伤害——被公布隐私、连个人生活也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如何面对这样袒露之后的结果呢?
伊藤诗织:我讲述一个至今为止我收到的最糟糕的提问。提问者是一名英国记者,他/她(原文未指明性别)的问题是“从头到尾讲讲受害那晚发生的所有事”。明明我都已经写在书里,并且也公开了向警察举证的内容,他/她却还问我这样的问题。即便我对他/她说我已经全部写在书里了,但他/她还是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不断说什么想听你用你的语言来描述。这种反复让人揭开伤疤的行为究竟意味着什么,希望他/她在以记者这个身份提问之前,先拥有作为人的想象力。
关于公开袒露这点,不管本人做了怎样的准备,在公开场合谈论都会带来巨大的负担。但“举证”是相信自己的第一步。不过那并不是说必须公开。我认为,首先为自己“举证”,Believe in yourself是最重要的。此外,事件是否公开并不应受到任何人的强制,应由自己全权决定。希望大家首先做到保护自我。
▲2019年12月19日,日本东京,山口敬之召开新闻发布会否认强奸指控并表示要上诉,伊藤诗织以记者身份出席,手中拿着新书《黑箱》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初中三年级在电车被骚扰时,你用日语大骂骚扰者,却没能得到帮助,反倒被当作“撒疯”的青春期女生。后来你在半岛电视台深度报道日本女性日常生活中遭遇痴汉骚扰的现状,用职业能力来帮助人,这些调查如何改变了你自身?
伊藤诗织:在半岛电视台做采访时,我已经从遭受痴汉行为的学生成长为二十有余的成年人。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在当下,受害者遭受的所谓日本社会定义的“痴汉”,仅被归为一种“添麻烦的行为”,依旧受到轻视。而与此相对,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标题(报道标题大多由编辑决定而非记者)中则用的是assault(侵犯)这个词,切实地将痴汉重新定义为“性侵”而非“添麻烦的行为”。这点让我有很深的感触。
南方人物周刊:经历了“动摇身体根基的性暴力事件”后,你说职业生涯仿佛听到发令枪“砰”的一声,后来你在记者工作中继续着性暴力研究。为什么“性暴力”是最轻易践行的暴力武器?
伊藤诗织:因为性暴力会轻易地夺去一个人的尊严,而被夺去尊严后,一个人活着的气力将被大大削弱。另外从历史角度来看,性暴力行为深处可能也包含着种族清洗这一卑劣的思想。
去年我去乌克兰采访,并且采访了前往周边国家避难的人;年末在泰国就渔业奴工问题做了采访;今年则在采访土耳其大地震后,制作了时长10分钟的纪录片。这三年我主要做的是长篇纪录片电影的剪辑工作,没能按心中所想进行采访和输出,不过电影即将完成,非常期待将这部作品呈现在大家面前。
南方人物周刊:从2015年4月30日你向日本警方提交报案书和起诉书,到2023年,这漫长的维权、疗愈发生在你的26到34岁之间。现在你的人生更像是续接上了以前的理想与生活,还是整个人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偏转?你曾自称“幸存者”,如今你期待拥有什么样的身份?
伊藤诗织:我当时还只有25岁(因为生日在5月)。以前的理想和现在的理想又是两回事,我的愿望清单每天都在更新。其实,我现在正为了达成愿望清单的其中一项而搭乘飞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正是在飞机上写下的。这次要实现的愿望,是和家人一起去南方岛国。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单纯的理想般的梦想,但我还没有和家人一起去国外旅行过。
事件公开后,因为家人并不希望公开,我们在修复关系方面花了一段时间,但现在已经成功越过这道坎,接下来一家5人将前往巴厘岛共度时光,这对我来说如梦一般。
我作为我自己活着,现在我的身份:“我就是我,伊藤诗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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